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表姐叫林春，表哥叫林秋。他們是我大姨家的一對兒女，相差只有一歲。大姨家在偏遠的鄉下，那個年代，那個地方，重男輕女的觀念像是長在骨頭里的毒害。可在那個家里，情況卻有些不同。
大姨和姨父脾氣暴躁，常年在外打零工，偶爾回趟家，往往伴隨著無休止的爭吵和摔打東西的聲音。在那個風雨飄搖的屋檐下，林春和林秋不是競爭者，而是彼此唯一的依靠。
林春是個極其安靜的女孩，長著一雙總是帶著點哀愁的眼睛。從小到大，只要家里爆發戰火，她總是第一個沖過去，把瘦小的林秋死死護在身后。
有一次，姨父喝醉了酒，順手抄起一根掃帚疙瘩就要往林秋身上抽，林春想都沒想就撲了上去。那一棍子結結實實地砸在她的后背上，她連哼都沒哼一聲，只是死死抱住弟弟的頭。事后，林秋心疼地看著姐姐背上青紫的淤痕，一邊掉眼淚一邊用熱毛巾給她敷。林春反倒笑了，摸著他的頭說，姐肉厚，不疼，你只要好好念書，以后帶姐離開這兒就行。
這句話，成了林秋前半生唯一的信仰。
林春初中沒念完就輟學了，進了一家鎮上的服裝廠。每天踩著縫紉機，從天不亮干到深夜，計件算錢。她把賺來的每一分錢都仔仔細細地撫平，一疊一疊地攢起來，除了交給大姨的補貼家用，剩下的全都給了林秋做學費和生活費。林秋腦子活泛，也爭氣，高中考上了縣里的重點，后來又順利考上了省城的大學。
林秋去省城報到的那天，林春請了半天假去車站送他。那天的綠皮火車擁擠不堪，林春隔著車窗，把一個用布縫得嚴嚴實實的舊錢包塞進林秋手里，里面是她新發的工資。林秋不肯要，紅著眼圈說自己能做兼職。林春板起臉，罕見地對他發了脾氣，說你在外面別讓人瞧不起，錢不夠了就跟姐說，姐能掙。
火車開動的時候，林秋探出半個身子，沖著站臺上那個穿著褪色碎花襯衫、雙手粗糙得像砂紙一樣的女孩大喊：“姐，你等我！等我掙了錢，第一件事就是給你買個帶大陽臺的房子，讓你天天曬太陽！”
大學四年，林秋拼了命地學習、做兼職。他幾乎不參加任何需要花錢的聚會，食堂里永遠只打最便宜的菜。他知道，他咽下去的每一口飯，都是姐姐在縫紉機前踩出來的血汗。
畢業后，林秋進了一家互聯網公司，憑借著一股不要命的拼勁，短短三年就做到了項目主管的位置，薪水翻了幾番。
后來林秋在省城首付了一套兩居室的二手房，雖然不大，但朝向極好，主臥連著一個寬敞的陽臺。拿到鑰匙的那天，他第一個給我打了電話，聲音里是掩飾不住的激動，他說他要去鎮上把林春接出來，以后他們姐弟倆就在城里扎根，再也不回那個沒有溫度的家了。
可是，命運最殘酷的地方就在于，它常常在人滿懷希望，剛要觸碰到光芒的那一刻，毫無預兆地降下無底的深淵。
林秋回鎮上的前一天，林春在服裝廠的車間里突然暈倒了。當時工友們以為她只是低血糖或者太累了，掐了半天人中沒反應，這才慌忙叫了救護車。送到縣醫院的時候，人已經沒有自主呼吸了。醫生說是突發性腦動脈瘤破裂，出血量極大，位置又深，連轉院到省城的機會都沒給。
林秋趕到醫院太平間的時候，林春身上已經蓋上了白布。我陪著他走進去，那是我這輩子見過最壓抑的畫面。林秋沒有像電視劇里演的那樣嚎啕大哭，也沒有歇斯底里地質問醫生。他只是僵硬地走過去，慢慢掀開白布，看著姐姐那張蒼白、安詳卻再也不會對他笑的臉。
他伸出手，輕輕摸了摸林春因為常年勞作而變形的指關節，然后雙腿一軟，直挺挺地跪在了冰冷的水泥地上。他張著嘴，像是一條被扔在岸上的魚，拼命地大口喘息，卻發不出一絲聲音。
眼淚鼻涕混在一起，糊了滿臉。我就站在他身后，聽著他喉嚨里發出那種類似于野獸被割斷氣管時咯咯的悶響，心里像被塞了一大把碎玻璃。
林春的后事辦得很草率，大姨和姨父只當是少了個賺錢的工具，嘆了幾口氣，流了幾滴眼淚，便張羅著趕緊下葬。農村的規矩多，未婚早逝的女子進不了祖墳，只能在村外的荒地里找個地方草草掩埋。
那片荒地邊緣有一棵有些年頭的老槐樹，枝干虬結。小時候，林春和林秋為了躲避姨父的打罵，經常跑到這棵樹上躲著，一躲就是半宿。
下葬那天，沒有吹奏，沒有紙扎，只有一個孤零零的土包。林秋站在新堆起的墳前，呆呆地看著那塊連字都沒刻完的簡易墓碑，站了整整一個下午。初秋的風已經有了涼意，吹得老槐樹的葉子沙沙作響。
他終于開口說了那天唯一的一句話，像是對我說，又像是自言自語：“她還沒住過帶陽臺的房子，還沒穿過我給她買的那件紅大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