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錢三強的妻子買菜時遭售貨員冷言冷語：冬筍價格太高，你買不起就別碰嗎？
1931年秋，北京的梧桐葉剛剛泛黃，18歲的何澤慧提著書包走進清華物理館時，被守在門口的助教攔下，“女生學物理多難啊，改去化學吧？”她抿嘴一笑，只回了一句：“哪門功課難，我就要學哪門。”話音不高，卻像一記清脆的錘子，敲在那位助教的訝異里。
同班女生原本只有寥寥三五人，她干脆發動眾人去找系主任理論。“憑什么女生就該退學？”眾人七嘴八舌，主任沉默片刻，只丟下一句：“考得過，就讀。”四年后，成績榜上，何澤慧的名字始終排在最前列。整個物理系的男生服了氣，師長也不得不承認，這個戴著圓框眼鏡的姑娘，記筆記的速度和實驗的耐心，誰也趕不上。
學位到手，她沒有急著安逸，而是申請到德國洪堡基金的資助，1935年只身抵達柏林。歐洲正處在戰云密布的陰影中，可她心里盛滿的是中子散射、伽瑪射線，那些閃著光的公式像磁石一樣吸附著她。實驗室里，午夜的臺燈照在她身側，白袍被藥品熏出淡淡的酸味，她卻把這味道當作“科學的煙火”。
就在柏林的顯微鏡旁，她收到一封來自巴黎的信。信紙上，錢三強的字跡剛勁：“研究順利嗎？有空來巴黎，我們還有好多問題要討論。”兩人原先在清華曾謀面，卻因各自留學分隔兩國，只能靠書信交流分裂能譜與原子核裂變的最新進展。1946年春，他們在巴黎市政廳注冊結婚。儀式很簡單，居里夫人夫婦到場祝福。合影里，年輕的兩人并肩而立，神色平靜，像兩塊將被投入熔爐的鋼鐵。
新中國成立后，核科學成為必須攻堅的新領域。1950年，夫婦倆拒絕了歐洲研究機構的挽留，帶著一箱舊書回到北京，投入原子能事業。科研經費拮據，儀器得靠拆解舊設備拼裝。錢三強每天拿著改錐和焊錫，彎腰在試驗臺下接線；何澤慧則反復運算，校正探測器靈敏度。“螺絲刀給我。”他喊。“來喏，小心燙。”她遞過去，手心已被烙出紅印，但眉眼分明帶著笑意。
那時候，科研樓外是碎石小路，樓里卻晝夜燈火。為了省錢，何澤慧常穿著打補丁的呢子大衣，午飯只要一碗素面。有人勸她申請補貼，她擺手：“錢得花在探測器上。”這種近乎倔強的節制，被不少學生偷偷議論——教授怎么過得比咱還清苦？
時間推到1978年立冬前后，北京菜價猛漲，冬筍最是金貴。一個周末清晨，何澤慧戴著舊呢帽，拎籃子去復興門外的露天市場。她在攤前挑了兩根瘦長的春筍，攤主抬眼，語氣冷淡：“這可不便宜，看好了再動。”她嗯了一聲，繼續低頭挑選。旁邊一位買菜的大媽認出了她，小聲嘀咕：“這是搞原子彈的那位何教授。”攤主一愣，臉色倏地漲紅，“哎呀，早說啊！您隨便挑，價錢好商量。”何澤慧只是笑笑，按標價付了錢，“不用找便宜，我買得起，也得守規矩。”
回家后，她把筍切成細絲，與幾根豆芽一起下鍋清炒，鹽巴也只撒了兩指。錢三強端著碗嘗了一口，“味道真好。”她順手擦了擦額頭的水汽，輕輕應了聲。窗外，初冬的風掠過操場，遠處教學樓玻璃反出清亮的光，照在兩位白發科學家略顯佝僂的背影上。第二天一早，他們又出現在實驗室門口，風衣仍舊舊舊的，神情卻像幾十年前初進物理館時一樣堅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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