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明：深化東西部協作推進常態化幫扶與鄉村振興統籌實施

區域協調發展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東西部協作是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實踐。今年是東西部協作戰略提出30周年，“十五五”時期，我國進入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新階段，東西部協作機制面臨從集中攻堅向常態化幫扶轉型的歷史任務。必須深刻把握常態化幫扶與鄉村振興的辯證統一關系，以制度創新為引領、以產業協同為紐帶、以要素流動為支撐、以治理現代化為保障，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布局，為扎實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與實踐路徑。

東西部協作的時代轉型與戰略定位

東西部協作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集中體現，正在經歷從脫貧攻堅向鄉村全面振興的歷史性轉型。這一轉型不僅是工作重心的轉移，更是發展理念、體制機制和路徑模式的系統性重構。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五年過渡期內，東西部協作承擔著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與推動鄉村全面振興的雙重使命，其戰略定位已從單一的扶貧援助轉向區域協調發展的制度性安排。

從理論維度審視，東西部協作體現了區域協調發展理論在中國實踐中的深化發展。傳統的區域發展理論強調要素流動與市場機制的作用，而東西部協作則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政府宏觀調控功能，通過制度化的對口幫扶機制，在先發地區與后發地區之間實現要素重組與優勢互補。這種“政府引導、市場主導、社會參與”的多元協同模式，突破了西方發展經濟學中“涓滴效應”的被動等待邏輯，構建了主動干預、精準施策的區域均衡發展路徑。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過渡期，協作雙方引導企業到西部地區投資，推動了產業集群化發展。

當前，東西部協作在形勢和任務上面臨“三大變化”，一是幫扶工作對象從幫扶地區的脫貧群眾轉向幫扶地區的所有農民，二是工作任務從解決“兩不愁三保障”突出問題轉向推進鄉村全面振興，三是工作措施從支持脫貧縣脫貧摘帽轉向促進脫貧縣自身發展。這“三大變化”深刻揭示了鄉村振興戰略的普惠性、全面性和內生性特征，要求協作機制必須從特惠性政策向普惠性制度轉變，從外部輸血向培育造血功能轉變，從短期攻堅向長效機制轉變。2021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關于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意見》明確提出，要堅持和完善東西部協作和對口支援機制，調整優化結對幫扶關系，將現行一對多、多對一的幫扶辦法調整為原則上一個東部地區省份幫扶一個西部地區省份的長期固定結對幫扶關系，這標志著東西部協作進入制度化、常態化、規范化的新階段。

常態化幫扶機制的理論內涵與構建邏輯

常態化幫扶機制是東西部協作深化發展的制度創新，其核心在于將脫貧攻堅期的超常規舉措轉化為鄉村振興階段的常規性制度安排，形成穩定、可持續、可預期的幫扶體系。這一機制的構建遵循著從運動式治理向制度化治理轉型的內在邏輯，體現了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

從制度經濟學視角分析，常態化幫扶機制本質上是一種降低區域協作交易成本、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制度設計。脫貧攻堅期間，對口幫扶依靠行政命令和政治任務驅動，雖然執行力強但可持續性不足；鄉村振興階段則需要建立基于共識、規則和契約的長效機制。常態化幫扶機制通過明確結對關系、固定資金規模、規范項目流程、強化考核評估，將臨時性的政策安排固化為制度化的行為模式，從而增強協作雙方的穩定預期，降低協商成本和執行成本。這種制度化的路徑依賴一旦形成，便會產生自我強化的效應，推動協作關系不斷深化。

常態化幫扶機制的構建遵循“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穩慎退出”的原則，形成了多層次、全方位的幫扶體系。在識別層面，建立常態化動態監測機制，加強對農戶返貧、致貧風險的預警監測，確保幫扶資源精準滴灌；在幫扶層面，堅持“東部所能、西部所需”的導向，通過產業合作、勞務協作、人才支援、消費幫扶等多元化手段，實現優勢互補與協同發展；在退出層面，不搞“急剎車”，設置過渡期，實行差異化分類考核，確保幫扶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這種全周期管理機制既防止了福利陷阱，又避免了返貧風險，體現了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

常態化幫扶機制還強調多元主體的協同參與。政府層面，建立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強化東西部黨政領導互訪和聯席會議制度；市場層面，鼓勵企業參與產業合作，推廣“飛地經濟”模式，引導東部產業向西部梯度轉移，形成“萬企興萬村”的幫扶格局；社會層面，動員社會組織、慈善機構、志愿組織等力量參與幫扶，凝聚東西部協作最廣泛的社會共識。這種政府、市場、社會三元協同的幫扶格局，既發揮了社會主義制度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又激發了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構建了可持續的幫扶生態。

鄉村振興統籌實施的底層邏輯與政策協同

鄉村振興是包括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組織振興的全面振興，東西部協作在推進這一系統工程中發揮著統籌整合資源、協調區域發展的重要作用。統籌實施的底層邏輯在于打破行政區劃壁壘，實現要素跨區域優化配置，推動城鄉融合發展和區域協調發展。

產業振興是鄉村振興的物質基礎，也是東西部協作的核心抓手。理論研究表明，產業轉移是區域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現象，但市場自發轉移往往存在滯后性和盲目性。東西部協作通過政府搭臺、企業唱戲，引導東部勞動密集型產業、資源加工型產業向西部有序轉移，既為東部產業升級騰出空間，又為西部產業發展注入動能。政策層面，國家鼓勵東西部將協作資金的60%投入到產業合作中，共建產業園區，并建立租賃收益、入股分紅、金融保障等多種聯農帶農模式，形成園區發展、企業盈利、村集體和農戶受益的共贏局面。過渡期內，東西部協作持續加大產業轉移力度，共建產業園區近800個；通過東西部協作機制幫助西部地區500余萬農村勞動力實現就業，其中脫貧勞動力300多萬人。這種產業協作模式超越了簡單的“輸血式”援助，通過產業鏈分工和價值鏈重構，將西部地區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實現了區域經濟的深度融合。

人才振興是鄉村振興的關鍵支撐。東西部協作構建了多層次人才交流機制：一是干部雙向掛職。東部選派優秀干部到西部任職，帶去先進理念和治理經驗，西部選派干部到東部學習鍛煉，提升發展能力。二是專業技術人才支援。實施教育、醫療“組團式”幫扶，通過團隊整體嵌入提升受援地公共服務水平。過渡期東西部協作省份共互派干部1.6萬名，雙方干部責任共擔、觀念互通、思路互動、作風互鑒，共同凝聚起協作幫扶的強大合力。三是本土人才培養。依托東部教育資源，開展定向培養、在職培訓、技能提升等，為西部打造留得住的人才隊伍。過渡期持續組織開展教育、醫療“組團式”幫扶，東部省份的6500多所學校、醫院結對幫扶西部的7700多所學校、醫院，協作雙方累計互派教師、醫生等專技人才12萬人次，東部地區優質教育、醫療資源與西部地區實現了有效對接。這種“輸血”與“造血”相結合的人才支援模式，既解決了西部人才短缺的燃眉之急，又著眼于其長遠能力建設，為鄉村振興提供了持續智力支持。

文化振興和生態振興是鄉村振興的精神內涵和生態基底。東西部協作通過文化交流促進觀念互通，引導西部地區學習借鑒東部地區在鄉村治理、鄉風文明等方面的經驗，推廣網格化管理、積分制等治理方式，提升鄉村治理現代化水平。

在生態振興方面，東西部協作雙方共同探索生態產品價值實現機制，將西部的生態優勢轉化為發展優勢，推動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實現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社會發展的協同共進。

組織振興是鄉村振興的根本保障。東西部協作強化了農村基層黨組織的戰斗堡壘作用，通過結對共建等方式，推動東部先進黨組織與西部黨組織結對，在組織建設、黨員管理、服務群眾等方面互學互鑒。同時，協作機制本身也強化了黨的集中統一領導，通過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統籌協調，確保各方力量在黨的領導下形成合力，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全國一盤棋”的顯著優勢。

政策協同是統籌實施的重要保障。鄉村振興涉及的領域廣泛，涉及的行業眾多，需要加強部門間、區域間、層級間的政策協調。在橫向協同上，建立跨部門協調機制，整合財政、金融、土地、人才等各類政策資源，形成政策合力；在縱向協同上，中央層面加強頂層設計，省級層面強化統籌協調，市縣層面抓好落實執行，確保政策不脫節、不斷檔；在區域協同上，通過東西部協作機制，推動區域發展戰略對接，促進規劃銜接、政策協同、產業聯動。這種全方位的政策協同體系，有效避免了政策碎片化、部門本位主義等問題，提高了政策實施的整體效能。

完善東西部協作的制度創新與路徑優化

面對鄉村振興的新形勢新任務，東西部協作需要在體制機制、幫扶方式、重點領域等方面持續創新，不斷提升協作的精準性、有效性和可持續性。

在體制機制創新方面，應進一步完善常態化幫扶的制度框架。一是穩定結對關系，保持現有結對關系總體穩定，同時根據發展階段變化動態優化調整，確保幫扶工作的連續性；二是健全資金增長機制，建立財政援助資金與地方財力增長掛鉤的動態調整機制，保障幫扶資金的穩定投入；三是完善考核評價體系，將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推進鄉村振興成效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實績考核，強化結果運用，形成正向激勵；四是建立防返貧動態監測和幫扶機制，對脫貧不穩定戶、邊緣易致貧戶實施常態化監測，及時采取針對性幫扶措施，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

在幫扶方式創新方面，應更加注重發揮市場機制作用。一是深化產業合作，推動產業梯度轉移，鼓勵共建產業園區，引導東部企業到西部投資興業，形成優勢互補的產業鏈分工格局；二是創新消費幫扶，建立穩定的產銷對接機制，利用東部市場優勢幫助西部農產品拓寬銷售渠道，推動“西貨東售”；三是強化勞務協作，建立跨區域勞務協作機制，開展訂單式培訓、定向輸出，促進西部勞動力到東部就業或就地就近就業；四是推進人才交流，擴大干部人才雙向交流規模，提升交流質量，推動從“單向支援”向“雙向協作”轉變。

在重點領域優化方面，應聚焦鄉村振興的關鍵環節精準發力。一是支持國家鄉村振興重點幫扶縣，加大資金、項目、政策傾斜力度，補齊發展短板；二是推進鄉村建設行動，學習借鑒浙江“千萬工程”經驗，打造鄉村振興示范村，引領帶動鄉村全面振興；三是加強易地搬遷后續扶持，確保搬遷群眾穩得住、有就業、逐步能致富；四是深化教育醫療幫扶，通過“組團式”幫扶提升受援地公共服務水平，阻斷貧困代際傳遞；五是推動數字鄉村建設，利用東部信息技術優勢，幫助西部發展農村電商、智慧農業，彌合數字鴻溝。

在協同機制完善方面，應構建更加緊密的區域協作共同體。一是加強戰略規劃對接，將東西部協作納入雙方經濟社會發展總體規劃，實現規劃協同、政策聯動；二是推動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強交通、能源、水利、信息等基礎設施的對接，降低區域協作成本；三是促進公共服務共建共享，推動教育、醫療、文化等公共服務資源跨區域流動，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四是深化生態環境聯防聯治，建立跨區域生態補償機制，共同守護綠水青山；五是強化社會治理協同，建立跨區域矛盾糾紛化解、突發事件應對等協作機制，維護社會和諧穩定。

面向共同富裕的東西部協作展望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特征。東西部協作作為促進區域協調發展、縮小發展差距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實現共同富裕進程中肩負著重要使命。面向未來，東西部協作應緊緊圍繞共同富裕目標，在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基礎上，著力縮小區域差距、城鄉差距、收入差距，推動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

從區域協調發展看，東西部協作應致力于構建優勢互補、高質量發展的區域經濟格局。通過產業協作、“飛地經濟”、園區共建等模式，推動東部產業向西部有序轉移，引導西部融入全國統一大市場，形成東中西聯動、南北方協調的區域發展格局。同時，加大對革命老區、民族地區、邊疆地區的支持力度，完善差別化區域支持政策，推動特殊類型地區振興發展，確保在共同富裕道路上不讓一個地區掉隊。

從城鄉融合發展看，東西部協作應著力破除城鄉二元結構，推動城鄉要素平等交換、雙向流動。通過勞務協作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通過產業合作帶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通過人才支援提升農村人力資本水平，通過消費幫扶拓寬農產品銷售渠道，多渠道增加農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同時，學習借鑒東部鄉村建設經驗，推動西部農村人居環境整治和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水平，讓農村成為安居樂業的美麗家園。

從收入分配改革看，東西部協作應助力構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協調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安排。在初次分配環節，通過產業協作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再分配環節，通過財政轉移支付、對口幫扶資金等手段，加大對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在三次分配環節，引導東部企業、社會組織參與西部慈善公益事業，發展慈善事業，展現三次分配在區域協作中的重要作用，形成“先富帶后富、幫后富”的良性循環。

東西部協作30年的實踐充分證明，這一制度安排是我國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的重要體現。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必須長期堅持并不斷完善東西部協作機制，以常態化幫扶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以統籌實施推進鄉村全面振興，最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宏偉目標。這既是社會主義本質要求的生動實踐，也是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重要探索，必將為人類減貧事業和全球可持續發展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作者系北京大學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二級教授）

來 源：《中國鄉村振興》雜志2026年第13期

總監制：姚卜成

監 制：韓世雄

編 輯：張瓊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