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浩月 | 年輕作家要重建自己的文學故鄉

文 | 韓浩月

時代的變遷雖然快速且不容回頭，但滋養文學的“土壤”仍在，文學意義上的“故鄉”猶存，只是年輕作家需要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這兩個詞。

在以“Z世代文學，向何處”為主題的《十月》“小說新干線”“創意新力量”創作分享會上，多位作家與編輯就Z世代寫作的審美特質、困境突破與未來走向，進行了探討。其中，作家李洱認為，“當下年輕寫作者筆下的日常生活與過往代際存在顯著差異，并出現向架空歷史或幻想題材傾斜的傾向”，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博士李玉新提出“年輕和缺乏生活不是Z世代寫作的不足，反而是他們的優點，意味著他們能夠保持開放靈活的心態，去捕捉更多更新鮮的故事”。

一

《十月》作為老牌文學期刊，設置專門欄目，力推年輕寫作者以及來自高校創意寫作專業學生的作品，是值得贊許的行為。作家、評論家、編輯愿意閱讀、觀察和推薦年輕寫作群體，既是出于責任意識，也與危機意識有關——如果文學創作失去新鮮血液，期刊作為文學陣地，作家作為文化身份，其影響力會持續弱化。

20世紀八九十年代，《人民文學》與《收獲》為當時的年輕作家阿城、蘇童、余華、馬原等提供了重要發表陣地，助力他們的創作成為了實驗文學與先鋒文學的重鎮；1998年《萌芽》雜志社發起“新概念作文大賽”，成為“80后”作家的“成名直通車”；21世紀之后，文學熱降溫，影視改編取代文學期刊成為新的“造星工具”，比如近年頗受關注的雙雪濤、班宇、鄭執就得益于影視作品，被譽為“東北文藝復興三杰”。現在，想要復制過往模式，讓年輕作家浮出水面越來越不容易。

雖然《十月》雜志、閱文集團新人榜、中國網絡文學影響力榜等平臺一直致力于推廣“Z世代作家”，但這些局限性始終未被打破：一是其跨平臺影響力有限，他們或是發表載體單一，或是被限定于特定簽約平臺，在小范圍有一定知名度，卻難以跨越不同讀者圈層，被大眾讀者廣泛知曉；二是平臺無論對作品還是作家，都缺乏更為強有力的推廣手段，在社交媒體與碎片化傳播時代，文化機構如果不能站在潮流前沿，成為流行現象制造者和引領者，自然無力使旗下作者的名字為大眾所知曉。想要打破這種局限，需要整個出版業、傳播業、讀者群乃至全社會集聚注意力，但顯然從行業圈子到跨領域合作，再到生產與消費，想要推出年輕作家“頂流”的可能性在不斷降低。這一局限性是屬于時代的，它堅固到甚至無法打破。

二

“Z世代作家”傾向于寫“架空歷史或幻想題材”，這些題材在網絡文學時代，的確有一些成為影視劇的改編母本，但在進行續寫的“Z世代作家”手中，同類題材寫作并沒有體現出與影視、流行文化、娛樂消費之間穩定且更強的聯系。將“Z世代作家”目前的創作，放在宏大的文學概念與整體的消費范疇中來看，其中具有足夠現實分量、能支撐他們真正走進主流的作品占比與影響力尚不足。

中國現當代文學，曾有被浪漫主義、尋根主義、傷痕文學、魔幻現實主義、先鋒文學、新寫實主義、青春文學等命名所定義的不同時期或階段，但現實主義一直是沒有中斷的脈絡與不可忽視的底色。提到現當代文學，讀者會自然而然流露出對從事過現實主義寫作的代表作家與作品的喜愛。因為，現實主義不只是外在樣貌，更是內在精神。而“Z世代作家”無論從事純文學寫作還是致力于網絡文學創作，作品大多離現實主義有點遠。

“年輕和缺乏生活”，使得“Z世代作家”往往選擇以想象力驅動探索與聚合，向內只能選擇內視角進行捕捉與挖掘。為了彌補作品現實性的不足，一些年輕作家較少關注現當代文學史脈絡，轉而直接向古代經典尋求靈感，因而形成一種現象：一度相對沉寂的古典主義元素，成為年輕作家借鑒的資源之一。古典主義與感性式寫作相結合，能制造出具有一定沖擊力的戲劇結構和絢爛文風，但一個缺陷是容易帶來閱讀層面的踏空感。

用“私人化寫作”來定義“Z世代作家”可以說不無道理，網絡化生存使得年輕人的物理活動空間減少，社會關系的單一與人際交往的淺層化讓年輕作家在生活體驗、情感提煉、思想升華等層面缺乏必要的經歷、磨煉與總結過程。年輕作家想要走向大眾讀者群，應嘗試走出“私人化寫作”劃定的狹窄空間，擁抱現實主義，讓自己的寫作真正與土地上的所有人建立關聯。一項圍繞Z世代的閱讀調查顯示，余華、魯迅、路遙、莫言等是Z世代最喜歡的作家，這意味著年輕讀者對于現當代文學乃至現實主義仍有強烈的興趣，此信息應成年輕作家創作時的參考。

三

現當代文學所取得的文學成就，多與土地、農村、農耕、牧歌文明有深切的關系，幾乎每位具有公眾知名度的現當代作家，背后都有強大的故鄉敘事作為支撐，如魯迅的紹興、沈從文的湘西、莫言的高密、劉震云的延津……可以說，現當代文學的許多重要成就，正是深深植根于作家們所出生并成長的土地。

“Z世代作家”的作品可以用羅蘭·巴特的“不及物寫作”理論來定義，更具體一些，或可用“無根式寫作”來形容——即便當今少數仍生活在農村的年輕寫作者，也已經與鄉土有了很強的距離感，而多數在城市生活的“Z世代作家”，面對“故鄉”一詞會產生某種陌生感。如果根據“故鄉”所包含的歸屬感、依戀感乃至成就感來界定，他們的故鄉更大程度建立在互聯網上。但這并不意味著，“Z世代作家”失去了扎根土壤、重建故鄉的可能性，時代的變遷雖然快速且不容回頭，但滋養文學的“土壤”仍在，文學意義上的“故鄉”猶存，只是年輕作家需要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這兩個詞。

想讓“Z世代作家”像“山藥蛋派作家”那樣擁有豐富的鄉土生活經歷，是不可能的。如果想要尋找可供扎根的土壤，就只能從文學土壤的角度去發現，“Z世代作家”已經本能地從古代文學典籍中去嘗試扎根了，并且視野還越過了偏純粹的古代文學典籍，將“歸隱”“修真”“種田文”等可以歸類于傳統文化的生活方式當成了創作的土壤。但僅僅有這些是遠遠不夠的，“Z世代作家”要貫通性地理解并擁抱文學土壤，包括對現當代文學也要有額外親近的態度，因為那是當下與未來寫作者的一個重要通道，由此可以看見自身的來路與出處。假如缺乏對這一重要文學時期的深度認知，年輕作家便難以彌合自身寫作與傳統及當下的斷裂感。

“Z世代作家”要重建屬于自己的文學故鄉，這一故鄉并非特指某一個地名，而是要重視并強調“人與人之間”的關聯與互動。傳統意義上的故鄉之所以能夠成立，除了有鄉土作為承載之外，故鄉之令人眷戀更多在于人與人之間深厚又純樸、本真且簡單的關聯，哪怕不少作品寫到故鄉不堪的一面，那也是表達“有陽光的地方必然有陰影”。因此，想要真正寫出現象級的文學作品，年輕作家有必要多經歷人際與故事，多觀察社會現實，并從生活的結構和人生的細節里源源不斷地找到故事與人物。除了找到豐厚的文學土壤、建立可以暢游其中的文學故鄉之外，年輕作家還應在此基礎上積極與時代、社會互動，多參與文化話題與公共議題，讓形象與聲音被廣泛地看見與聽到——這有益于寫作的持續性和飽滿性。

寫作是一項體系復雜的行為，作品的形成、傳播、影響是作家、媒介、讀者、公眾共同參與的結果，如果只是把寫作當成個人心緒、私人情感的表達，顯然是把寫作簡單化了。期待“Z世代作家”能夠在文學被網絡、AI沖擊的巨大慣性下，真正認識到文學的魅力核心，用經典作家的標準要求自己，為自己所處的年輕時代留下深刻的文學印跡。（本文刊于2026年7月9日解放日報09版朝花周刊/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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