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一說到胡適我就不由自主地想起陳獨秀？

奇怪，一說到胡適，我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陳獨秀。

陳獨秀和胡適，絕對是中國近現代史上不可忽視的存在，他們顯著地影響了當世乃至后世。

那么，二人有何同與不同？

先說相同： 二人同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先驅，當歷史教科書講到中國近代史時，二人的名字必定會出現，而且往往同時出現，堪稱“雙子星座”。正因如此，二人天然具備極強的綁定關系，這也是我想起其中一人便必定想起另一人的原因。

首先，二人事業共生，一體成名。陳獨秀創辦《新青年》，能一炮打響和創刊號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密不可分。可以說，是二人共同發起白話文運動、打響文學革命第一槍，時人合稱二人為“陳胡”。

其次，二人的“亮相儀式”高度相似：都有海外留學的經歷，都任教于北大，共掌《新青年》編輯部，都是當時青年的精神領袖。

其三，二人均痛恨君主專制、三綱五常、封建舊禮教，都認定封建舊禮教與專制傳統是國家民族的桎梏；都高舉“民主、科學”大旗，都主張引進西方文明，以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為救國核心；都致力于改造國人思想，并共同塑造了民國時代青年的精神底色。

其四，二人都愛國且人格獨立，都不依附于權貴，敢于公開批判社會弊病；即便中途道路決裂，二人亦互相尊重人品，危難之時彼此幫扶，私誼貫穿一生。

再看不同： 首先，二人性格及行事風格有明顯差別：陳獨秀激進、決絕，是一個熱血革命家，行事黑白分明，敢于為理想入獄、流亡，天生適合群眾運動、政治斗爭。

胡適則理性而溫和，主張包容異見，凡事循序漸進，講究求證、主張理性辯論，厭惡極端對抗，偏向學者式思想啟蒙。

其次，二人的文學革命主張也不盡相同：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側重于文體、文字技術改良，偏于學術、文學層面的革新；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主張推倒舊文學、摧毀貴族古典文學，“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他把文學當作改造社會的政治工具，有鮮明的戰斗色彩。

其三，如何改造中國？二人觀念分歧巨大——這也是二人一生最大的分歧。胡適主張改良，陳獨秀主張革命。

胡適認為中國的病根在國民思想愚昧，他設計的救國順序是：先文化教育啟蒙，慢慢培養公民素養，再改良制度；反對暴力革命和階級斗爭。他有一個著名的觀點：“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主張一點一滴解決具體社會問題，走西式憲政改良道路。

陳獨秀則主張以政治革命改造社會。他早期和胡適觀念一致，“五四運動”后轉向馬克思主義；他認定僅靠文化改良治標不治本，必須發動底層群眾、開展階級斗爭，推翻舊制度才能救國家——這是他創立共產黨的思想基礎。

二人由此爆發“問題”與“主義”之爭，直接導致《新青年》最終分裂：陳獨秀要把刊物變為革命機關刊物，胡適選擇了退出，二人由此分道揚鑣。

其四，二人的人生定位也不一樣。胡適是一位純粹的學者、自由主義文人，終身深耕考據、哲學、文學史，以教育、學術、輿論為立身之本；晚年重心回歸治學，整體遠離激進的政治運動。

陳獨秀則是一位職業政治革命者。學術只是他的啟蒙工具，他生命的重心在政黨、群眾運動、社會革命；哪怕后來脫黨，依舊持續思考底層社會的改造，從未退回到書齋。

其五，二人對待傳統文化的態度也有差別。胡適批判舊禮教，但主張整理國故，用科學方法重新梳理傳統文化，并非全盤拋棄；陳獨秀則激進得多，主張對儒家、舊倫理徹底否定，認為傳統禮教就是專制的根源，絕無調和空間。

總之，二人同啟一代思想新風，共破千年封建桎梏；但一個溫和改良，寄望于文教；一個激進革命，投身于革命；道路雖分岔，卻終身惺惺相惜，是近代中國兩條救國道路的典型代表。

那么，后世誰的影響力更大呢？

分兩個維度看：從改變中國歷史走向及宏觀歷史層面看，陳獨秀的影響力更大，畢竟他主導建立的政黨改變了中國；但在后世的學術研究、思想傳播領域，以及港臺與海外人文知識分子圈層中，胡適的影響持久且深厚。

后世對二人的評價有明顯的差異。

大陸官方的評價是這樣的：陳獨秀既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又是中共創始人，歷史地位更高；盡管人生后期充滿爭議，但黨史和近代史教材均充分肯定他早期的開創性功績。

胡適以“新文化運動”重要代表人物的身份得到肯定，但官方同時認為其改良主義路線脫離當時的中國國情，無法救中國。

不過，文化界對胡適的評價與官方有所不同：大陸官方對胡適的評價偏于負面，但港臺學界、海外華人知識分子對胡適的評價極高，將其定位為自由主義的代表人物。

需要補充說明的是，近十幾年，內地思想界有重新審視胡適的跡象，其思想價值被越來越多人重視，但整體歷史權重仍在陳獨秀之下。

誰更被太平社會所認可？

毫無疑問，無產者情感上更傾向于陳獨秀，因為他們對舊秩序有深刻的仇恨，渴望通過革命改變命運。可以說，陳獨秀是改朝換代時代才會出現的人物，但改朝換代不是社會常態。

有產者、中產者是秩序的既得利益方，他們不希望秩序被打破，他們可能贊成變革，但應以溫和的方式進行，因此他們天然地站在胡適這一邊，這是胡適更容易贏得大多數時代歡迎的原因。

于是我們發現了這樣一個事實：胡適正在被越來越多人重新想起并懷念，關于胡適的書——寫胡適的和胡適寫的——越來越多，胡適的形象越來越正面，其政治主張被越來越多人認可。而陳獨秀，則有被人遺忘的跡象，畢竟，他的思想遺產與太平盛世有較大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