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乃伊里為何藏著荷馬史詩？

你印象里埃及木乃伊隨身的葬品，大概是《亡靈書》的咒語、圣甲蟲護身符，或者描繪來世場景的紙草畫卷。但2026年7月，巴塞羅那大學的一支考古隊在埃及奧克西林庫斯遺址打開一具羅馬時期的木乃伊時，在它腹部發現了一張被刻意放置的紙草，上面寫的不是咒語，不是喪葬禱文，而是荷馬史詩《伊利亞特》第二卷的“船艦目錄”。這是考古史上頭一回，在木乃伊制作的儀式語境里找到一部純粹的希臘文學作品。

這件事像一個闖入異物，立刻在古典學界和埃及學之間攪起了一場安靜但有趣的辯論：一個以戰爭、英雄和神明憤怒開場的史詩片斷，為什么會跑進一具1600年前埃及人的墓葬儀式里？是拿來當護身符用，還是有什么我們還沒完全讀懂的文化密碼？

我們先回到發現現場。根據巴塞羅那大學古代近東研究所（IPOA）主導的奧克西林庫斯考古計劃公布的材料，這次發掘在2025年11月到12月之間進行，由考古學家努里婭·卡斯特拉諾（Núria Castellano）帶隊，具體地點是遺址第22區的65號墓。在那具羅馬時期木乃伊的腹部，研究者發現了一張折疊、封束的紙草，手法與過去在這個遺址見到的一些葬儀紙草非常相似。巴塞羅那大學的項目聯合主任邁特·馬斯科特（Maite Mascort）和埃絲特·龐斯（Esther Pons）指出，這樣的放置方式本身就是墓主有意為之的動作——它不是隨便塞進去的填充物，而是防腐流程中的一個環節。

這馬上引出第一個分歧點：紙草的角色是功能性的，還是象征性的？支持“功能性”解釋的一方會說，在埃及的干燥環境里，紙草并不算極其珍罕的奢侈品，古人有大量廢棄文書和過時檔案可以用來包裹遺體、填充體腔。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儀式關聯證據，這張《伊利亞特》殘片最直白的解釋就是邊角料再利用。考古現場也常有這樣的場面：某個抄寫匠的練習稿、過期的合同、沒人要的私人信件，最后都轉崗成了木乃伊的包裝紙。

但這一回，反對這種“廢紙回收說”的線索要強得多。關鍵背景是，奧克西林庫斯不是一座普通城鎮。從19世紀末開始，這里陸續出土了數量驚人的希臘語紙草文獻，包括薩福的詩歌、歐里庇得斯的劇作、早期基督教文本，以及大量世俗文書。換句話說，住在這里的人在羅馬時期擁有相當可觀的希臘文學書籍存量。如果要做木乃伊，廢棄紙草的選擇很多，但之前在同一遺址的多個墓中發現的類似位置紙草，內容無一例外都指向魔法和儀式功能——比如驅邪咒語、保護亡者的簡短指令。在這樣一個傳統中，突然替換成荷馬史詩，就不像是隨手一抓。

2026年1月到2月，研究團隊對紙草進行了第二個階段的精細解讀。修復師瑪格麗達·穆納（Margalida Munar）、紙草學家萊婭·馬夏（Leah Mascia）以及項目總負責人、古典語言學家伊格納西-哈維爾·阿迭戈（Ignasi-Xavier Adiego）教授聯手，逐字辨認那些脆弱的纖維上的希臘字母。馬夏女士的釋讀讓阿迭戈教授確定了這段文本的歸屬：它來自《伊利亞特》第二卷的“船艦目錄”。這段長詩是荷馬史詩中聲名最著的段落之一，逐一列舉了出征特洛伊的各支希臘聯軍，從城邦名稱、統帥姓名到艦船數量，如同一份用英雄體寫成的戰爭清單。

這也是辯論中第二個分叉點：為什么偏偏挑中“船艦目錄”？在古典文學愛好者眼里，這段詩像個數據庫，不像什么有魔力的咒語。但在古代埃及和希臘化世界的文化交叉帶，荷馬文本的地位遠比今天想象的要復雜。有些出土材料表明，荷馬詩句曾被當成神諭使用——拿起書卷來，隨手翻開一行，以那句詩卜問吉兇。如果紙草的主人或治喪者將“船艦目錄”視為某種神力話語，這段人名地名組成的連禱，就可能擔負起看護逝者的任務。阿迭戈教授的評論也透露了這種開放的推測方向，他說：“我們以前也找到過成捆、封口并被納入木乃伊制作流程的希臘紙草，但內容始終是魔法性的。”這段話把新發現定性為一個例外，也清楚地劃出了之前近百次發現的共同底色。既然魔法是這塊位置的默認屬性，文學文本插進來，更合理的猜測就是它被賦予了類似的靈性功能。

還有一層文化架構不容忽視。羅馬時期的埃及，希臘語是東部行省的官方語言，荷馬史詩是精英教育的核心教材。一個能擁有如此精加工木乃伊的死者，或他周邊的主事者，很可能在希臘文學的知識圈層里有浸潤。他們可能不把《伊利亞特》看作“單純的文學”，而是看作某種承載聲望、秩序與保護的復合符號。在這樣一個語境下，把一段描述萬千艦隊集結、英雄獲得命名的詩行放進木乃伊，與其說是在致敬文學，不如說是在借用一種更廣闊世界的秩序語言來安頓不確定性——死亡的不確定性、靈魂旅途的不確定性。

當然，正反兩方都不能給出終局判決。反方依然可以反駁：我們沒有任何直接的銘文或證據，說這張紙草被“轉化”成了符咒。它只是被放置，沒有被書寫額外的神圣標記。同時，船艦目錄本身并不包含療愈、守護或復活的直接字眼，它與葬禮的關聯，可能只是我們一廂情愿的后世解讀。也許只是那位防腐師恰好手邊有一卷用舊的《伊利亞特》抄本，撕下一段，折疊整齊，盡了一份當時人看來得體的敬意。在缺乏說明文字的情形下，誰也沒法完全否定這種平淡版本。

但研究團隊指出的一點，讓天平稍稍傾向“有意選用”的一側：紙草是被刻意折疊、封束之后才置入的。這種處理工序，與此前發現的魔法紙草一模一樣。如果只有內容不同而處理流程完全平行，暗示當時人把這件文學文本納入了同一套儀式操作手冊。至于為什么是荷馬而不是其他作家，阿迭戈教授沒有給出絕對回答，只提醒我們，奧克西林庫斯本身就是希臘文學紙草的高產圣地，這一帶居民對荷馬的熱忱，從已經發現的幾十件《伊利亞特》殘片就可見一斑。在眾多文本里，《伊利亞特》可能擁有最高的象征資本。

這件事也刷新了我們對古代木乃伊制作的一項默認認知。長期以來，埃及考古和古典學之間存在一個微妙的隔斷：紙草上的希臘文多數被歸入“文本傳統”研究，木乃伊則歸屬“喪葬考古”，兩者雖在同一遺址出土，卻很少被認為能在儀式層面產生直接關聯。這張小紙片打破了這個隔斷，它證明一種歷來被視為精英精神生活的文學經典，能夠下沉到個人最私密的死亡安排里，而且是以一種看似“非文學”的身份——充當隨身防護裝置。

有意思的是，“船艦目錄”本身在西方的接受史中也曾面臨過身份困惑。后世學者一度覺得它枯燥，充滿人名，不像史詩中其他部分那樣充滿戲劇性。20世紀的某些評論家甚至戲稱它為“古希臘的電話黃頁”。但近年來的研究越來越傾向于認為，這種列舉本身就是一種構建集體記憶和整體秩序的詩歌技術。每一位來自不同島嶼和城邦的將領被點名，等于一次身份召喚。或許，在1600年前尼羅河西岸的一次葬禮上，這段詩同樣在進行一種召喚——穩固亡者在彼處的存在，將他的名字編入某個超越性的冊列。

辯論目前暫時處在“各自有據”的階段。正方能拿出強有力的間接證據：放置方式遵循魔法紙草慣例、奧克西林庫斯居民對荷馬的高度熟稔、此前相同位置的文本全是儀式性質的。反方能拿出的，是缺乏直接宣稱文本被用作符咒的銘文證據，以及船艦目錄在內容上不夠“儀式化”的審美判斷。但作者們很清醒，這種審美判斷是現代的，不是古代的。對一個羅馬時期居住在埃及的普通人來說，荷馬的語言本身可能自帶重量，不需要貼上額外的魔法標簽。

巴塞羅那大學團隊現在的態度，用冷靜拆解的方式說，就是把發現稱為“首次有考古證據顯示希臘文學文本被有意納入木乃伊制作過程”，不多也不少。這是一個根基牢固的陳述，它不宣稱紙草具有法術功能，也不下結論說它只是廢紙利用。它只確認了兩個事實：安置是刻意的，內容是非魔法性的文學。這個陳述留下了一個寬敞的研究場域，讓接下來的分析可以從各角度入場。

從更長的視線看，這次發現最耐人尋味的地方或許不是荷馬史詩本身，而是它提示的一種交融狀態：在羅馬帝國治下的埃及，希臘語、埃及傳統、羅馬文化三層結構在喪葬實踐里交匯得如此自然。一具用埃及技術處理的身體，身上放著一部整個希臘世界共享的經典，埋在羅馬行省的一座城市里。這種層次感，比任何強調文明沖突的宏大敘事都更真切。

未來的工作會繼續圍繞這張紙草展開。紙草學家將嘗試復原更多前后的文句，確認它來自抄本的哪一個部分，或許還可以辨識出書手的特征。如果能找到同一抄本的其他碎塊，甚至能推斷它原先是一卷完整的《伊利亞特》，還是只為節錄使用的便攜手冊。殘留在紙草纖維上的防腐材料也可能被檢測，以揭示它被放入墓穴時經過了怎樣的處理。所有這些，都不會立即了結“文學還是魔法”的辯論，但會逐漸縮小猜測的半徑。

說到底，這個辯論本身也揭示了現代人面對古代遺物時的習慣：我們總想迅速歸類，是神圣還是世俗，是文學還是儀式。但也許對于墓主和他的社群，這種二分法根本就不對位。荷馬的字句可以既是美好的詩歌，又是有效的庇護，就像今天的葬禮上，人們誦讀的詩歌既是文學，也在行使安慰的職能。不同只在于，他們把這首詩寫下來，折好，封束，貼放在逝者身上，而我們把它收進書頁或電子文檔里。

如果非要從這次辯論里形成一個暫時判斷，那就是：文學文本的能力邊界，遠比我們想象的要有彈性。在奧克西林庫斯這張小小的紙草里，《伊利亞特》不僅講述了阿喀琉斯的憤怒，還一度被委派了一份安靜的陪護工作。這件事沒有改變文學史，但它輕輕挪動了一下我們關于“文學可以被用來干什么”的刻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