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災面前，海邊的西塞羅們，不懂什么叫更好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奧派經濟學）

文丨古原

海邊的西塞羅寫了一篇文章，文章講述了美國一段舊事，關于1911年發生在紐約曼哈頓三角內衣廠的一場大火，這次火災奪走了146名年輕女工的生命。他進一步說明，在這一次火災之后，輿論的壓迫之下，美國政府與議會大幅增加了各項法規以及政府執法檢查力度，增加了對企業消防的監管與準入，然后他將這一舉動其稱之為走向文明。

不得不說，這是一個符合大多數人直覺的思維方式。

因為對于各種災難，包括食品安全，火災，一旦出事，人們的思維就是訴諸于壟斷暴力，希望他們出面管一管，且說明的很清楚，管一管的手段就是事前的監管和預防。

我當然不否定，事前監管是一種機制，他同時面向所有的企業，為了預防小概率事件的出現，然后對所有可能有風險的人群、機構進行檢查，以防出事。

比如，地鐵安檢。我們沒有人可以判斷，這個社會是不存在反社會分子的，一定有，而地鐵上是一個人群密集之地，一旦出現風險，造成重大傷亡的機率很高。

但是，你想過沒有，人類社會中，還有另一種機制，叫作事后激勵懲罰機制。

比如，男人嘛 ，都愛美女，但是，今天99.999%的男人，都不會在大街上拉一個美女欲行不軌，為什么？因為，存在事后懲罰。

一個正常的男人，在一個安保、法律工具可及性高的社會中，就必然意識到，自己放任自己的欲望，結果就是牢底坐穿。

基于這種事后的懲罰機制，社會才得以良性運行。

且，這是社會文明的核心力量。

人類走出叢林，因為法的思維出現，法是應對于私有產權觀念而出現的，任何稀缺資源，都會有人爭奪，要想形成合作文明，就必然要建立在私有產權之上的法律體系。

而法律體系區別于監管體系，法律是一種事后懲罰的手段，監管是一種事前預防的手段，哪一種手段更優？

除了法律手段外，還有另一種事后激勵/懲罰手段，那就是經濟上的得失，一個持續多年努力改善產品質量的企業，比起那些動不動偷奸耍滑的商家，他們更能得到長久的消費者支持，從而讓他們可以獲得更長遠、更高的利益。

相反，那些只追求短期利益的商家，難以在市場長期存活。

這種激勵機制，是比法律機制更為強大的事后激勵機制，他塑造了今天全球市場中所有企業的行為。

你能看到絕大部分成功的企業，長期在某一市場中占據高份額的企業，他們都是質量優良或成本不斷降低的優秀企業，而這些企業，決定了全人類的福祉。

這是我們今天這篇文章要討論的問題，也就是文章標題所說，什么是更好的。

人類永遠生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中，哪怕世界大同，哪怕法官公正不阿，也總有解決不了的難題，比如，有一個人殺人了，但就是找不到他殺人的證據，無法緝兇，這個人得以逍遙法外，這有什么辦法呢？沒有辦法的，因為世界不完美。

因此，我們能追求的，永遠不能是完美世界，而是一個更好的世界。

那么，要如何追求更好的世界，就必須回到奧派的思維框架，那就是何種手段是更優的，奧派的體系，是一個純粹理性推理的，對手段進行分析的技術性的工具，他會幫助你來評估，用A手段會達什么，而用B手段又會達成什么？選擇哪一種手段，對長遠的利益是更有利的。

接下來，我們就要回到這個案例，一個世紀前，美國三角內衣廠上百名女工的安全事故。

我們還要繼續強調一點，人生是無常的，從來沒有絕對的安全，總是會有小概率的事故，不管任何機制下，都無法避免。

但這次事件中并非如此。

因為火災發生后，兩位工廠主被起訴過失殺人，因為有證據指出，火災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原因是因為工廠主鎖門了，但工廠主最終被無罪釋放。

你看，問題不在于沒有法律，沒有事后追責機制，而在于法律執行機制的失敗。

而這個法律執行機制，正是由壟斷的政府所把持的。

而關閉逃生通道，鎖門，這是一種侵犯工廠內女工個人權利的嚴重違法事件，因為個人有路役權。路役權是指任何一個私有產權，都不得對他人正常合理的行動構成障礙。

一些對私產體系一無所知的人以為，工廠是企業主的，那么保護私產就是保護企業主要廠區里為所欲為的權利，這完全對私有產權體系毫無了解。

因為人最重要的財產，就是自己的身體。

工人在企業主的工廠里的行為，由雙方的契約決定，很顯然，沒有哪一份契約會約定，工人沒有離開工廠的權利，工人身體移動向任何一地，都可以，可以曠工，可以離職，可以隨時不干任何事，他的身體完全自由，他唯一的后果是，他如果不經同意曠工，那么將將依據契約，接受經濟損失。

雙方唯一的關系在于出售勞動力的價格、方式，以及相關責任的處理。

因此，老板鎖門，顯而易見，就是侵犯了員工自由移動身體的權利，這是明顯的侵犯私有產權的行為，但是美國的陪審團機制，讓加害者逃離了懲罰。

因此，這一事件，作為事后機制之一的法律，沒有發揮正常的作用。

第二，在刑事處理上，將兩位老板的責任否定后，進一步加大了經濟賠償的難度。

由于壟斷司法規定，受害者必須自己舉證證明老板有過失，才能獲得賠償，這種法律規定是由政府頒布的，而非市場形成的法律規則。

很明顯，任何一家工廠，其主人對其財產不僅擁有處置的權利，同時，還必須保證，其處置的方法，不得危害他人的權利。

鎖門是工廠主下令的管理行動，當然負有直接責任。

根據法官的指示，要判定老板有罪，必須證明他們在火災發生時個人知曉那扇門是鎖著的。但這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因為，老板可以否認，他們可以聲稱自己“不知道”門被鎖，是下屬工頭的個人行為，沒有文件、命令或目擊者能直接證明，在火災發生的那個下午，老板曾下達或確認過“鎖門”的指令。

但是企業主是負有管理義務的，不管有沒有證據證明你是不是下令關了門，你的企業就是把門鎖了，這是一個事實。

只要能證明這是一個常態，這就是一種企業主的日常管理行為。（事實上就是如此，因為當時美國工廠主們為防止員工盜竊，不少企業采取了鎖門的手段）

但是，美國當時的法律就是不支持這種判斷，辯護律師最后只能通過私下和解的方式來解決，每一個女工只賠償了75美元，而保險公司給到的賠償金，是每人400美元。

事件到此，你會發現一個驚人的事實，兩位企業主，因為管理失當導致這么多女工死亡，他們不僅沒有因為過失承擔刑事民事責任，反而因為女工死亡賺了一筆錢。

事后懲罰機制完全失靈了，而造成失靈的是誰？是市場嗎？當然不是，是政府壟斷的司法體系。

這一事件，本應該是成為民眾反思政府壟斷司法體系、陪審團制度的一個事件，但反過來卻被美國左翼利用，要求政府進一步擴權，增加對美國企業的事前監管。

我們假設，如果在一個私法社會，在一個更市場化的社會，會發生什么？第一，這個老板會因為管理過失，會賠個精光，因為一百多女工的家屬會提出巨額賠償，第二，保險公司因為支出了大額的賠償金，他們會仔細審查每一個保險客戶的管理規則，今天這個廠死一百人，明天另一個廠又死人，那保險公司不得賠死，為了保險產品賺錢，要么讓客戶自己有良好的管理體系，保險公司定期檢查，要么提高那么管理上沒有很強能力的小企業的費率。

第三、股東們，投資者們會慎重投資一家管理能力不足的企業，因為一不小心就會讓自己賠光投資。

第四，供應商、上下游客戶都會考察一個企業的管理能力，因為一不小心，定金打了，對方交不了貨，還賠光了。

這樣不重視重大風險的商人，必然就被所有的人歧視，采購商會少給訂金甚至不與你合作，保險公司會要求提高費率，員工會因為你有不安全記錄提高工資要價，他在市場上就寸步難行。

這些都是安全事故出現后，市場上所有人的自然反應。

這些都是事后機制。在中世紀威尼斯商人群體中，法院是私人辦的，商人們不執行法律會怎么樣？所有的商人會鄙視他，不與之來往，這個商人將再也沒有機會與上下游合作。這也是事后機制。

你看，我們到現在拆解完這個案例，其實是在說，這一事件，并非是市場的失敗，相反，他正是政府干預壟斷司法的失敗，導致事后機制失靈，導致市場沒有辦法處罰這些做錯事的人。

那接下來，我們要比較事前政府干預與市場機制這兩種機制。

如前所述，我們不是在說事前機制無效，而是在說，這兩種機制哪一種更好，我們應該支持哪一種。

事前政府干預機制，表面看，有優點，他通過政府反復上門檢查，設定準入 門檻，強行提高企業的安全生產條件，這樣，所有的企業都減少了事故的機率。

但其存在著幾大嚴重問題。

第一，他需要消耗大量的稅款，養著大量的人員，比如地鐵安檢，去查每一個可能的人，至于是不是有必要，要不要計算概率，由于沒有利潤計算機制，只是一個稅款支出機制，因此，這一筆開支是沒有上限的，這也代表著說，這種事前干預機制，對每一個人來說，可能是一個天價。

比如，美國的軍事支出。其實就是一種事前預防機制，他假定外部會有危險，我們必須設立常備軍，以撲滅未來可能的一切風險。

哪個國家要是與美國有意識形態的對立或是批評，必須列入預防的對象，要投入大量的軍事支出，以防止軍事侵入。

眾所周知，美國這樣的國家，兩邊是兩大洋，南北是兩個附庸國，其國土根本沒有被侵略的風險，但是美國的軍事支出是后面幾十個國家的總和，美國國防部文職官員77萬人，退伍軍人事務部，43萬人，還有133萬名現役士兵，還在一百多萬軍工復合體（服務于軍事生產）的外包人員。

你看，養這么多人，這么大的軍事支出，僅僅因為事前預防，就讓美國民眾在沒有國土安全風險的七十年間，消耗了幾十萬億美元的稅款。

美國聯邦、州、縣郡各級公務員數量高達2000多萬，這里面，一半多人，從事的就是監管工作，就是審查、審批各種企業行為的人員，這得花多少錢養？其結果是，政府永遠是赤字政府，民眾被迫承擔龐大的稅收。

第二、事前監管，難以制定標準

市場上當然也有事前監管，比如，你的采購商，就會在合同里約定，準時交付的責任，這會約束供應商注意安全生產與穩定生產，交不了貨，就要賠錢，還會對產品質量提出要求，你要生產黑心食品，我也要倒霉，萬一消費者找我賠償，我就要你賠個精光。

但這種事前監管，是靈活的，是多變的，是根據社會發展的狀況提出來的，他不會提一個無法做到，或成本極高讓自己產品都賣不出去的規則，最終導致無法交易。

但政府提出的監管，是統一的，是標準化的，是強制的。他忽略市場上產品的多樣性，消費者主觀評價的不一致，主觀偏好的不一致，以及社會發展狀況的不一樣，最終導致的結果是，企業的多樣性被破壞。

比如，你說消防安全要到什么程度。

如果由一群政府官員和專家來定，會怎么定，他們恨不得每一個人身上背一個滅火器工作，這樣，以監管來說，就是萬無一失。

但顯然，一個棉坊廠與一個電子廠其消防安全風險是完全不一樣的，試問，政府可能制定出一個因為企業產品不同的消防規則嗎？不可能呀。

因此，這種規則必定是最高上限，其結果是什么？就是所有的企業都背上了沉重的負擔，你的監管越嚴格，其結果就企業要么倒閉，要么大量的企業外逃，因為明明我沒有這么高的風險，卻要承擔這么多的規則，那我的產品哪有競爭力。

同時，任何一家企業要想長期安全運營，都需要持續投入。這種投入來自哪里？來自利潤的積累，來自資本的再投資。

資本不是一堆死物，它是生產的血液。血液必須流動，必須由企業家根據市場信號自主決定流向哪里。哪個環節需要改進，哪種技術值得投資，哪個崗位需要培訓。

但政府監管的強制標準，不管企業需不需要，不管成本合不合理，一刀切地要求全部達標。一家小服裝廠可能有10萬美元的盈余。在自由市場中，企業家會根據工人的反饋、生產效率的數據、銷售額的變化，決定把這筆錢投向哪里，也許2萬改善照明，3萬買新機器，2萬培訓工人，3萬開拓渠道。

但當政府出臺新規定——所有工廠必須安裝某種新型防火門，每扇5000美元，一共要裝20扇，正好10萬美元，企業家的全部盈余被"監管稅"吞噬了。

那臺本可以提升30%生產效率的新機器沒買成，那批本可以讓工人更舒適操作的工作臺沒有裝，那個本可以打開新市場的營銷計劃被擱置了。表面上，工廠多了一排漂亮的防火門；實際上，企業的整體競爭力下降了，工人的實際工作環境并沒有變得更好，工資也沒有提高。 企業失去了積累資本、持續改進的能力。下一次再有新技術出現，他沒錢買了；下一次工人要求加薪，他加不起了；下一次市場波動，他扛不住了。

這就是監管最隱蔽、最致命的代價：它不是在"增加"安全，而是在"轉移"資源，把原本可以用于全方位改善的資金，強行鎖定在政府指定的那幾項指標上。 而監管者永遠不會告訴你：你花在這扇防火門上的錢，本來可以買十臺更安全的設備、培訓一百個工人、改善整個車間的通風系統。

第三，監管固化了大企業的壟斷地位，扼殺了競爭。

政府的安全標準往往是"一刀切"的。它不考慮企業規模的大小、產品種類的差異、技術路線的不同。這種標準化強制，天然有利于大企業，它們有足夠的資源去應付官僚體系的各種要求，甚至專門成立一個"政府事務部"來處理監管合規。而對于中小企業，每一項合規成本都是沉重的負擔。

更陰險的是，許多大企業反而"歡迎"監管。為什么？因為監管淘汰了它們最頭疼的競爭者。小工廠付不起合規成本，只能倒閉；大工廠則利用規模優勢，把合規成本分攤到海量產品上，每件衣服只漲幾毛錢。最終，市場上只剩下幾家大企業，消費者沒有了選擇，工人沒有了跳槽的去處，創新沒有了挑戰者。

米塞斯早就看透了這一點。他在《干預主義》中寫道："每一項監管都在創造新的特權。那些能夠影響監管制定過程的人，可以利用監管來排斥競爭者、提高價格、獲取租金。"

第四重、監管制造了"合規幻覺"，讓真正的風險被忽視。

當政府規定了必須裝多少滅火器、必須設多寬的消防通道，工廠主的心態就變了。他不再去想"我的工廠到底有哪些獨特風險"、"工人每天面對什么隱患"、"我還能做什么讓這里更安全"。他只需要對著政府的那張檢查清單，一項一項打勾——門向外開了，噴淋裝了，工時不超過了——然后告訴自己：我安全了。

這是一種致命的"合規幻覺"。真正的安全，是一種動態的、持續的、對具體情境高度敏感的實踐。它不是一套固定的標準能涵蓋的。一個工廠可能政府規定的所有指標都達標，但車間的通風依然很差，工人依然長期暴露在有害氣體中，機器的老化依然無人檢修。而另一個工廠可能某些硬件不"達標"，但它的管理者每天都在觀察、在改進、在傾聽工人的反饋。

政府監管把安全變成了一個"達標或不達標"的靜態問題，而真正的安全永遠是一個"持續改善"的動態過程。前者是官僚能做的最好的事；后者是市場才能激發的活力。

第五、監管使事后追責機制進一步失效。

這可能是最隱蔽、最具有諷刺意味的后果。當政府出臺了詳細的安全標準，一旦發生事故，工廠主的第一個辯護理由就是："我完全遵守了政府的所有規定，我已經盡職了，事故是不可預見的。"

于是，法律追責變成了"達標檢查"，只要你的工廠在紙面上滿足了一切政府要求，你就免于民事和刑事責任。工人和家屬再也無法通過訴訟獲得賠償，因為被告可以拿著政府頒發的合規證明說："看，政府都說我合格了，我有什么錯？"

監管本應是對事后機制的補充，結果它卻成了事后機制的掘墓人。從"老板鎖門害死人"到"老板合規達標出了事"，受害者對工廠主的問責能力不是增強了，而是被系統性地削弱了。

現在，讓我們把目光轉向市場自發的事后機制，看看它如何避免了上述所有問題。

如果三角工廠的老板沒有被司法豁免，如果146名女工的家屬能夠在市場上提起訴訟并獲得公正的賠償——比如每人100萬美元，總額1.46億美元——那會發生什么？

首先，這筆天文數字的賠償會通過保險公司的精算，傳導到整個行業。所有服裝工廠的保險費率將大幅上升，尤其是那些安全管理不善的工廠，可能根本買不到保險。這是一種經濟上的"準入篩選" ：你降低風險，你節省保費；你忽視安全，你支付不起經營成本。

其次，投資者會改變態度。沒有人愿意投資一家可能因為一次事故就賠光股東權益的公司。于是，資本會自動流向安全管理記錄良好的企業，而安全記錄差的企業面臨融資困難，被迫改善或退出。

第三，消費者會用錢投票。在信息自由流動的市場中，一定會有第三方機構發布"最安全服裝廠"排行榜，因為這是有利可圖的信息服務。勞動者會傾向于去這樣的企業工作。

第四，工人會用腳投票。一個有安全記錄污點的工廠，必須支付更高的工資才能招到人。這本身就是一種"安全溢價"，你越是危險，你越要付出代價。

所有這些力量同時作用，形成一種自我強化、持續進化的安全改善機制。它不是由某個中央計劃者拍腦袋決定的，而是由無數個體的分散決策共同推動的。

更重要的是，這種市場機制是靈活的和情境化的。一家生產棉質T恤的工廠和一家生產羽絨服的工廠，面臨的火災風險完全不同。政府監管無法為每一種情況制定精確的標準，但市場機制可以，保險公司會根據具體工廠的實際情況定價保費，工人會根據具體工作環境決定是否接受這份工作，投資者會根據具體管理團隊的能力決定是否投入資本。

所有的分散信息，都能通過價格信號被匯總、被傳遞、被利用。

而政府監管呢？它只能用一個標準覆蓋所有情況。這個標準要么太松，讓真正的風險成為漏網之魚；要么太嚴，讓企業承擔不必要的成本，扼殺了本該流向改善的資本。

我們現在可以做一個總結性的比較了。

事前政府監管的邏輯是，我們先假設所有企業都可能出事，然后讓它們達到一個統一的"安全標準"。這套機制的問題是：成本高昂、僵化不變、容易被大企業捕獲、制造"合規幻覺"、削弱事后追責、把風險轉移給更弱勢的人群。

市場自發清理機制的邏輯是：我們允許事故發生后通過法律追責和經濟賠償來懲罰過錯方，然后讓保險公司、投資者、消費者、工人的理性選擇，形成一個持續的、動態的、信息敏感的改善壓力。這套機制的優勢是：成本由過錯方承擔而非全民分攤、靈活適應各種具體情況、激勵持續創新而非被動達標、讓真正的風險無所遁形而非被合規證書掩蓋。

我們不是在說市場是完美的，也不是說監管毫無作用。

人類永遠生活在不完美的世界中，任何機制都無法杜絕所有事故。但我們必須在兩種"不完美"之間做出選擇，一種是讓市場的價格信號和追責機制發揮作用，讓安全成為企業自身的利潤來源；另一種是把安全外包給官僚，讓納稅人承擔成本，讓合規成為安全的唯一標準，讓看得見的改善掩蓋看不見的代價。

哪一種是通向更好的世界的方向？答案已經很明顯了。

三角工廠火災的真正教訓，不是我們需要更多的政府監管，而是我們需要讓市場機制真正發揮作用，讓做錯事的人付出代價，讓市場擁有懲罰和淘汰的力量，讓保險公司、投資者、消費者、工人能夠自由地做出選擇。

短期內，在事急從權的思維下，人們會為了減少事故，支持政府擴權，但從長期來說，市場機制才是提升安全、環保、產品質量更好的機制，而政府擴權將帶來長期的巨大損失。

只要理解市場機制對于長期改善的漸進力量，才能明白，管一管的思維，是世界上最大的災難來源。

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能走出"事急從權—監管擴張—資本枯竭—風險轉移—更大事故—更多監管"的死亡螺旋，進入一個真正更安全、更繁榮、更自由的世界。

而海邊的西塞羅這種左翼思維、這種觀點，必然會推動更多的管制，更多政府對市場經濟的干預，最終導致經濟僵化，并最終通向計劃經濟。

因為干預主義的最終方向，就是通向政府控制一切。這個就不細講了，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讀一下米塞斯，看看他是如何論證干預主義通向計劃經濟的邏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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