四川
一是允許女性皇族婚后繼續保留皇族身份。
二是允許從二戰后被剝奪皇籍的11個“舊宮家”中收養男系男性為養子，養子本人無繼承權，但其生育的男性子嗣可獲得皇位繼承資格。
這套制度設計用“養子”和“男性后代”兩個條件，進一步壓縮了女天皇出現的可能性。
日本出了第一個女性首相，而這個女首相正通過強改繼承權的方式，親手關上女性成為天皇的大門。
其實要解決這個問題，辦法還是有的，最直接的方式是允許德仁天皇的獨女愛子內親王繼位。民意對此高度支持，共同社在5月的民調顯示，超過八成受訪者贊成女性天皇。這條路此前在法律上不存在障礙，而且歷史上日本有過八位女天皇，也是有先例可循的。
然而高市政府選擇了最迂回的方式，從血緣關系遠至三十六親等的舊宮家中尋找養子，她寧愿把皇位傳給一個血緣關系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的遠親，也不愿傳給天皇本人的女兒。
這就說明，“確保皇族人數”只是擺在臺面上的理由，真正的問題不在于繼承者是誰，而在于繼承者必須具備什么屬性。
高市早苗反對女天皇的理由，是“男系男子”繼承的“傳統”。但這個傳統本身是近代天皇制建構的產物。
日本歷史上的八位女天皇大多以“中繼”身份出現，在男性繼承人年幼或政局不穩時暫時執政，最終仍將皇位傳回男系，真正將“男系男子”固化為不可動搖的絕對原則，是明治維新以后的事情。
高市所維護的并非千年不變的古老傳統，而是近代天皇制國家意識形態的核心部件。這套意識形態的內核是，純正血統賦予國家正統性，國家正統性為軍事正常化提供合法性基礎。
一旦“萬世一系”的血統神話被打破，天皇的“神性”就會遭到削弱，右翼借天皇名義推動修憲擴軍的敘事也就失去了依托。
所以說，在這次立法中，問題的核心從來不在于女性有沒有資格當天皇，而在于如果女性當了天皇，“男系血統”的連續性就斷了。一旦斷了，天皇制就不再是那個“萬世一系”的天皇制。對高市這樣的右翼政客而言，這種象征層面的斷裂比皇位有沒有人繼承嚴重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高市早苗的立場并非出于對皇室傳統的單純尊重，而是與其右翼思想一脈相承。自1993年當選國會議員以來，她連續十年參拜靖國神社，在安倍內閣時期是唯一堅持參拜的閣僚，2026年她仍以首相名義向靖國神社供奉祭品。
在歷史認知上，她將日本侵華戰爭表述為所謂的“自衛戰爭”，積極推動歷史修正主義教育，支持戰前《教育敕語》回歸課堂。
《教育敕語》是1890年頒布的戰前教育綱領，核心內容是要求國民在危機時刻為天皇“舍生取義”，是軍國主義動員體系的思想基礎。1945年日本戰敗后已被廢止。高市幼年接受的啟蒙教育中，就包含了《教育敕語》的誦讀，她本人從小就深受軍國主義思想的荼毒。
在日本，皇位繼承問題之所以成為政治焦點，與日本整體右翼化傾向，以及高市政府推動修憲擴軍的整體議程有直接的關系。高市非要管一下天皇的繼承規則，根本原因是為了控制右翼敘事工具的使用權。
德仁天皇對此并非沒有警覺，他在6月份的時候主動召開記者會，表示“皇室相關任何調整都必須征得民眾的理解和認可”。天皇通常情況下不干政，德仁的這番表態已經是破例，就是為了擔心皇室被右翼用作政治工具，試圖和高市早苗的右翼路線劃清界限。
這是戰后日本在體制內部長期存在的矛盾，天皇作為日本“國民統合象征”的角色，與右翼將天皇意識形態化的訴求之間，存在根本性的沖突。德仁試圖將皇室切割出去，而高市非要將皇室重新嵌入右翼的政治敘事。
這次日本通過《皇室典范》修正案，并非孤立事件。它和日本右翼政府先后解禁集體自衛權、擴大武器出口、大幅增加防衛預算一起，都是在突破戰后體制的邊界。
愛子內親王被擋在天皇寶座之外，基本上是鐵板釘釘子，但這件事留下的問題并不隨法案通過而終結，尤其是高市和日本右翼為了通過法案，在具體操作上可謂一塌糊涂，整個“領養”制度不僅模糊，還可能存在于日本現行法律相悖的情況。
不過，對于高市來說，這并不重要，她只需要一個能夠延續“軍國主義”敘事的天皇繼承制度。
日本右翼最終想要的“天皇”，是一個可以服務于“軍國主義”敘事的吉祥物，而不是一個擁有獨立判斷的“國家象征”。
但后者才是戰后日本皇室得以存續的真正理由，一旦這個基礎被動搖，日本的皇室制度將面臨比缺少繼承人更加深刻的危機，而整個日本在“新型軍國主義”的路上，也只會越走越遠，最終將付出更為慘痛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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