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羅早期文化交流的考古學解讀（閱見世界）

水 濤

圖①至圖④依次為：彩陶帶蓋高圈足罐座(庫庫特尼文化早期三段)、彩陶缽(庫庫特尼文化晚期一段)、彩陶鼓腹罐(庫庫特尼文化晚期一段)、彩陶大口罐(庫庫特尼文化早期二段)。 以上圖片均選自《羅馬尼亞庫庫特尼文化彩陶集萃》，圖①為羅馬尼亞雅西摩爾多瓦歷史博物館藏，圖②至圖④為羅馬尼亞巴克烏縣“尤利安·安東內斯庫”博物館綜合體藏。

羅馬尼亞多布若瓦茨遺址航拍圖。多布若瓦茨遺址是庫庫特尼文化時期的重要聚落，自2019年開始，中國和羅馬尼亞兩國考古工作者持續對該遺址展開考古發掘。紅框內為多布若瓦茨遺址的發掘區。 羅馬尼亞考古隊供圖

2026年新年伊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和羅馬尼亞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合作編輯的《羅馬尼亞庫庫特尼文化彩陶集萃》一書正式與讀者見面了。筆者在2025年8月訪問羅馬尼亞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期間，曾走訪多處庫庫特尼文化的考古遺址和博物館，并有幸參加該書在羅方的相關發布活動，深感本書的出版凝結了中羅考古學家共同的心血，了卻幾代學人心愿，也解答了中國學術史上一個重要的世紀之問。

長久遙望：和仰韶文化的關聯之謎

庫庫特尼文化是距今6600—5000年出現的一種銅石并用時代的彩陶文化，主要分布在羅馬尼亞境內喀爾巴阡山東北部的摩爾達維亞高原和摩爾多瓦共和國。與其文化面貌相近的遺存在烏克蘭的黑海西北部地區和德涅斯特河中上游地區也有發現，被稱作特里波利文化。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共同體，是東歐平原到黑海北岸地區銅石并用時代文化的典型代表。

這樣一種年代遙遠，又與中國遠隔千山萬水的史前文化遺存，為什么會成為中國考古學家，乃至中國史學界長期關注的研究對象？

1921年，在河南省澠池縣仰韶村發現了仰韶文化，這是在黃河流域發現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史前文化遺存。在仰韶文化發現的最初階段，中國的其他地區尚沒有考古工作，不能給這種以彩陶為特點的文化遺存的比較研究提供可靠的對比資料，因此，仰韶文化的發現者、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將仰韶文化與在中亞發現的安諾文化和更加遙遠的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進行了比較，發表了仰韶文化西來說的論斷。中國早期文化西來說的觀點一經提出，便在中國史學界引起極大的震動，也產生了長久的影響。時至今日，經過幾代中國考古學家的持續努力，我們現已在黃河流域發現了早于仰韶文化的若干種文化，明確了仰韶文化產生于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并有逐步向西發展擴散的趨勢。安特生晚年根據在中國的一些新發現，修正了仰韶文化西來說的觀點。這種盛極一時的說法被學術界徹底否定了。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只是解決了仰韶文化自身的來源和發展去向問題，并沒有同時說清安諾文化和特里波利文化與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國早期文化之間到底有沒有交流和接觸？因為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考古學家沒有機會走出國門，去近距離觀察和研究那些遙遠國度中發現的早期文化遺存，這個問題一度是中國學術界無法回答的難題。

實地發掘：多布若瓦茨遺址

2019年開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在羅馬尼亞的多布若瓦茨遺址進行了連續4年的考古發掘，專題研究庫庫特尼文化時期的彩陶和聚落。在這期間，中羅雙方學者通力合作，把歷年來在庫庫特尼文化核心分布區摩爾達維亞高原發現的彩陶進行了梳理，精選出200件標本編輯成書，呈現在讀者面前。

這本圖錄收錄了中國學者陳星燦、李新偉，羅馬尼亞學者科爾內莉婭—馬格達·拉扎羅維奇等人的3篇文章，介紹了中國學者研究庫庫特尼文化的心路歷程和羅馬尼亞學者對該文化的基本認識。圖錄以300多頁篇幅，分早、中、晚3個階段，詳細展示了庫庫特尼文化彩陶的不同器型、不同花紋母題的藝術風格和特征。圖錄最后附錄了200件標本的出土地點、館藏編號、器物特征描述、參考文獻等詳盡信息，便于研究者核實材料和進一步比較研究。全書文字說明使用中英文雙語標注，體現了嚴格的國際學術規范意識。這是中國出版的首部有關庫庫特尼文化研究的學術專著，代表了我們對庫庫特尼文化研究的認識水平，堪稱一部中羅早期文化交流研究的經典力作。

那么，這部考古學研究著作給讀者帶來怎樣的學術新知？

依據羅馬尼亞學者研究，庫庫特尼文化早期階段的遺存，存在于距今6600—5900年，主要分布在東喀爾巴阡山的山前地帶、摩爾達維亞高原的山間谷地，以及普魯特—德涅斯特河的河間地帶。其后階段，人群逐步向東和東北方向擴散。早期的聚落可區分為中心聚落、次級聚落和季節性聚落，最大的聚落面積可達400萬平方米。聚落的布局一般為橢圓形或圓形，外圍有防御性的環壕。聚落中的房址多以圓形或半圓形成組排列和布局，單個房屋的面積大、中、小不等，在25—100平方米之間，有的有附屬建筑，用作貯存雜物或進行手工業生產活動。聚落的中心有大型建筑，應為公共設施。庫庫特尼文化人群的經濟生活以農業為主，種植的農作物有小麥、大麥、小米、豌豆等，飼養的家畜主要有牛、豬、綿羊和山羊，狩獵和漁撈經濟的比重較小。

制陶業是該文化最重要的手工業生產活動，制作方法以泥條盤筑法為主，也出現了慢輪修整技術。大部分陶器以彩陶為主，總占比高達50%—80%，甚至更高。這些彩陶一般在白色或紅色陶衣上以紅褐彩或黑褐彩構圖。部分器類如杯、碗、器蓋、豆、器座等的內外表面通體施彩，另一些器類如罐、甕等，一般僅在器物外面施彩。彩陶圖案的構圖母題比較多樣，早期以幾何形紋樣為主，有連續的螺旋紋、連續的菱格紋、連續的水波紋、三角紋、S形曲線紋等，完整畫面圖案繁復多變，不具有左右對稱或中心對稱的特點。中期以后，構圖母題中出現了多重同心圓構圖的連續螺旋紋，且畫面分布多為四等分或六等分的對稱結構，并出現植物針葉紋、鳥紋、蛇紋、奔跑的食肉動物紋、人形紋等寫實紋樣母題。施彩風格多見黑紅兩色的復彩構圖紋樣。器型組合也有相應變化，顯示出庫庫特尼文化在1000多年的發展進程中，早晚階段的文化面貌出現了復雜的階段性變化。

文明表征：彩陶花紋體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如果把庫庫特尼文化各階段的彩陶與仰韶文化的彩陶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兩者無論在施彩風格、構圖母題和主要器類等方面，都沒有什么共同之處。仰韶文化不是受庫庫特尼—特里波利文化影響而產生的，這是一個不容置疑的結論。

如果把庫庫特尼彩陶和在中國西北甘青地區發現的彩陶相比較，就會發現有很多相似因素，這些相似性表現在器物造型、施彩風格、構圖母題等多個方面，如連續的菱格紋、四大圓圈構圖的同心圓紋、復彩風格的動物紋等，在甘肅省臨洮縣馬家窯文化的半山類型和馬廠類型彩陶中時常出現。

目前，學術界一般認為，馬家窯文化的早期階段，即馬家窯類型時期的彩陶風格主要受仰韶文化晚期類型遺存的影響。但到了馬家窯文化的中、晚期，即半山和馬廠時期，彩陶的整體風格發生了明顯變化，且這種變化很多時候不能從馬家窯文化自身的發展過程中找到合理解釋。距今4600—4000年，西北地區的彩陶文化是否與更加遙遠的西方彩陶文化發生了直接接觸或某種藝術觀念之間的交流，這是需要在今后的考古學文化比較研究中給予更多關注的學術課題。

彩陶紋樣的變化，不僅反映了考古學文化自身的發展演變關系，也體現了創造彩陶藝術的人群所具有的審美觀念和社會組織結構特征。中外彩陶研究的成果一再表明，創造出輝煌彩陶文化的人群一般從事著定居的農業生產。彩陶母題花紋的紛繁變化，象征著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展示出江河安瀾、五谷豐登的生活圖景。

從羅馬尼亞東部那些一望無際的河谷平原，到中國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大地，在距今6000年前后的大暖期氣候和環境背景下，各自孕育出獨立發展的農業文化聚落，其穩定的食物生產方式，保證了人群的長期有效增長，也產生了創作和擁有彩陶制品的審美需求和社會條件。我想，這正是中羅早期文化發展共同擁有的精神財富，也是今天我們理解彩陶文化，進而深化文明互鑒研究的主要著力點。

(作者為南京大學歷史學院考古文物系教授)

《 人民日報 》( 2026年07月17日 17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