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兒紙條上的"爸爸一定要幫她"：教師讀博猝死，工傷認定為何兩度被否

一份委培協議，把一家人綁在"讀博—回校"這條路上兩次不予認定，一次勝訴，又一次不予認定三方各執一詞，家屬質疑"玩文字游戲""48小時"之爭：腦死亡還是臨床死亡，最高法已有信號堅持下去的理由，寫在女兒的紙條上

46歲的河西學院物電學院在編講師鄧淵博（化名），在西安某高校脫產讀博的第6年、畢業論文答辯前夕，突發腦出血倒在宿舍，送醫搶救13天后離世。妻子王曉雯（化名）為他申請工傷認定，把張掖市人社局告上法庭并勝訴，但人社局依程序再次作出不予認定決定——一家人陷入"贏了官司、拿不到結果"的維權僵局。

鄧淵博1977年生，河南農村出身，本科物理、碩士天文，2008年碩士畢業后入職河西學院物電學院任講師。2010年與剛本科畢業的王曉雯相識，次年結婚，夫妻原計劃輪流深造。

2017年6月，經本人申請、學校審批，鄧淵博與河西學院簽訂委培讀博協議，赴西安某高校電氣工程專業脫產讀博，學制3年，畢業后回校工作。因跨專業，他未能按期畢業，以延畢博士生身份租住西安某高校宿舍繼續做實驗、寫論文，期間學校持續發放基本工資、繳納社保

王曉雯辭職在家帶兩個孩子，2021年兒子出生后，鄧淵博回張掖的次數越來越少。2023年國慶，他在視頻里對妻子說："很累，再不回去，我非死在這兒。"轉身又回了實驗室。

2023年12月，鄧淵博向河西學院人事處和物電學院書面說明：已達到博士畢業要求，正在準備答辯，幾個月后即可回校。

2024年1月3日22時，視頻通話中他正熬夜預演次日導師檢查的PPT，為1月10日前后預答辯做準備。王曉雯提醒"忙完早點睡"，這是夫妻最后一次對話。

1月4日白天聯系不上，當晚23時輔導員、導師、同學撬開宿舍門，發現他倒地昏迷，入院記錄寫明"被發現意識不清已22小時"，長期熬夜勞累。1月5日醫院下達病危通知，1月17日凌晨宣布臨床死亡，《居民醫學死亡（推斷）書》載明死因：腦出血、全身多臟器功能衰竭。

2024年12月，王曉雯自行向張掖市人社局提交工傷認定申請。2025年2月，人社局作出不予認定決定，依據是河西學院舉證：鄧淵博2024年1月17日臨床死亡，不屬于"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突發疾病死亡或在48小時內經搶救無效死亡"。

王曉雯不服，訴至張掖市高臺縣法院，訴訟前委托福建正揚司法鑒定所鑒定——鄧淵博2024年1月5日1時7分已符合腦死亡臨床特點，即在入院后48小時內已進入腦死亡狀態。

高臺縣法院歸納四個爭議焦點：脫產讀博是否屬"因工外出"；宿舍寫論文是否屬"工作時間、工作崗位"；死亡判定采臨床死亡還是腦死亡；人社局決定是否合法。

法院認為：委培讀博期間應視作"因工外出"；人社局未對發病時間、崗位進行調查核實、未提交證據；在無證據排除腦死亡的情況下，僅以臨床死亡時間為據，屬事實不清、法律適用錯誤，判決撤銷原決定、重新作出認定。

人社局未上訴，但2026年3月第三次作出不予認定決定。新理由變為：鄧淵博2023年6月已從西安某高校結業并辦理退宿、檔案退回河西學院，"違規租賃宿舍、滯留該校"，發病時不在"工作時間、工作崗位"。

河西學院人事處：學校只是參保單位，工傷認定權限在人社局，高校只能配合舉證、無決定權；承認鄧淵博讀博期間"管理有瑕疵"，正在修訂在職教師讀博管理辦法。

張掖市人社局工傷科杜科長：高臺縣法院判決后才赴西安實地調查；強調該局統一以《居民死亡醫學證明（推斷）書》為法定依據，只認臨床死亡、不認腦死亡；鄧淵博臨床死亡距送醫已第13天，超出48小時。

錢姓副局長對王曉雯表態："很同情你，但目前走到這個程序了，你再起訴，得證明我們錯了，拿到法院新判決我們就重做。"

王曉雯反駁：丈夫帶薪脫產讀博既為學歷更為回校服務，延期畢業屬常態，"違規租賃宿舍""滯留"是把"為畢業做準備"偷換成"與畢業無關"；新決定看似默認了腦死亡鑒定，卻又單挑"非工作時間崗位"一點，是選擇性忽略、玩文字游戲

代理律師張新濤擔憂：若再訴再判撤、人社局再作不予認定，將陷入"法院判撤—人社局再否"的循環，程序空轉，浪費行政與司法資源

本案卡住家屬的，是全國工傷保險實務共同的痛點——《工傷保險條例》第十五條第一項"48小時之內經搶救無效死亡"視同工傷，但條例未細化死亡判定標準，基層普遍只采臨床死亡時間

陜西瑞宜律師事務所張婷霞律師梳理出三重困境：倫理上家屬不忍放棄搶救、極易超48小時；取證上多數病歷缺腦死亡明確診斷；維權成本上要走完復議、一審、二審甚至檢察監督，對喪親家庭是二次傷害。

一個標志性反向參照是202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行再516號判決：貴州職工吳某在工作崗位突發疾病，因搶救比48小時多出26分鐘被拒認工傷，家屬一路維權到最高檢抗訴、最高法提審。最高法明確——確有證據證明48小時內已處于死亡不可逆狀態的，可作為例外認定工傷；因家屬堅持施救、醫生連續救治反而失權，"情理法難以相融"。

北京中銀律師事務所孫凌飛律師指出，近年腦死亡標準認定工傷案例增多但未成主流，鄧淵博案中人社局調查取證"并不嚴謹扎實"，48小時腦死亡鑒定已在一定程度上推翻臨床死亡依據，若再訴有認定可能。他還舉出同類勝訴判例：早年安徽巢湖學院教師委培赴上海讀博期間在實驗室猝死，人社部門認定工傷，學校起訴未獲一、二審法院支持。

張掖本地也有先例：2017年該市一名鄉鎮副校長巡查食堂時腦出血、搶救超48小時，人社局不予認定，一審法院撤銷，張掖市中院維持原判，認定視同工傷。

王曉雯曾想放棄。直到翻出女兒偷寫的小紙條——"爸爸您在天堂還好嗎？您走了之后，我和媽媽都非常不高興。媽媽在弄您的'工亡'，爸爸一定要幫她。"她當場淚崩。

她堅持申請，既為丈夫正名，也為兩個孩子爭一份經濟保障。目前她已把此事反映至巡視組，人社局回復已受理、兩個月內答復。

一個值得關注的制度命題：當"脫產讀博"被委培協議明確為"回校工作"的前置環節，當"48小時"遇上"腦死亡—臨床死亡"的現代醫學落差，"工作時間、工作崗位"的機械解釋與立法本意之間的張力，正在一個個具體家庭身上反復上演。最高法的26分鐘改判，或許正是這類案件尋找出口的信號燈。

青科新聞綜合極目新聞整理。（文中王曉雯、鄧淵博為化名）

編輯：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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