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誰先構建全球經營能力，誰就在下一輪出海競爭中勝出

現場圖。本文來源：中國宏觀經濟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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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民：誰先構建全球經營能力，誰就在下一輪出海競爭中勝出

停留在舊的思維里，只會看到困難；進入新的思維，一個新的世界正在展開。當前逆全球化正在改變全球經濟運行的約束條件，也在重塑貿易、產業鏈、投資和企業經營邏輯。面對這一變局，中國選擇繼續擴大開放、走向新全球化，不僅是在應對外部沖擊，更是在開辟新的發展空間。

未來一段時間，逆全球化、地緣政治沖突、全球債務風險、中美貿易和科技博弈，都將成為中國經濟和企業全球化布局必須面對的外部約束。但約束之下，也孕育著新的機會。中國需要依托制造業優勢，全面發展“AI+”，擴大服務消費，堅定推進綠色轉型；中國企業則要從過去的產品出海，進一步走向供應鏈出海、商業模式出海和全球能力出海，在新一輪全球競爭中重塑優勢。

全球經濟“脆弱”增長：世界風險結構發生根本性變化

全球經濟還在增長，但增長的基礎是脆弱的。理解當前全球經濟，首先要看到一個宏觀結構性變化：疫情造成的創傷并沒有完全消退，全球經濟仍在偏離原有增長軌道。

2001年以來，全球經濟增速總體呈現階段性下降趨勢。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和2020年新冠疫情，不僅帶來短期沖擊，也對全球生產力和勞動生產率造成持續影響。危機實實在在地傷害了生產力，影響了勞動生產率。由此形成的產出缺口具有長期性，這也是今天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和增長脆弱的重要背景。

如果說增長放緩是全球經濟面臨的長期挑戰，那么風險來源的變化，則是當前世界經濟更值得關注的新特征。

首先是政府債務風險持續上升。債務是一切金融風險的起點。債務規模上升后，付息壓力會成為硬約束。以美國政府債務為例，美國政府債務付息支出已經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較高水平，并進一步擠壓財政政策空間。

其次是金融市場風險積聚。將1929年、2008年和2020年三次危機前后的美國股市走勢放在一起比較，當前美國主要股指仍處于高位，科技股估值和市場集中度明顯上升，而支撐市場上漲的資金中，非銀行金融機構、對沖基金和私募基金占據重要位置。

非銀行金融機構頭寸增加了很多，這是歷來金融風險的源頭。當前美國股市表現依然強勁，但其背后的資金結構、估值水平和集中度值得高度關注。

除了傳統意義上的經濟和金融風險，更復雜的變量來自地緣政治。

二戰結束以來，全球武裝沖突數量顯著增加，第三方介入沖突的情況也越來越多。歷史經驗表明，停火并不意味著永久休戰，部分沖突在短暫平息后仍可能再次升級。與此同時，全球軍事開支持續增長，地緣政治與軍事沖突已經成為全球經濟運行中最難掌控的變量。

進一步來看，這些變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共同推動全球風險結構發生深刻調整。

今天世界經濟風險結構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過去談風險，更多談經濟風險、金融風險；而現在，地緣經濟對抗、極端天氣、虛假信息、人工智能風險、網絡安全和社會分化等非傳統經濟因素，正在成為影響全球經濟運行的重要變量。

經濟和金融已經不是唯一的主要風險，這是一個根本的結構性變化。企業、金融機構和政府部門都需要重新審視自身風險分析框架，把地緣政治、氣候變化、網絡安全、人工智能和社會風險納入決策體系。

中國經濟邁向“新全球化”：重塑高質量發展新動能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逆全球化成為近年來全球經濟討論中的高頻詞。逆全球化并不意味著全球化終結，而是全球化正在進入新的階段。

在全球經濟脆弱增長、風險結構重塑的背景下，中美貿易和科技博弈正在持續影響全球產業鏈和貿易體系，并推動全球經濟格局發生新的調整。

關稅博弈之后，中美貿易結構已經發生明顯變化。中國對美國出口有所下降，但對東盟、“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等市場的貿易繼續增長。全球貿易格局的調整，正在推動中國企業加快市場多元化布局。

談及中國經濟未來的發展空間，制造業、人工智能、服務消費和綠色轉型將共同構成下一階段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

首先，制造業仍是中國參與全球競爭的核心優勢。

中國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超過30%，制造業規模優勢、產業鏈完整度和工程能力短期內難以替代。下一步，中國制造業需要通過科技創新和智能化轉型，進一步提升附加值，培育戰略性新興產業和未來產業集群。

可以將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概括為三個階段：改革開放前20年，形成“便宜”的優勢；隨后20年，實現“又便宜又好”；未來20年，則要邁向“又便宜、又好、又高科技”。

中國制造業的優勢，是硬件加軟件。硬件體現成本和效率，軟件與人工智能創造新的利潤空間。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等產業，已經開始形成軟硬件協同發展的新模式。

在制造業升級過程中，人工智能是最值得關注的變量之一。

2026年可能成為人工智能發展的一次重要轉折。隨著人工智能從大語言模型走向行動模型，從生成文本走向操控設備、參與物理世界，人工智能的應用邊界將進一步擴大。

5到6年以后，人工智能會普及到行動層面，實實在在地改變物理世界，這是一個巨大的變化。人工智能正在從模型走向智能體，并進一步與機器人、智能汽車、工業設備等物理載體結合。未來，人工智能將不再局限于單一模型或單一應用，而將形成涵蓋算力、算法、數據、基礎設施、產業應用和智能終端的完整體系。

在發展路徑上，中美具有明顯差異。美國更重視通用人工智能和超級智能，中國則更強調生成式人工智能應用、擴散和效率提升。

中國關注的是應用和擴散。中國擁有龐大的制造業基礎、豐富的應用場景和數據資源，有條件通過“AI+科研”“AI+制造業”“AI+服務業”等方式，推動經濟全面智能化。

中國“數據二十條”建立了數據基礎制度，通過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和數據產品經營權等制度安排，推動數據要素進入生產經營活動。符合相關條件的數據資源可以按照規定計入企業資產負債表，并進一步探索應用于融資、投資和信用增進。

人工智能將讓中國服務業實現跳躍式發展。供應鏈金融、節能環保、軟件服務和現代服務業，都可能在人工智能推動下打開新的增長空間。

與此同時，擴大內需仍然是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任務，而消費升級的重點正在發生變化。

消費也是中國經濟新動能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商品消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并不低，未來消費增長的更大潛力來自服務業。文化體育、教育、醫療等領域仍有較大發展空間。隨著居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變化，服務消費有望成為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

除了數字化和消費升級，綠色轉型同樣被視為中國未來發展的戰略方向。綠色轉型，則是中國從追趕走向引領的重要路徑。

面對全球部分國家綠色轉型放緩，中國仍將堅定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如果碳中和成功，中國有望構建一個新的經濟增長模式，從追趕走向引領世界。

中國有望在2028年左右實現碳達峰。此后，碳排放量逐步下降，經濟總量繼續增長，將帶來深刻的產業結構變化。在這一過程中，新能源、綠氫、儲能、電網和核電等產業都具有較大空間。

中國新能源產業的優勢依然源自制造業能力。風電和光伏不需要燃料，其主要成本集中在設備，中國通過規模化制造和技術進步持續降低成本，從而建立全球競爭優勢。

從制造業升級到人工智能應用，從服務消費擴容到綠色轉型提速，這些新動能不僅關系中國經濟未來，也將深刻影響中國企業參與全球競爭的方式。

企業出海進入下半場：從產品出海到能力出海

隨著中國企業全球化步伐加快，企業出海的模式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早期企業出海更多以產品出口為主，包括家電、工程機械、光伏和新能源汽車。如今，供應鏈出海、商業模式出海和人工智能全球布局正成為新的趨勢。

所謂供應鏈出海，是指在全球產業鏈重構背景下，核心企業帶動零部件企業、供應商在海外投資建廠；商業模式出海，則主要體現在電商、游戲、社交軟件等領域。

中國企業出海的模式發生了很大變化。過去，產業往往從發達國家逐漸向低成本國家轉移；當前，中國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和科技密集型產業同時走向海外，供應鏈、商業模式和人工智能能力也同步輸出。

但出海環境也比以往更加復雜。

舊的全球秩序正在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建立，全球經濟已經進入“地緣政治風險定價時代”。過去，市場主要關注利率、通脹、就業、財政和貨幣政策；如今，中東局勢、能源價格、航運安全、貿易保護主義以及大國競爭下的產業鏈重組，正在直接影響資產價格、貿易流向和投資信心。

決定資產價格、貿易流向和投資信心的，越來越多是地緣政治變量本身。企業的風險評估框架必須隨之改變。

全球經濟的底層邏輯正從效率優先走向安全優先，從成本優勢走向穩定優勢，全球市場也正在從相對統一的體系走向多中心市場。

這既給企業帶來挑戰，也創造了新的機會。

隨著全球買家越來越重視穩定供貨、完整工業體系、成本控制和執行效率，中國完整的產業鏈、制造與科技融合能力、快速迭代能力和工程效率，價值將進一步凸顯。

出海競爭，拼的已經不只是價格，而是供應鏈的韌性、本地化能力、長周期交付能力和風險應對能力。過去企業主要考慮人工成本、稅率和市場規模，未來還需要進一步判斷當地政策是否穩定、是否處于地緣沖突邊緣、物流通道是否安全、本幣是否穩定。

今天誰構建地緣政治經營能力，誰就在下一輪全球競爭中勝出。企業需要提升核心競爭力，做好全球產業鏈和人工智能布局，同時強化合規、穩健經營和風險韌性。

企業出海也離不開政府和金融機構的支持。

地方政府統籌外事、法律、財稅、金融、經貿、物流、海關、貿促等領域服務資源，為企業提供貫穿出海全流程、全鏈條的綜合服務。銀行則可以依托全球網絡，為企業提供當地市場調研、跨境結算、融資、保險、投行和風險管理等服務。

逆全球化是一個沖擊，也創造了一個新的空間。中國既有參與構建全球新貿易秩序的責任，企業也可以利用這一機會融入國家戰略，推動產業鏈升級，為自身發展注入全球化新動能。

為粵企出海“把脈開方”：從制造優勢到全球經營能力

當前，不少粵企正面臨國際市場需求波動、貿易壁壘增多、地緣政治風險上升、海外合規成本攀升以及本地化運營能力不足等挑戰。一些企業雖然具備較強制造能力和產品競爭力，但在品牌建設、供應鏈全球布局、跨文化管理和風險防控方面仍存在短板。

提問1：未來3至5年，粵企全球化布局最需要關注哪些趨勢？傳統制造業出海應如何應對風險？

朱民：當前企業出海面臨的約束很大，機會同樣很大，但機會更多屬于能夠及時轉變思維方式的企業家。

制造業與人工智能的結合，是中國企業出海的重要競爭力。中國企業的長項在于制造成本、精密制造和供應鏈能力，進一步的利潤空間則來自人工智能、軟件和技術形成的差異化價值。

硬件是成本和效率，智能是利潤空間。部分廣東企業在海外市場的產品售價和盈利能力明顯高于國內，背后正是制造能力與技術、品牌、軟件價值的結合。

與此同時，企業出海必須把合規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過去一年，一些中國企業出海遭遇挫折，重要原因在于合規能力不足。合規需要同時符合當地法律、國際規則和中國法律，企業應逐步從依賴關系資源，轉向依靠規則和專業能力開展經營。

我們要從關系思維走向合規思維，這是企業走出去最關鍵的一條。

提問2：企業計劃在印度尼西亞投資建廠，應重點關注哪些問題？

朱民：印度尼西亞是人口大國，人口密度較高，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轉型仍在持續，對于食品、飼料等行業具有較強的需求支撐。

企業需要把地緣政治視為長期變量，并將由此產生的合規和風險管理成本納入投資決策。

企業增加合規投入和專業人員配置，按照長期經營思路規劃海外投資。同時，要評估自身在產業鏈中的位置，以及面對政策波動時是否具備完整的產業鏈能力和長期規劃。

長期投資，要能夠跨越地緣政治的波動。合規合法是基礎，產業鏈能力和長期規劃則決定企業能否在外部環境變化中保持韌性。

提問3：地方政府如何提升企業出海綜合服務平臺的滲透力，更好服務中小微企業？

朱民：當前企業全球化已從傳統貿易服務逐漸走向海外投資和全球布局，地方政府的服務范圍也需要隨之拓展。

第一，要從貿易服務延伸至投資服務。除結算、融資和出口服務外，還要加強境外投資、法律合規、稅務、供應鏈和本地化經營等方面的支持。

第二，要在服務中小企業的同時，重視龍頭企業和大型企業出海。大型企業走出去，往往能夠帶動供應商、零部件企業和配套服務機構共同布局海外，形成產業鏈協同出海。

第三，要推動服務數字化、線上化。僅依靠線下融資對接，難以充分提升服務效率和滲透力，可以加強與跨境支付、區塊鏈等數字化基礎設施銜接，提高信息、融資和結算服務效率。

第四，可以率先與一家具有全球網絡和綜合服務能力的主體銀行深入合作，以其系統和服務能力為基礎搭建平臺、形成模式，再逐步吸引更多金融機構參與。

地方政府愿意主動服務企業十分重要，但服務體系需要跟隨企業出海形態變化不斷升級，從單一活動和線下對接，逐步走向覆蓋貿易、投資、金融、合規和產業鏈的綜合服務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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