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在合肥，年輕人不再需要“找理由”

聊合肥，必然要說起安徽人。

“人人喜歡在腰上，別著一把斧頭”，這句話，在很長一段時間成為我對安徽人的一個深刻印記。

那是1921年，安徽人王亞樵在上海創立了安徽勞工上海同鄉會，還有個被熟知的名字，“斧頭幫”。或者，很多人是從周星馳的電影《功夫》窺探到被稱之為“黑幫”的斧頭幫。

然而，在那個時代，許多人眼中，懲惡除奸，成了斧頭幫的頭等大事。愛讀《水滸傳》與《史記·游俠列傳》的王亞樵，所聚集的這一群安徽人，在那個困頓的年代，一生都在熱血、暴力、江湖與理想之間相互撕扯。

那時候，安徽人從不信僥幸。

一百年后，再看安徽人，變了，也沒變。暴力不見，熱血依舊，理想也在多年探尋之后找到了一條平衡之道。這條平衡之道，叫中國新勢力產業版圖的重構。

合肥，是個典型。

翻開中國新能源產業這幾年的故事，波瀾壯闊的版圖重構中，合肥是最具敘事張力的樣本，熱血和理想迸發而出。

外界習慣于用“賭城”、“黑馬”、“產業奇跡”等標簽定義這座中部城市的逆襲，將其崛起歸因于精準的資本操盤與超前的政策布局。

但是，剝開宏大的產業數據、千億產值、萬億集群的外殼，合肥崛起的真正底層驅動力，或許是那些奔赴于此、扎根于此、扎根產業一線的新合肥人。產業塑造城市，人重塑產業，一座汽車新城的崛起，本質是無數個體命運與城市產業同頻共振的結果。

合肥人，從不信僥幸。

一個留下的理由

“誰會來合肥啊？”

2019年，去合肥調研時，那時候聽到這樣的話，還是尋常的，甚至略帶心酸的。彼時的合肥，處于新舊產業交匯階段，新的成就未現，舊的產業囿于困頓。

離開合肥，去南京，來上海，成為很多合肥年輕人，甚至安徽年輕人的選擇。當時，留在“省會”合肥，也需要一個“能留下”的理由。

為了這個“留下來”的理由，多年時間的修煉，合肥用了一條路，12個字。

不同于北上廣深自帶產業虹吸優勢，也不同于傳統工業城市依靠老廠底蘊，合肥的新能源汽車產業的躍升，成為合肥“留人”的路。

過去五年，數十萬年輕人奔赴合肥，涌入新能源整車、電池、零部件、智能智造產業鏈。他們的職業軌跡、生活狀態、成長變遷，勾勒出一座城市從中部洼地躍遷為新能源之都的完整肌理。

這條留人之路，12個字，就像當初的“斧頭幫”一樣，“無中生有、聚沙成塔、聚人成勢”。安徽，因為合肥，也成為多年以來、全國范圍內為數不多的人口凈流入省份。

24歲的林宇，是一個案例。江西人，合肥工業大學車輛工程專業應屆畢業生，是留在合肥的萬千青年之一。

四年前，初來皖地，他對合肥的印象只是一座普通中部省會，沒有一線城市的喧囂繁華，當時的他沒有畢業留下來的想法。四年后畢業，他拒絕了江浙車企的高薪offer，選擇扎根合肥，就在蔚來工廠從事整車結構測試工作。

在林宇的記憶里，大學期間的認知轉變，也是合肥汽車產業快速蛻變的縮影。“大三大四實習時最直觀的感受是，合肥的汽車產業一年一個樣。從前學長就業大多往外走，去廣州、上海、深圳。這兩年，大量學生選擇留下，因為家門口就有最完整的產業鏈、最前沿的生產線、最充足的成長機會。”

對外地學子而言，一座城市的吸引力，從來不止風景與煙火，而是產業提供的人生坐標系。

“我回江西老家基本上是無法就業的，只有一個江鈴，不僅企業比較弱勢，薪資水平也差很多，大部分年輕人很難擁有對口的高端制造崗位。我有一個汽車工程博士的師兄在江鈴拿到薪水跟我現在差不多，他強烈建議我不要回去。”

在林宇面向未來的路徑里，大概就只有奔赴一線，或者留在合肥。“上海、深圳一線城市確實很吸引我，我也有很多同學在大城市里，有時候自己也想去試試，但是看著那個遙不可及的房價也打了退堂鼓。扎根合肥挺好的，大城市偶爾有機會去感受一下就可以了。”

如果說，留校青年見證了合肥產業從“外流”到“回流”的人才逆轉，那么從沿海返鄉、遷徙入皖的產業從業者，則親歷了合肥從產業承接者到產業定義者的身份躍遷。

33歲的陳凱，安徽鄰省蘇北人，五年前在蘇州零部件工廠從業，彼時長三角制造業高度集中，資源、訂單、技術高度內卷，中小企業生存空間狹窄，普通技術人員職業天花板極低。2021年，他跟隨產業鏈遷移浪潮來到合肥，入職合肥高新區智能座艙零部件企業，從事精密結構研發。

“五年前，行業提起新能源制造，只認珠三角、長三角。沒人會覺得中部能跑出一座汽車大城。”陳凱回憶，初來合肥時，身邊不少同行心存疑慮，認為中部只是廉價產能承接基地，缺乏技術土壤與產業未來。但短短數年，合肥用產業鏈閉環打破偏見。

讓他感觸最深的，是合肥產業生態的抱團共生與耐心培育。

“在江浙滬的沿海地區，企業競爭大于協同，同行多是對手。而在合肥，龍頭整車企業帶動上下游配套企業共生成長，大小企業互補、產學研聯動、政企協同，形成完整的產業鏈。這是最難得的產業環境。”

有人說，合肥的崛起客觀因素要強于主觀意圖，長三角的產業外溢才是這一輪崛起的主因。

的確，地理位置決定了合肥可以同時享受長三角的人才外溢、資本外溢和產業外溢，但恰恰正是合肥能夠承接起如此體量的外溢才顯得更加難能可貴。

蕪湖人張淼對此深有體會。30歲的張淼最早就在蕪湖的奇瑞參加工作。“我小時候那會，安徽重點發展的是皖江經濟帶，以蕪湖為核心，銅陵、安慶、宣城齊發力，想把皖南先拉起來，繼而帶動全省。”

“但蕪湖是真的不爭氣，從資源稟賦、人才儲備乃至于蕪湖身上小富即安的特性上，都不具備當龍頭的能力。當地人富了之后，反而是去南京買房置業，對安徽來說，資金外流了。”十幾年后，合肥起勢，吸引諸多阜陽等地的皖北人群置業，留住資金，與之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都說合肥‘吸血’，但從安徽人的角度看，合肥吸得好。”在張淼的話語中，多少對蕪湖帶著一些恨鐵不成鋼的味道，他也成為了少數那些能夠在兩城之爭中站到對面的蕪湖人。

“真假賭城”

在他們的講述下，一條關于合肥產業崛起的邏輯鏈條呼之欲出，不是資本催生奇跡，而是產業吸引人才，人才沉淀產業，人文滋養城市，城市成就個體。

“我從東一門走到北二門，走了將近一個小時。這個廠實在太大了。”這是高中沒能上完，只干過半年后廚的李俠，第一次走進比亞迪合肥工廠發出的感慨。

第一次進廠，也是初入社會李俠表現得十分拘謹。“我爸給我找了關系進的廠子，做焊接，我雖然從沒做過，但是培訓幾天就能上崗了。一個月大概5000左右，也要看廠子效益。訂單多的時候，錢也會多些。”

李俠的老家在皖北阜陽，距離合肥只有一個小時車程，想回家也能隨時回去。在此之前，李俠的父親也曾介紹他去過浙江的電子廠，但是出門在外人生地不熟，李俠還沒上班就偷跑回來了。

“我那些表哥表姐，從前大多都去了浙江或者蘇州，我算是趕上了，在家門口就有活干。”

在過去二十年堅持的“工業立市，科教興城”的理念下，合肥筑巢引鳳，留下了一個又一個的就業平臺，這樣的產業崛起也給普通人的生活帶去了不一樣的變遷。

值得注意的是，每每在定義這座中部省會的逆襲之時，外界總是慣以“賭城”標簽，將合肥工業的萬億崛起，簡單歸結為幾次驚險的資本押注。

因為敢賭，合肥自己都養不起也要砸鍋賣鐵，留下安慰唯一的985中科大。因為敢賭，合肥在之后又有了京東方、有了長鑫、有了蔚來。

但是，多數人未曾讀懂，合肥的“賭”，從來不是市井式的投機冒險，而是徽商千年傳承的謀定之勇、絕境破局、重倉長期。

外界只看到了合肥模式的成功，但同時也忽略了合肥在賭局中的非凡膽氣。

當年，合肥全城電力緊張，中科大的供電優先級甚至高于省政府，哪怕是合肥全城斷電，也要保證中科大的教學、科研、生活用電。

在京東方項目上，175億元的項目總投資額占了合肥2008年財政收入的一大半，幾乎掏空全城全年財力。已經規劃立項、即將開工的地鐵項目，直接暫停擱置，所有資金、資源全部傾斜京東方，為匹配項目用電需求，合肥晝夜施工、全速攻堅，僅用6個月就建成一座110千伏專用變電站。哪怕是遇到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資金撥付也按時到位。

長鑫十年虧了366億元，如果換一個財政薄弱的中西部城市，到第五年就可能斷糧，要么項目停擺，要么國資被審計問責。蔚來的項目更不用說，批人批錢批地，甚至造車資質都能拉江淮進來協調，做到兩全其美。

“敢賭是格局，守拙是根基。合肥贏在，敢別人不敢的布局，也守別人不愿守的漫長寂寞。”

對于合肥黑馬一般的崛起歷史，在某市直機關工作的向前（化名）頗為熟悉。“我是在機關工作然后在中科大先研院掛職項目挖掘經理7年半。”

在掛職工作的幾年里，向前的主要任務是幫助科研人員梳理專利成果、對接市場需求。比如提出專利的市場化前景等建設性意見建議等等。像向前這樣的工作者還有很多，他們精通各類政策和談判技巧，能與政府部門、風投、企業等不同領域的人士發起有效溝通。

“跟其他地方不太一樣的是，合肥打造了一支懂產業、通政策、熟悉市場、擅長談判、精于資本運作的政府投行隊伍。我們一個基層招商員都具備全產業鏈的知識。”

在與向前的溝通中得知，合肥市的賭運也不是一直那么好，他們在投資上照樣吃過大虧。

“2009年，在引進京東方之后，合肥還投了21億引進日本日立淘汰的等離子生產線，希望與京東方形成雙保險。但市場趨勢就是液晶，等離子淘汰，這筆投資賬面虧損也超過10個億。幾乎是同一時間，2010年，合肥砸了25億元引進賽維LDK，準備打造‘全球最大光伏電池基地’。結果遭遇歐洲‘雙反’，幾乎虧完。”

兩筆項目的失敗投資一度讓整個合肥市委市政府噤若寒蟬，也成為了后來投資的重大教訓——不能只投一個孤零零的企業，而要投一條能扎根生長的產業鏈。

在后來就有了各屆班子一直喊得口號，“產業發展要‘一任接著一任干，一張藍圖繪到底’。”

2008年引進京東方，2016年長鑫落地，2020投資蔚來，三個項目橫跨12年，經歷了至少三屆領導班子，但沒有一個項目因為換人被叫停或擱置。這在其他的地方政府里實屬罕見。

“我們有合肥產投、合肥建投、合肥興泰三個比較大的國資平臺，總資產規模超過萬億。京東方的股票漲了，賣一部分，錢投到長鑫，現在長鑫的估值漲了，也可以退一部分，再投到下一個項目，這是一個良性循環。”

回望國內新能源產業十年變局，無數城市入局造車，多數皆草草收場，一地雞毛。有人賭風口、賭熱度、賭短期紅利，最終隨浪潮褪去而淘汰。

唯有合肥，賭趨勢、賭技術、賭實業未來。

皖地文脈千年，徽人向來兼具兩極特質：一是極致審慎、精于謀算的儒商智慧，二是破釜沉舟、敢為人先的闖蕩魄力。世人只知徽商善于經商逐利，卻忽略了徽商“不賭短利、只賭長局”的底層邏輯。

這種“謀定再賭、賭后篤行”的獨特人文基因，深深烙印在合肥城市發展的每一步，也完整復刻在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崛起全過程。

不同于粵商的開放靈活、浙商的機敏變通，徽商的精神底色，是謀定、敢闖、堅守和做長線。這種獨一無二的人文性格，也徹底重塑了合肥的產業命運。

當所有城市都在穩妥跟風、追逐確定紅利時，合肥以徽派之勇逆勢破局，重倉無人看好的新能源賽道。

向前表示，“有一個事情很有意思，你看網上說的這幾個賭局，08年投京東方、16年投長鑫、20年投蔚來，實際上這幾個時間節點都是重要的房地產風口期。但合肥還是愿意把錢用在了外界看來是一些不確定性的產業上。”

或許，合肥的故事，從來都不是一場僥幸的賭局。

在浮躁逐利的產業時代，這座城市以徽派獨有的血性與溫柔、魄力與沉穩，告訴外界所有跨越周期的產業繁榮，都始于敢為人先的格局，成于腳踏實地的堅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