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2007年夏天，我從大學直接進入谷歌通訊部門，成為一名“Noogler”。
入職第一周，我和上百名新員工戴著公司發的配套螺旋槳帽，坐在查理咖啡館參加每周五的全員大會T.G.I.F.。現場不像企業會議，更像是啤酒驅動下的脫口秀、科學展和布道會的結合體。
創始人拉里·佩奇和謝爾蓋·布林穿著吸汗運動服和洞洞鞋登臺。拉里全程咧嘴傻笑，謝爾蓋則有俄羅斯口音和隨時可能翻跟頭的雜技身材。他們的魅力屬于“你要在場才能懂”的類型——臺下員工對每一句冷笑話都照單全收，連尖銳提問都能融化在笑聲里。彼時谷歌剛被韋氏詞典收錄，被《財富》評為全美最佳雇主，廣告機器印鈔速度超越華爾街最大膽的想象。但我們告訴自己，財務成功只是順便，使命才是核心：相信技術能改善世界，而我們正在建造未來。
那是我唯一一次作為純粹旁觀者參會。第二周起我就開始干活了——圈出Noogler區域、發多余的帽子、幫拉里和謝爾蓋起草腳本片段。同時我協助公關團隊接待記者，帶著迫切想親眼看“谷歌體驗”的媒體人參觀辦公室，猛學由人力運營部維護的“核心職場話術”。那是“把完整自我帶到職場”的年代，閃閃發光的人力資源專家對著媒體大談重視員工真實人格有多重要——話后總會跟著一句潛臺詞：“因為這樣人們才能做出最棒的工作！”我還被要求去上一門叫“清醒商業”的培訓課，導師是謝麗爾·桑德伯格推崇的高管教練弗雷德·科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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