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敘事的三重批判

以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正在重塑人類文明的發展軌跡，圍繞人工智能的意識形態敘事體系也在悄然成形。這套敘事以技術進步的名義，遮蔽了人工智能發展中真實的權力關系與階級結構。如何在擁抱技術文明的同時，保持對技術意識形態的清醒批判，已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議題。

第一，人工智能拜物教批判：從“智神”回歸“智人”。人工智能技術的大規模應用，催生了一種新型文化異象——“智神”崇拜。尤瓦爾·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認為少數通過基因編輯、納米科技等手段實現進化的群體，將完成從“智人”到“智神”的質變躍遷，形成新的人類物種。從理論批判的視角看，“智神”敘事的根本問題在于，它把資本主義條件下技術發展的具體歷史形態，錯誤地表達為技術本身固有的歷史必然性，從而構成一種典型的人工智能拜物教。這種拜物教邏輯與馬克思批判的商品拜物教高度同構，猶如商品拜物教把人與人的社會關系顛倒為物與物的關系，人工智能拜物教則把資本統治下人工智能對勞動的支配，顛倒為技術本身對人類的自然超越。“智神”的出現看似是技術演進的必然，實則是資本積累邏輯在生物技術領域的意識形態投影。

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批判舊唯物主義“只是從客體的或者直觀的形式去理解”現實，而沒有把對象當作“人的感性活動”即實踐來把握。“智神”概念犯了同樣的錯誤：它從客體（技術）的視角出發，把技術的自我擴張視為歷史動力，遮蔽了人類實踐活動的主體性維度，把人降格為技術演化的被動客體。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科學技術發展的最終指向是人的解放，人工智能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產物，是人類實踐智慧的技術結晶，而非凌駕于人之上的異己力量。人是“有意識的類存在物”，人與動物的根本區別，在于人能夠把自己的生命活動本身變成自己的意志和意識的對象。人工智能拜物教的根本癥結，正在于用技術的“類意識”替換人的“類意識”，將本應服務于人的技術系統幻化為人所崇拜的神圣對象。這種顛倒一旦在意識形態層面固化，便為數字資本對人的統治提供了最具欺騙性的遮羞布。

當然，批判人工智能敘事不意味著拒絕人工智能，而是要將人工智能的發展嵌入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的文明框架之中。人工智能不是要創造一個超越人類的“智神”，而是要賦能“智人”——賦能勞動者的創造力，賦能人民的美好生活。從“智神”回歸“智人”，回歸有智慧、有尊嚴、有創造力的人，讓人工智能健康嵌入人類文明新形態之中，是當代馬克思主義學者的根本使命。

第二，人工智能價值批判：由“活法”決定算法。算法是人工智能的核心技術架構，也是當代資本主義權力運作的新型中介。隨著智能的資本化，通過算法管理控制工人勞動已成為平臺經濟的核心特征。人工智能價值敘事將算法系統包裝為客觀中性的技術工具，為資本的價值規訓披上科學外衣。值得注意的是，算法的“中性”外觀背后隱藏著深刻的價值預設：當平臺以效率最大化為算法設計的核心目標時，效率本身就成為資本積累的價值邏輯。數字化生存世界以迷思性敘事話語激活個人和社會，使人類超越日常生活世界，將加速和競爭深深印刻在人的潛意識之中。尼葛洛龐帝曾預言，數字時代信息將從“原子變為比特”，從而顛覆傳統權力結構。然而，現實表明，比特并未自動帶來權力的去中心化，反而在資本的操控下形成了新型的數字封建結構——平臺巨頭以數據為城墻，以算法為武器，對勞動者實施精細化的控制。

數字化生存世界體現了人類技術進步與人類精神異化之間的深刻悖論。量化思維和算法邏輯抹平了人類對自然與生活的生命感受力，加速型社會造成時間對人類精神的持續剝奪，信息繭房遮蔽了人類對社會整體結構的反思批判能力。通過制造自由幻象、加強身心控制，數字化生存世界實現了對人類精神的隱性規訓。斯蒂格勒的“藥學”理論指出，數字技術是一種雙重意義上的“藥”：它既是“解藥”，也是“毒藥”。平臺經濟的高明之處，在于將這種雙重性的天平悄然向“毒藥”一側傾斜——用戶在享受技術紅利的同時，其注意力、時間、行為數據乃至情感偏好，都成為平臺資本榨取剩余價值的原材料。

超越算法拜物教的根本出路，在于確立“活法”決定算法的價值秩序。馬克思指出，“生產生活就是類生活……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恰恰就是人的類特性”，這一判斷指出了“活法”決定算法的根本排序。在具體路徑層面，算法設計應回歸人類實踐活動的本體論特征，將解決現實問題和滿足人類需要作為核心取向；對算法的評估必須納入社會關系維度，建立技術性能—社會效應—倫理價值三維分析框架，重點考察算法是否強化了社會不平等、是否固化了階級差異；算法治理則必須建立包含公眾參與、專家論證和政府監管的三重結構，實現算法編碼的民主化、透明化與可解釋性。

第三，人工智能功能批判：從“無用階級”到勞動者主體。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提出的“無用階級”論斷，是人工智能敘事中更為隱蔽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命題，其核心論斷構成21世紀政治經濟學最為困惑的問題，即“多余的人能有什么功用”。這種基于技術決定論的人工智能敘事，將人類社會劃分為掌握算法支配權的少數精英，以及被算法異化的“無用階級”，從而以“技術宿命論”的論調，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永續存在提供合法辯護。

實際上，“無用階級”敘事并非基于客觀的技術分析，而是對資本主義勞動力市場規律的扭曲，它以“技術淘汰”代替資本剝削，以歷史進化代替階級壓迫，從而將大規模失業和貧困自然化，不經意地消解了工人階級的主體意識和內部團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意識形態功能在于“將歷史的、暫時的社會關系永恒化為自然規律”，赫拉利的“無用階級”敘事，不過是這一敘事傳統在人工智能時代的翻版。

超越“無用階級”敘事亟待在三個層面系統推進。一是確立勞動者在智能生產體系中的主體性地位。人工智能本質上是人類集體智慧的數字化凝結，是勞動者的歷史性創造物，而非凌駕于勞動者之上的自然權威。智能生產體系的建構不應導致勞動者的工具化，而應讓勞動者從算法執行者躍升為智能系統的設計者、管理者與監督者。二是構建適應智能時代的勞動者技能發展體系。馬克思指出：“工人階級的解放應當由工人階級自己去爭取。”工人技能的發展不應簡單順應資本的利潤主導，而應由工人自由全面發展的需求引領，著力培養高階認知能力、創造性思維和社會情感。三是重構智能時代的生產關系。“無用階級”并非真正無用，只是相對于資本增殖邏輯的無用。要建構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邏輯，在產權關系上推動人工智能的社會化所有，在治理關系上推行算法透明化，在分配關系上構建共同富裕的機制，從而將人工智能創造的發展紅利轉化為全體勞動者的共享收益。

實際上，從更宏觀的歷史視角來看，“無用階級”敘事的興起本身就是智能時代的社會癥候。在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當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被技術發展推至新的臨界點時，統治階級迫切需要一套新的意識形態敘事來重新穩固其統治合法性。對這一癥候的診斷與批判，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21世紀最重要的時代使命之一。

作者系寧波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教授

來源 ： 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 ： 邵賢曼

新媒體編輯：常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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