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祖武：我是如何當上歷史所所長的

我是如何走上行政崗位的

在學術上稍微有一點成績，名就上來了。在90年代初，我發現，所領導可能在有意培養我。為什么我這樣認為呢?這與當時特殊的背景和一件事有關。

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一個很特殊的時期，社會秩序較亂，歷史所也如此，領導班子幾乎處于半癱瘓的狀態。在此情況下，已經退休的林甘泉先生受命于危難之際，重新出來主持歷史所工作。那時，甘泉同志已經從領導崗位卸任，然而突發事件的驟然沖擊，致使歷史所領導班子處于半癱瘓狀態。院黨組負責同志幾次找甘泉同志商量，希望他能再度出山，收拾困難局面。為了黨和人民的事業，甘泉同志將個人得失置諸腦后，毅然重新挑起治所重擔，歷史所又重新走入正軌。在度過這一特殊時期后，歷史所重新組建了領導班子，林甘泉先生才正式退出，由李學勤先生出任所長。

這其中的過程曲折，是林甘泉先生事后告訴我的。20世紀90年代中葉以后，我被吸收到國家古籍規劃小組參加工作會議。當時國家經濟狀況遠不如現在好，與會人員往往是兩人共用一間賓館客房。一次在香山飯店開會，我恰好與甘泉同志共住一室。兩天的朝夕相處，甘泉同志不但給我講了歷史所建所以來艱苦奮斗的歷史，講了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道理，講了從郭老到侯外老一代接一代的優良學風，而且還特別回顧了80年代末，歷史所從未遇到過的困難局面。

90年代初，風波以后，我就發現一個問題，什么問題呢?就是感覺所里在有意培養我。一個事情就是我突然承擔了一個任務，就是對80年代的“文化熱”如何評價的問題。當時所黨委就交給我這個任務,說,你把80年代我們國家“文化熱”的興起、發展過程梳理一下,總結一下里邊的經驗教訓,作為一個課題,黨委委托你來做。事后我就想,所里可能要培養我了。因為我是做清史的,與這樣現實的課題關系不是很密切,加之又不是黨員,怎么把這樣重要的課題交給我呢。

我為什么講我和馮天瑜先生是好朋友呢?就是因為這事。提綱寫出來后,我還把它寄到武漢大學,請天瑜兄看呢。他也認可。寫出提綱后,所黨委幾位負責人找我,林甘泉先生也在。一位黨委書記、一位副所長,還有林先生,他們三位就找我來談這個提綱。總體是肯定這個提綱,說了很多鼓勵的話,同時指出還要加深對“文化熱”背景的分析。因為那時我的眼光畢竟不高,看不到“文化熱”背后還有更大更廣闊的背景,包括國際背景,所以還要放開眼界,深入剖析國內國際的背景。本來我都想繼續做下去的,也收集補充了更多的材料,但不知何故,過了一段時間,就無聲無息了,再不催我了,課題就這樣不了了之。

通過這個事,我感覺大概領導可能要培養我了。到了1993年,所黨委一位領導同志就來找我談心,交流思想,讓我加入黨組織。加入黨組織后不久就把我提為副所長了。當時李學勤先生是所長,我就當他的副手。當然,副手不止我一個,還有另外兩位。我具體分管科研。所以,我是大概從1993年年底,就開始走上行政崗位。從那以后,就再沒有整段的時間,能像以前那樣專心致志地從事科研工作。作為一個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歷史所問題也不少。我說的“問題”不是指敏感的政治問題,而是指各種各樣的具體事務。

各種問題都會暴露和出現。我也不會處理，我是真不會做事。所以需要分很多心來學習，學習如何做行政，學習如何進行科研管理和服務。真叫“費力不討好”啊。

雖然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專心從事專業研究，但是我知道不能放棄，也始終沒有放棄專業研究。有一次，社科院的一位副院長汝信同志對我說，祖武同志啊，你千萬不能忘記你是一個學者，一定要做出第一流的學問來，只有如此，社科院和你們所，才會認可你，你千萬不能把學問丟了。這是汝信同志給我講的，當時他找我談工作，就趁機給我這樣說。我答應說“好”。林甘泉同志也再三給我囑咐，意思與汝信同志一樣。林甘泉先生說，你是專家，是以專家身份進入班子的，你永遠都要做專家，否則就失去進入班子的意義了。

1993年我擔任副所長，1998年開始任所長。如果說，我任副所長前，稍微有所察覺的話，那么,出任所長則完全是意外。任所長前，沒有任何人找過我談話。按道理，這種任命是要報中組部備案的，至少分管院領導要找我談話，院里組織部門應該找我談話，但是都沒有。當時我正帶領一個由3個人組成的代表團在日本訪問。訪問回來第三天就接到院黨組辦公室的通知，說，明天院領導要來所里開全所職工大會，有任命決定，請您務必參加會議。在會上，院領導當眾宣布，院黨組決定，由陳某某同志任歷史所所長。這讓我始料未及也大吃一驚。

郭老、陳援老、侯外老都曾擔任歷史所所長，他們都是德高望重的老前輩，我的前任李學勤先生是我的師輩，也是著名學者，名氣很大，我不能也不敢與他們比。我估計是當時院里一時找不到合適人選，又做了民意調查，才讓我擔任的。如果沒有民意測驗，可能就不會讓我擔任。還有，絕對要有老一輩或者院領導、所領導推薦，而且是有分量的人推薦，院黨組才會考慮。

沒想到從此一干就是十年，直到2008年，我才卸任所長一職。

無奈的行政兼職

從1993年開始做副所長，到1998年任所長，再到2008年卸任，這15年時間，可能是我最辛苦的時間。從體力消耗，到腦力消耗，整個身體完全透支，學術研究也放緩了，所以我說是“無奈的行政兼職”。

從此以后就相當艱苦，白天在所里處理行政工作。當時所長是李學勤先生。李先生是我的師輩，又是著名學者，事務特別忙，作為他的副手和學生，我要承擔很多工作，我也很樂意承擔。這些工作費了我很大力氣，還做不好，因為我不會做管理工作，以前也沒有做過這樣的工作。晚上和周末、節假日就在家讀書，做科研工作。哪里都沒去，也沒有陪老伴看電影、逛公園、進商店，也沒有做家務。長期如此，嚴重超負荷，久而久之，就把身體搞垮了。身體健康年輕時候無所謂，60歲以前還無所謂，60歲以后，各種疾病都來了。1998年以后，我擔任所長，全面主持歷史所的工作。如果說我以前任副所長時，上面還有書記和所長，可以稍微輕松一下的話，那現在則是獨當一面，就更加忙碌。所以，再也沒有像90年代中期以前，出那么多的好成果、好論文。

我的很多好的論文都是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來的。《學案史》也是1993年完稿的，1994年臺灣出版；《學術思辨錄》是1990年完稿。當了副所長后，就出不了大書了。《清儒學術拾零》只是我的學術論文分類匯編的，是論文集，不能叫專著。在臺灣出的《衰世風雷》,雖然在2000年出版，那也是90年代初的作品，那是我早年寫的。

包括后來《乾嘉學派研究》,也是我與年輕學者的文章的匯編，其中收進我的文章也是我早期相關研究成果。真正對學術界有貢獻，花了我很多心血，可以傳之后世的是《乾嘉學術編年》。兼了行政工作之后，我有分量的文章幾乎都在臺灣。因為從1992年到2003年，我每年都去臺灣參加學術會議。既然要參加會議，就要提供學術文章，每次去，你總要有一篇文章。所以，好多文章都是在臺灣發表的。

一直到2008年卸任以后，我才又能潛下心來，開始整理自己這一輩子讀書的札記，所以才有2011年完稿的《清代學術源流》。這是把我自己幾十年來關于清代學術發展的歷史演進過程和需要關注、解決的一些大問題，系統地提出來了。其實，從《清代學術源流》到《清史稿儒林傳校讀記》,都是我這幾十年讀清史的札記。

所以，我的學術研究如果做一個劃分的話，那么可以我的行政兼職為一個分水嶺。在此以前，是我的學理研究階段；在此以后，則是我的讀書札記整理階段。

如果按照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路子，也許我的學術研究會走得很遠、很深，但因為行政兼職，無可奈何，就只能放緩。結果不但是身體透支，行政工作也沒做好。自己沒有(行政工作)那個能力啊，也不是做行政管理的料子。關于這一點，我曾經向兩任院長，即李鐵映同志和陳奎元同志，當面匯報過。我的頭腦還清醒，自己是個學人，不是官員。一直到2008年我卸任，才終于可以完全回歸學術研究。

當時陳奎元同志任社科院院長。他找我談話說，祖武同志，我必須讓你休息了，你是全院在崗的最后一位65歲的所長啊。如果你再不休息，我就無法跟其他所交代了。因為其他同志可能就會說，為什么他可以做(所長),我們就不能做(所長)了呢?你就放放心心地好好做學問吧。在院黨組的領導下，歷史所會繼續做好的。所以，2008年我就卸任了。陳奎元同志很抱歉地表示我不能再繼續擔任所長，但實際上我很感謝他。

問心無愧的行政兼職

行政兼職是上級給我的擔子，這個擔子雖然把我幾乎壓垮了，我不勝其任啊。也確實占用了我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使我的學術研究不得不放緩，但實事求是地講，是壓力、是挑戰，也是鍛煉、也是成長。這條路，很艱苦地往前走，總算把這條路鋪出來了。我個人也受益。受益什么呢?相對于以前，我的眼界開闊了、視野更高了、心胸大了。這個崗位使我得以站在一個更高的立足點，所以看得更高、更寬、更遠，把握學術問題就能真正貫徹鄭老當年教誨我的要注意前后左右、東西南北的聯系，對之有更深切的體會。另外，要解決重大問題的學術勇氣也更堅強了。

院黨組當初任命我為所長時，我毫無準備，并且要我當場就表態。我就講了兩句話。現在還健在的與我同時代的老人一定還記得很清楚我這兩句話。一句話是，謝謝院黨組和全所同仁的信任。大家都知道，我是一個讀書人，只會讀書，不會做事。第二句話就是，既然黨組相信我，全體同仁相信我，我往后只能為大家做兩件事：

第一件就是把郭老、侯外老他們開創的實事求是、一絲不茍的優良學風傳下去。第二件事就是絕不以權謀私。我就講了這兩句話，全場鼓掌。那時歷史所的人很多，兩百多人，全場鼓掌。我以前還從來沒有享受過全所同志全體鼓掌這種待遇。我想，這是因為，我心目中想做的這兩件事恰好是順應了大家的期望。因為，那時學風已經開始浮躁了，社會風氣也不好了。很多干部，尤其是領導干部的以權謀私問題已經成了黨和國家需要迫切解決的社會問題了。

我是1993年開始任副所長的，當時有下海經商的風潮，很多科研院所都深受沖擊。歷史所那時不說多，也有好幾位很能干、很有前途的科研人員也暗中下了海，去兼營商業去了。我體諒他們的苦，所以也睜只眼閉只眼。后來他們回到所里來繼續做科研。人是回來了，心卻回不來了，追求回不來了，所以就再也做不出像當年我認識他們時那樣的學問了。其中有些已經過世了，有幾位還在世。當時社會客觀環境、風氣對我們的學風建設、隊伍建設的沖擊太大了。所以，如何把歷史所的優良作風堅守住，就成了當務之急。后來有些人說，我們歷史所是一塊凈土，總體來看，歷史所還是比較規矩的。除了少數人不能安心外，大多數人還是能夠堅守學術的。

當時我們堅持不隨波逐流。我明確提出，不搞創收，反對創收。我說，我們是學術研究機構，國家是希望我們出第一流的學術成果，國家不希望我們去賺錢。所里的黨委書記無可奈何，只有采取把所里多余的房子租了出去的辦法，以緩解辦公和科研經費的困難。或許這也算創收。但這是不以犧牲學術為代價的創收，學術和學者沒有受到影響。我做得最堅決的一是反對創收，二是反對將歷史所的圖書館分散，納入社科院的圖書館。當時社科院要求把各個所的圖書都集中到院館去。我當時明確地給院領導講，如果你們要收歷史所的書，你們就先讓我辭職。我說我對不住老一輩這幾十年辛辛苦苦積累起來的學科、專業用書啊，這些是成體系的書啊。在我卸任以前，院里總算沒有收。現在已經收了。

我不以權謀私，所以這15年，我也問心無愧。我現在住的這個房子也是做副所長之前分給我的。那時，胡繩同志任社科院院長，他得知我比較困難，居住環境會影響我做學問，才特意安排我住進這個房子的。當了行政職務唯一得到的好處是裝了一部住宅電話，這也是出于工作需要，其他任何好處都沒有。我也不向國家要任何東西。說實在的，我不光對不住我的老伴，也對不住我的孩子。按照一些干部中的壞風氣，他們的工作問題，也許我講一聲，在社科院哪個所，或許都會得到妥善安排，但是我沒有，沒有為他們的工作問題去找人，所以我的兩個孩子現在都是失業的。1985年，我們全家才得以在北京團聚。那時我們剛到北京，非常困難，大孩子成長時期，因為我們連三百塊錢都拿不出來，所以他的教育受到影響，不能就讀高中。孩子也體諒家庭的苦難，說，不要增加父母的苦了，就讀了技校。

在此方面，我也要感謝歷史所前輩領導和老師，特別是林甘泉先生。林甘泉先生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參加革命，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黨員、老前輩、老領導。他數十年如一日，嚴于律己，寬以待人，從不因個人利益而向組織伸手。晚年多病，每次到醫院，往返數十公里，從不向研究所要車，悄然而來，悄然而去。早在跟從楊向老求學時，我就從楊向老口中得知林甘泉先生。“甘泉同志”,這是楊向老對他的稱呼，這四個字，是榜樣，是楷模。見賢思齊，作為后輩學生，我理應如此。

我當初說的兩件事，應該說，是做到了。但是客觀講，也有很多不足和遺憾。相對來說，我的個性是比較內向、比較保守。性格上的缺陷也影響工作，我也沒有去拉關系、找門路這些本事，不僅我自己沒有這樣去做，我也沒有為所里對外的聯絡去想辦法，我沒有這樣的能力。所以，所里對外交流，通過加強與各個省市的高校和學術研究機構的交流合作，以共同提高學術研究水平等方面，我做得很不夠。嚴格地講，這是我做的自我批評、解剖。也許我耽誤了歷史所的發展。

可以告慰的是，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歷史所優良的學風都得以保存，這是第一位的。也沒有出大的政治問題，也沒有出大的學風敗壞的問題。我是很響亮地把“求真務實”作為我們全所追求的共同目標提出來。歷史所建所五十周年，我主持編的《求真務實五十載》,題目就是我取的。后來建所六十年，他們依然用的是這個題目，《求真務實六十年》,說明這得到大家的認可了。這也是我實踐鄭老在過世前那次對我的教誨。

行政兼職15年的公務工作，交給歷史和后人去評說，我只能說的是我力求問心無愧，就像當初我接受任命時表態的那樣，堅決做到全心全意為大家服務和不以權謀私。

來源：《陳祖武先生口述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