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經濟學家的去世引發巨大爭議

前幾天，經濟學者高善文去世。社交媒體上，有人緬懷他的“真知灼見”，有人則批評其“投降派”言論，導致輿論撕裂得厲害。

說實話，我對高善文并不陌生。當年貿易戰爆發時，我曾好幾次發文嚴辭駁斥他的觀點，也認真讀過他的演講和訪談。我的感覺是，高善文骨子里其實是想做個愛國者，只是因為觀點和認知出現問題，讓“愛國”的方式變得極其扭曲。

高善文的主要爭議，集中在他對中美關系的錯誤認知。下面，我先列舉他當年引發巨大爭議的一些觀點：

“我們回顧過去40年的歷史也清楚地看到，所謂改革開放在開放這一層面上的核心是發展一個非常友好的中美關系，使得中美兩國能夠正常交往、正常做生意，在這一前提下中國跟整個西方世界可以正常交往，中國跟西方世界之外的其它國家才能夠正常交往。”

“當年改革開放、對越自衛反擊戰，本質是中國向美國遞交投名狀，換取融入西方全球經濟體系的入場券。如今中美矛盾激化，我們需要再向美國遞交一份新的投名狀，主動調整產業政策、開放關鍵領域，消解美國的競爭焦慮，否則過去四十年對外開放的紅利會全部消失。”

中美關系的穩定確實是改革開放的重要外部條件，在當年的語境下一點也沒錯。可問題的關鍵，是他由此推導出的結論大錯特錯。

他把對越自衛反擊戰解讀為向美國遞交“投名狀”，把改革開放的成就歸結為美國對我們的施舍。用他的邏輯打量，中國今天的一切都是美國的恩賜。所以當貿易戰打響，他的藥方自然下跪——產業政策讓步、國企規則妥協、意識形態調整，以求美國放過。

這套邏輯大家熟悉嗎？汪精衛當年的“曲線救國”也是這么想的，先投降、再圖存。高善文和汪精衛的本質區別只有一點：汪精衛知道自己是在投敵，而高善文真心相信自己是在愛國。他打心眼里認為，向美國低頭是為了中國好，是為了保住中國人民的飯碗。

這是一種被深度規訓后的自我說服——他認為中國的一切都托美國施舍，無法想象中國可以走一條不依賴美國恩賜的發展道路。突然之間我的腦海里響起那部電影的名臺詞：安紅，離開你我可怎么活！

這種思維的致命缺陷在于，他把國家發展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對手的善意和寬容之上，從而忽略了幾個基本事實——

美國發動貿易戰，不是因為我們不夠順從，而是因為我們已經強大到了讓它感到威脅的程度；它忽略了中國14億人的市場本身就是底牌，忽略了我們這些年的科技積累和工業體系已經具備了獨立循環的能力，更忽略了國家安全和自主創新這種長期戰略價值。

以上這些，在他那套被規訓的經濟學理論中，全都被折算成了“短期成本”。

高善文身上，折射的是一代人的精神困境。他們成長于中國相對落后的年代，親歷了改革開放帶來的巨變，卻把這種巨變錯誤地歸結為“美西方的恩賜”。他們對中國的不自信，深入骨髓。所以當美國翻臉，他們比美國人還慌，比美國人還急——他們覺得天塌了。

當年馬臣喊出“現在是中國向美國投降最好的時候”，那不僅是某個人的失言，而是一種集體恐慌的縮影。高善文的“投名狀論”，本質上和馬臣的“投降論”是同一套邏輯的不同表達——都是把國家命運拱手交給他國處置，把民族的未來寄托于對手的施舍。

當然，高善文在經濟學研究上并非一無是處。他在宏觀經濟分析、房地產周期、產能周期等領域有一些獨到的見解，這些我不否認。同樣不可否認的，他是一名被西方經濟學范式深度塑造的學者——分析工具是西方的，參照系是西方的，連解決方案也天然傾向西方。

一個人走了，我們可以對他的專業貢獻給予尊重，但我們更應該清醒地看到：那套“投降換發展”的邏輯是走不通的。真正愛國的人，不會把國家的命運交給對手去憐憫。這一點，高善文沒有想明白，希望后來的人能想明白。

說實話，很多人在社交媒體上高調回憶、紀念高善文，說實話，部分是因為他在圈子中有一定的影響力，而更多還是為了表達和宣泄一種情緒。

當下的經濟形勢，大家都感同身受。跟幾年前比，日子確實緊巴了不少。以前說“過緊日子”，現在成了真真切切的現實。這種落差感，不是幾個數據能概括的，它刻在每一個為房貸、為孩子學費、為日常開銷發愁的人的日常生活里。

問題是，很多人面對這種階段性、周期性的困境時，本能地選擇了一種最省力的解釋方式——“這次不一樣”。他們覺得當下的困難看得不可克服，于是悲觀情緒被放大，焦慮感被蔓延，而高善文這個曾經對中國經濟表達過深度憂慮、甚至提出過“投降論”的經濟學家——就成了他們情緒的投射對象。有些人紀念他，其實是在紀念自己那份“被驗證的擔憂”。

可這種投射本身，是值得警惕的。高善文的“投名狀論"，本質上是把國家四十年的發展完全歸結為美國的恩賜，把中美博弈的出路寄望于單方面的妥協。這種思路，放在今天這種”天下大亂“的格局里，不僅是錯誤的，而且是危險的。

如果我們在情緒的低谷里，不是選擇努力奮斗、共克時艱以擺脫，而是覺得雙膝一軟、下跪求饒這種最省力的方式就能改變困境，最終只會陷入萬劫不復的境地。

悲觀者正確，樂觀者成功。我不否認當下有困難，也不否認很多人的生活確實被擠壓了。但我想說的是，困難再大，也不能讓悲觀成為一種政治正確。真正的愛國者，是在低谷中依然能看到方向、在困境中依然能保持定力的人，而不是一味放大焦慮、渲染絕望的人。

高善文走了，但關于”如何面對困難“的思考才剛剛開始。我們可以紀念一個學者，但不要迷戀一種悲觀。因為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比經濟下行更可怕的，是信心的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