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國家醫保局原司長熊先軍：醫保談判從不“砍價”，“不可能三角”是偽命題

價值醫療在中國，正在從一句理念，長成一整套真正落地、可持續運轉的制度體系。

2026年8月9日，第七屆價值醫療泰山獎，熊先軍也會蒞臨現場，作為嘉賓參與圓桌討論，歡迎掃碼報名參加（文末附“泰山獎”日程）。

撰文 | 黃思宇、陳鑫

以“三方五家”醫改報告首次提出“建設基于價值的優質服務提供體系”為起點，今年是中國政府提出“價值醫療”以來的第十年。

十年之間，中國從“仿制藥大國”加速向“創新藥研發策源地”邁進，一條以“患者獲益”和“真創新”為標尺的主線，貫穿了創新藥從研發到醫保支付的全過程。

然而，站在這個具有歷史意義的節點上，行業仍在追問：在復雜多變的醫保改革體系中，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價值”？高價、可及與可持續之間的矛盾是否真的無解？中國創新藥產業又該如何適應新時代的“價值醫療”？

作為國家醫保局醫藥服務管理司原司長，熊先軍深度參與了2000年首版國家醫保藥品目錄制定，2018年國家醫保局成立后出任醫藥服務管理司司長，主管醫保目錄動態調整與準入談判機制建設，其間主導多輪醫保談判改革。

這位在醫藥行業深耕近三十年的觀察者，對醫保談判、藥品定價和中國創新藥產業發展，有著獨到的見解。

熊先軍

在第七屆價值醫療泰山獎前夕，“醫學界”對熊先軍進行了長達兩小時的專訪。他拋出多個革新行業認知的觀點：創新藥高價、患者可及和醫保基金可持續之間的“不可能三角”純屬偽命題；醫保談判從不“砍價”，也不為藥品“定價”；中國創新藥最缺的不是“錢”，而是源頭創新能力。

這一切判斷的底層，都錨定在同一個坐標——價值醫療。

被杜撰的“砍價”：醫保談判到底在談什么

國內醫藥行業長期流傳著一種觀點：創新藥價格太高，患者和醫保基金都無力支付；但價格太低，又會讓藥企難以收回研發成本，失去創新積極性——高價、可及、可持續，似乎構成一個無解的“不可能三角”。

這種論斷被產業發展的焦慮不斷被放大，最終形成對醫保的一種“成見”：醫保談判等同于“壓價”，對本土創新藥產業發展造成阻礙。

但在熊先軍看來，這是一個被杜撰出來的偽命題。

“醫保談判其實就是一樁買賣。買賣雙方坐下來談成一個能達成交易的價格，談不成就明年再談。理清這一層關系，就不存在所謂的‘不可能三角'‘砍價’等說法。”他用經濟學中最基本的供需關系來解釋：藥企是供給方，自然想賣高價；患者是需求方，醫保作為支付方，代表患者與藥企談判，二者同屬買方，都希望以更低價格購藥。

大部分情況下，可以讓患者“用腳投票”，即患者基于自身情況選擇買哪一款藥。但對于獨家創新藥，“用腳投票”行不通，只能坐下來談。

“如果談成了，企業獲得了利潤，患者能用上創新藥，醫保也以可承受的價格支付，所謂的‘不可能三角’就迎刃而解。如果沒談成，明年還可以繼續談。”熊先軍說。

因此，把醫保談判這樣一場動態、允許多次嘗試的買賣，描述成一道靜態的、想要一勞永逸解開的難題，本身就是一種誤導。

2019年國家醫療保障局媒體吹風會，熊先軍（右）作為醫藥服務管理司司長介紹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調整有關情況

熊先軍還提出了一個更顛覆認知的觀點：醫保局其實并不“定價”。

“醫保局是制定談判規則的，不直接參與藥品定價，藥費最終是由醫保基金支付的。”熊先軍強調，即便是醫保基金，也沒有直接給藥品定價的權利，它只是代表需求方，與企業一起坐下來談，雙方都要遵守醫保局制定的規則。

醫保談判也不等同于“砍價”。“企業給出的數字不是價格，是‘喊價’。最終能用來在市場上進行交易的那個數字，才能稱為‘價格’。”熊先軍解釋。

一個案例足以說明這場“買賣”的分量。某款治療脊髓性肌萎縮癥的藥物，企業曾標價70萬元，當時年銷售額只有1000萬元左右，幾乎沒人用得起。納入醫保后，年治療費用降到不足10萬元，患者自費約3萬元，如今這款藥在國內的銷售額已超過1億元。

“企業賺到錢了，患者用上藥了，這就是雙方都獲益的交易。”熊先軍說。

既然醫保談判不為“高價”買單，那它究竟為什么買單？熊先軍的答案是——為“真創新”的增量價值買單。在熊先軍看來，“真創新”應同時滿足三條標準：

（1）能填補未滿足的臨床需求，包括針對新適應癥、針對過去無藥可治的疾病；（2）是一種新的化合物或采用新的治療機制，與國內“一類新藥”的定義相契合；（3）帶來新的臨床獲益或療效的實質性提升。

這是醫保談判的底層邏輯，也是最容易被誤解之處。

熊先軍指出，許多藥企覺得醫保談判的價格太低，是因為他們更關心在這款藥上投入了多少成本、多久能收回成本。但醫保跳出了成本視角，用藥物經濟學模型衡量一款新藥的“增量價值”有多大，醫保為“增量價值”支付相應的溢價。

一場場醫保談判，讓許多家庭從絕望到重燃希望

讓無數患者從“用不起”到“用得上”

被“逼”出來的躍遷：創新藥之困，不在藥價

過去十年，中國完成了從“仿制藥大國”向“創新藥研發大國”的歷史性躍遷。熊先軍直言，這是被“逼”出來的。

2015年之前，中國仍是“仿制藥大國”，熊先軍認為，這并非因為當時做創新藥沒有利潤，而是做仿制藥利潤太豐厚——無論大小藥企，只做仿制藥就能過得相當“舒服”。如果守住原有業務就能穩定獲利，企業自然缺少冒險創新的內生動力。

“只有當‘躺著賺錢’的空間被壓縮，企業才會在不得已之下投入創新研發。”熊先軍說。這并非苛責企業缺少求變的主動性，而是揭示了最基本的市場激勵機制——任何理性的企業都是趨利的，都會優先選擇投入產出比最高的那條路。

2015年，中國發起一場具有歷史意義的藥監改革；2017年加入國際人用藥品技術協調會（ICH）；2024年7月《全鏈條支持創新藥發展實施方案》出臺，2025年7月相關措施頒布；再加上資本退出通道的拓寬——一系列配套政策深刻重塑了產業激勵機制，驅使中國完成醫藥產業創新轉型升級。

國家藥監局（NMPA）數據顯示，2024年批準上市創新藥48個，創歷史新高；2025年這一數字達到76個，同比增長58.3%，再度刷新紀錄。與此同時，中國創新藥管線規模與“同類首創”（first-in-class）管線數量，均較十年前呈倍數級增長。

在這一背景下，“醫保壓價阻礙創新”的說法也需要重新審視。熊先軍指出，醫保談判從未違背鼓勵創新的風向：集中帶量采購擠出仿制藥的價格水分，醫保談判常態化和目錄動態調整，則為“真創新”藥品打開了14億人的廣闊市場。

厘清了醫保在產業升級中的角色，幾個被反復誤讀的產業命題也就有了新的答案。

其一，對于將BD交易描述為“賣青苗”，熊先軍并不認同：“一家以創新研發見長的公司，若沒有成熟的全球臨床運營和商業化能力，硬要靠一己之力把產品推上市、自己銷售，回報未必高過做BD。選擇授權出海，資金回籠更快，也能更早開啟下一階段研發。”

在他看來，這與其說是“賣青苗”，不如說是研究型公司基于自身特性做出的理性選擇，是中國創新藥融入全球產業鏈的現實路徑。更何況，中國藥企保留更多權益、參與更大價值分配的BD出海案例不斷增多，如今除了單純的管線授權，還有設立NewCo，共同開發的Co-Co模式等。

其二，對于“創新藥銷售占比低”的論斷，熊先軍認為不必強行對標歐美：一方面，中國仍有龐大的仿制藥存量，與美國等市場高度“創新藥化”的基礎不同；另一方面，對許多跨國巨頭而言，中國并非新藥全球上市的首發地。

“更值得看的是趨勢。”他強調，早年中國創新藥銷售占比還不到5%，只要這條曲線繼續向上，方向就是對的——至于速度，創新成果轉化本就需要時間，急不得。

其三，對于備受行業關注的商保創新藥目錄，熊先軍認為其意義首先在于賦予入圍創新藥“名分”——一個“國家級”標簽，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進院難”的阻力。但要真正落地，仍需打通兩個環節：

一是讓商業保險機構深度參與目錄制定，建立醫保與商保的“一站式”結算體系；二是擴大商保的保費池子——目前保費收入仍在千億元左右，相較萬億級別的基本醫保基金，規模仍顯有限。

換言之，商保創新藥目錄方向正確，起步堅實，但要從制度設計轉化為支付能力，仍需更成熟的配套措施落地。

中國創新藥產業真正的瓶頸究竟在哪里？熊先軍的回答一針見血：不是藥價，而是源頭創新能力。

“目前中國最擅長的還是快速跟隨式創新，基于已驗證的靶點和機制開發‘同類最佳’（best-in-class）藥物。這些也屬于創新藥，但若論first-in-class，中國依然稀缺。”熊先軍指出，源頭創新能力匱乏是中國創新藥產業發展必須要突破的瓶頸，而基礎研究偏薄弱、資本支持不足、成果轉化受阻等因素，共同筑高了這道難以逾越的坎。

這些短板并非短期內可以彌補，更不是單靠金錢投入就能化解。也正因如此，熊先軍反復提醒：不應把所有產業發展的焦慮都甩給醫保。創新真正的驅動力，不在于利潤的多寡，歸根結底，還是在于是否被大環境“逼”到了“不創新就出局”的境地。

價值醫療：一切判斷的原點

從醫保談判只為“真創新”買單，到創新藥產業被“逼”出來的躍遷，最終都匯聚到同一個原點——價值醫療。

醫保實現“全民覆蓋”后，對醫保基金使用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醫保也已經從“按項目付費”轉向“戰略性購買”，主動決定“買什么、向誰買、以什么價格買”。當前的集中帶量采購、準入談判、DRG/DIP付費模式，都是“戰略性購買”的具體體現，

價值醫療，正是這套購買邏輯最重要的標尺——醫保愿意為有“價值”的醫療產品和服務買單。

熊先軍為100種罕見病患者拍攝肖像

國際公認的“價值醫療”經典公式是：價值（Value）= 患者健康獲益（Outcomes）/ 醫療成本（Costs）。這意味著，要么在分子端把臨床療效做到最大化，要么在分母端把支付成本壓到最小化，才能帶來整體價值的提升。

熊先軍對這個公式做了一個至關重要的補充：“價值”指的一定是一個群體的獲益，而非某一個體的結局。

他拋出一個尖銳的問題：一位老人患了腸癌，治療很有效，卻在治療期間因其他疾病（如卒中）去世，醫保是否還應為他的腸癌治療付費？單看這一位患者的結局，腸癌治療似乎“毫無價值”。

答案是應該付。

“任何藥品和治療手段，都不可能對每個患者都產生理想的療效。臨床上判斷藥品和治療手段療效如何，從來不是看它對某一個患者是否有效，而是看在一群同類的患者中，能讓多少人獲益。”熊先軍說。

這種群體價值的邏輯，落到具體的制度設計上，就是DRG/DIP付費模式：醫保為同一類疾病設定好價格標準，把制定診療方案、控制成本的主動權交給醫院，天然激勵醫療機構“以最低成本實現最優療效”。

理解了這一點，也就理解了為什么醫保只為“真創新”的增量價值買單，理解了熊先軍所言：所謂的“不可能三角”并不存在，藥品價格無所謂“高”或“低”，醫保談判從不“砍價”，中國創新藥產業發展最缺的不是“錢”，而是源頭創新能力。

這些研判，不過是價值醫療理念在醫保支付上的真實投射。

十年前，中國第一次把“價值”寫進醫療的坐標系；十年之后，這兩個字正從一句理念，長成一整套真正落地、可持續運轉的制度體系。

當醫保以價值醫療為標尺，患者用得起新藥、好藥，企業敢于創新，醫保基金可持續運行，三者不再相互矛盾，而是共同指向同一個答案——讓每一分醫保基金，都轉化為患者真實的健康獲益，也讓中國的創新藥產業在“真創新”的價值引導下，從快速跟隨走向源頭創新，從創新藥大國走向創新藥強國。

審稿專家：熊先軍（國家醫保局醫藥服務管理司原司長）

基于 “價值醫療” 理念創辦的

2026醫學界價值醫療大會暨

第七屆泰山獎頒獎儀式

將于8月9日在上海盛大啟幕

本文審稿專家熊先軍司長

也將親臨現場

帶來深度行業探討與專業分享

完整大會日程詳見下圖

可掃描下方二維碼報名參會

8月9日，上海

第七屆“泰山獎”將花落誰家？

讓我們共同期待！

來源：醫學界

校對：蔡 菜

運營：趙 靜

責編：陳 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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