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們越愛自己，越孤獨？

你每天打開社交媒體，精心篩選照片、調整濾鏡、斟酌文案。你告訴自己：我值得被看見。你買了那支口紅，因為那則廣告告訴你：“你值得擁有。”你點贊、被點贊、關注、被關注——但你真的被看見了嗎？

英國哲學家西蒙·布萊克本在《鏡中的自我：論現代人的自戀》中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問題：當自愛變成自戀，當自我關注切斷了我們與他人的真實聯系，我們是否正在重演那喀索斯的悲劇——愛上了水中的倒影，卻忘記了真實的世界里還有一個他者？當整個時代都在教我們“更愛自己”的時候，我們又該如何確保自己沒有在鏡中溺水？

下文為復旦大學政治哲學教授林曦為本書撰寫的書評。

撰文｜林曦

《鏡中的自我：論現代人的自戀》

[英]西蒙·布萊克本 著，

何嘯風 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6年6月

人如何被“自愛”塑造？

西蒙·布萊克本是當代英語世界最負盛名的道德哲學家之一，劍橋大學退休教授，以其在準實在論（quasi-realism）、道德情感主義和元倫理學領域的開創(chuàng)性工作而著稱。他的寫作風格以清晰、犀利、善于運用文學典故和日常案例而聞名，此前已出版《思考》《做個好人》《如何閱讀休謨》等廣受歡迎的哲學普及著作。本書是他學術生涯后期對道德心理學領域的一次深度介入，標志著他從元倫理學的抽象論辯轉向對人類道德狀況的具體關懷。

《鏡中的自我》是一部以“自愛”（self-love）為核心線索的道德心理學著作，其寫作動機關乎作者對歐萊雅化妝品廣告語“你值得擁有”的深層不安。這種不安并非源于對商業(yè)營銷的日常反感，而是觸及了一個更為根本的哲學困惑：當現代社會將自戀包裝為一種可消費的理想自我形象時，它實際上在訴諸何種人性結構？布萊克本的回應策略是將此書定位為對康德“實用人類學”（pragmatic anthropology）的一次操練——不是追問人類“應當”成為什么，而是探究人類“實際上”是如何被塑造的，尤其是被自愛這一根本性的心理力量所塑造。

《黑天鵝》（2010）劇照。

全書的核心論點可以概括為：自愛（amour de soi）作為人類一種原初而珍貴的心理本能，在特定的社會條件和文化機制下會轉變?yōu)樽詰伲╪arcissism）和虛榮（vanity）這兩種扭曲的形態(tài)，進而成為現代人諸多道德心理困境——從個人層面的低自我估值、人際關系的工具化，到社會層面的不平等加劇和政治領導人的狂妄綜合征——的深層根源。布萊克本的診斷框架主要援引三位思想家的理論資源：盧梭對“自愛”與“屬己之愛”（amour-propre）的區(qū)分提供了病理學分析的基本概念工具；亞當·斯密關于“公正的旁觀者”和同情心機制的理論構成了社會維度的分析框架；康德的道德哲學則為自我尊重（self-respect）和相互尊重提供了規(guī)范性基礎。

值得注意的是，布萊克本在方法論上采取了一種獨特的“漫游式”（peripatetic）路徑。他拒絕構建一個封閉的理論體系，而是通過神話分析（那喀索斯、亞當與夏娃）、文學闡釋（彌爾頓《失樂園》、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當代案例研究（歐萊雅廣告、整容手術、企業(yè)高管薪酬）以及心理學實證研究的交替運用，將哲學論證編織進具體的文化紋理之中。這種寫作策略既是他的一貫風格，也反映了他對哲學任務本身的理解：哲學不是向讀者灌輸現成的結論，而是通過激發(fā)反思來促進精神健康。

從學術定位來看，本書介于專業(yè)哲學著作與思想隨筆之間。它為分析哲學傳統(tǒng)中的道德心理學研究開辟了新的問題域——將自愛從邊緣性的元倫理學議題提升至道德哲學的核心位置，同時與歐陸哲學傳統(tǒng)（尤其是盧梭、薩特、海德格爾）展開了建設性的對話。

放棄對“本真自我”的追求

本書第一章以“自我”概念的哲學澄清為起點。布萊克本首先批判了愛麗絲·默多克將自我視為道德真理之障礙的觀點，指出默多克對“自我”的批判過于籠統(tǒng)，未能區(qū)分不同類型的自我意識。接著，他引入了休謨關于“自我無非是知覺之束”的著名懷疑論，以及維特根斯坦“唯我論收縮成一個沒有廣延的點”的悖論性論斷，論證自我并非某種形而上學實體，而是嵌入在具體社會關系和文化語境中的動態(tài)構造。布萊克本特別借用了柯林伍德關于兒童在社會互動中發(fā)現自我之論述，強調自我意識本質上是一種社會產物。本章的關鍵洞見在于：自我不是一個可以“被擺脫”的實體性負擔，而是我們理解自身、與他人交往以及形成道德認同的根本條件。因此，問題不在于是否有自我，而在于我們擁有何種形態(tài)的“自我關系”（self-relation）。

第二章則以奧維德《變形記》中那喀索斯的神話為核心文本，展開對自戀結構的深度分析。布萊克本細致地解讀了那喀索斯愛上自己水中倒影的悲劇，揭示出自戀的根本機制：欲望的對象不是真實的他者，而是自我投射的幻覺。那喀索斯拒絕了水澤仙女厄科（Echo）的愛，象征著自戀者對真實的人際關系的排斥——他們只需要自己聲音的“回聲”，而非他者獨立的回應。布萊克本將此神話與弗洛伊德的自戀理論進行對照，指出那喀索斯式的自戀是一種“原初自戀”，其特征是無法建立對象關系。但布萊克本的意圖不止于病理學描述，他進一步追問：為何現代社會制造并獎勵這種自戀結構？他引入了阿波羅追求達芙妮的神話作為對比，揭示了藝術追求與虛榮渴望之間的微妙張力——前者追求“達芙妮本身”（藝術對象的內在價值），后者只追求“桂冠”（外在的承認與榮耀）。

《黑天鵝》（2010）劇照。

有了前面兩章在理論上的鋪墊，布萊克本接下來進入案例分析，以歐萊雅廣告語“你值得擁有”為切入點，剖析當代消費文化如何精心地培育和利用自戀結構。布萊克本區(qū)分了兩種虛榮（vanity）：第一種是“唯我論式”的虛榮——對他人漠不關心，沉浸在自我優(yōu)越性之中；第二種是“依賴式”的虛榮——狂熱地渴求他人的贊美和嫉妒，以此維系脆弱的自我估值。歐萊雅的廣告語同時訴諸這兩種虛榮：它一方面暗示消費者具有內在的、不容置疑的價值（唯我論式），另一方面又暗示這種價值需要通過消費特定產品來獲得他人的承認（依賴式）。布萊克本進一步引入盧梭的“自愛”與“屬己之愛”的區(qū)分，指出現代廣告工業(yè)本質上是在不斷刺激和放大“屬己之愛”——那種以社會比較為基礎、永遠無法滿足的欲望。本章對整容手術的討論尤為尖銳：布萊克本認為，驅使人們接受整容手術的往往不是健康的自我關懷，而是對自身身體的“自我憎恨”（self-hatred），這是一種“因為你不值得擁有”的深層恐懼。

同時，布萊克本還將分析從消費者心理學轉向人格病理學和政治心理學。布萊克本引入了當代心理學關于自戀型人格障礙的研究，區(qū)分了自戀的四個維度（領導力/權威、自我迷戀、優(yōu)越感/傲慢、利用心理/配得感），并指出心理學所描述的“脆弱型自戀”與古典神話中的那喀索斯形象存在重要差異——現代自戀者并非沉浸于自我滿足，而是因為自我估值的極度脆弱而不斷尋求外部肯定。本章最具社會批判力氣的部分是對“狂妄綜合征”（Hubris Syndrome）的討論。布萊克本援引大衛(wèi)·歐文的研究，分析了小布什和布萊爾等政治領導人的行為模式，指出狂妄并非簡單的個人性格缺陷，而是一種與權力結構相互強化的系統(tǒng)性現象。他進一步援引博德和弗里松關于企業(yè)高管與精神病患者比較的心理學研究，揭示了晚期資本主義企業(yè)的激勵機制如何在制度層面獎勵和復制自戀型人格結構。本章的論證鋒芒直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核心矛盾：它一方面鼓吹個人責任和“精英治理”，另一方面卻在系統(tǒng)性地生產著缺乏同理心、拒絕反思的“碩鼠”（fat cats）。

《黑天鵝》（2010）劇照。

在病理學分析的基礎上，布萊克本提出了他自己的解決方案，那就是通過康德關于尊重的道德哲學，來對“自我關系”進行一個積極的建構。布萊克本集中闡釋了康德的“人性公式”——“在行動中始終將人性，無論是自己還是他人的人性，當作目的而不僅僅是手段”——并論證了這一原則如何既要求自我尊重（不自貶為“蠕蟲”），也要求對他人的平等尊重。布萊克本特別強調了康德對“謙遜”（false humility）的警惕：刻意貶低自己以博取他人好感同樣是對人格尊嚴的違背。本章還討論了康德的“普遍法則公式”，并將其與盧梭的互惠原則進行比較，指出康德的立場比盧梭更為嚴格——它不滿足于相互的敵意平衡（“如果他人會傷害我，我也可以傷害他們”），而是要求一種普遍的尊重態(tài)度。

布萊克本也承認康德理論的困難之處：道德法則的來源究竟是“自我立法”還是“內心發(fā)現”？他傾向于一種改良的康德主義——將道德能力的形成置于社會化的過程之中，承認“良知”是社會訓練、童年經驗和文化內化的產物，而非純粹先驗理性的直接呈現。

與此同時，布萊克本集中考察了三個密切相關的概念：正直（integrity）、真誠（sincerity）和本真性（authenticity）。布萊克本首先討論了伯納德·威廉斯關于“正直”的著名分析——吉姆是否應當射殺一個無辜者以拯救十九人——并指出威廉斯對功利主義的批判雖然有力，但可能導致一種“一意孤行”的正直觀念，忽視了道德復雜性。接著，布萊克本援引萊昂內爾·特里林的區(qū)分，指出“真誠”（言行一致）是相對簡單的社會美德，而“本真性”（忠實于自我的深層本質）則是一個更為復雜且充滿爭議的概念。本章對海德格爾和薩特式“本真性”概念的批判是全書的理論高潮之一：布萊克本指出，一旦我們放棄了“內在有一個真實的自我”的形而上學預設，“本真性”要么淪為空洞的口號（薩特的選擇自由），要么成為危險的意識形態(tài)（海德格爾對本真“決斷”的崇拜）。布萊克本的替代方案是：放棄對“本真自我”的形而上學追求，轉而培養(yǎng)一種經過反思的、社會嵌入的“自我掌控”——不是通過拒絕外部規(guī)范來實現“真實”，而是通過理性地參與社會規(guī)范的建構和修正來達成“成熟”（maturity）。

關于“自我”的討論

還有哪些可能？

縱觀全書，布萊克本嫻熟地在哲學分析、心理學研究、文學闡釋和當代文化批評之間自由穿梭，卻始終保持著清晰的論證主線。這種整合不是簡單的素材拼貼，而是服務于一個統(tǒng)一的診斷目標：揭示自戀作為一種深層的心理-社會機制如何在個人生活和文化生產中運作。他對盧梭、斯密和康德的理論資源的運用既有學術的嚴謹性，又不失可讀性，為專業(yè)哲學著作如何面向更廣泛的讀者群體樹立了典范。

但是，從布萊克本自己的理論框架內部出發(fā)，尚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

《花容月貌》（2013）劇照。

首先，布萊克本對“自愛”概念的運用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他有時將“自愛”（amour de soi）等同于一種前社會的、純粹生物性的自我保存本能，有時又賦予它更為豐富的道德心理學內涵——作為自我尊重和自我關懷的基礎。這種模糊性在與盧梭原文的對照中尤為明顯：盧梭的“自愛”概念本身就不是純粹的自然本能，而是已經包含了某種原始的同情心（pitié），因此“自愛”與“屬己之愛”的界限可能并不像布萊克本所描繪的那樣清晰。如果“自愛”本身就包含了社會性的維度，那么布萊克本的病理學敘事——即從健康的“自愛”向扭曲的“屬己之愛”的轉化——就需要更為細致的階段劃分和轉化機制的說明。

其次，布萊克本對“虛榮”的兩種類型（唯我論式和依賴式）的區(qū)分雖然富有啟發(fā)性，但這一區(qū)分在實際運用中并不總是有效的。在當代消費文化中，這兩種虛榮往往相互滲透、彼此強化：廣告中的“精英形象”（唯我論式虛榮）恰恰是通過激發(fā)觀眾“獲得他人嫉妒”的渴望（依賴式虛榮）來發(fā)揮作用的。布萊克本自己也在第三章中承認了這一復雜性，但并未提供更為精細的分析工具來把握這種交互作用。

從外部視角來看，本書對非西方哲學傳統(tǒng)的完全忽視是一個明顯的缺憾。佛教關于“無我”（anatta）的教義、儒家關于“克己”和“修身”的思想、道家關于“虛己”的智慧，都包含了關于自我關系和自我超越的豐富資源。布萊克本在第一章中簡要提及了佛教的無我論，但僅僅將其作為休謨懷疑論的東方“回聲”一帶而過，未能深入探討這些傳統(tǒng)對自戀問題的獨特診斷和治療方案。

在全球化時代，一個關于“自我”的哲學論述如果完全局限于西方思想傳統(tǒng)，其解釋力和相關性將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而且，本書對數字時代自戀新形態(tài)的討論相對滯后。雖然布萊克本在第二章中提及了“自拍文化”和社交媒體，但全書的核心案例分析（歐萊雅廣告、整容手術、企業(yè)高管薪酬）仍然是“前數字時代”的現象。社交媒體平臺（Instagram、TikTok）通過算法推薦和點贊機制所制造的新型自戀——“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的暴政、“表現型自我”（performative self）的異化、注意力經濟的成癮結構——在本書中沒有得到充分的探討。這并非苛責布萊克本（本書出版于2018年，社交媒體的大規(guī)模普及仍在加速），但它確實限制了本書分析框架在當下的直接適用性。

總體而言，《鏡中的自我》是一部兼具哲學深度和文學魅力的著作。布萊克本以其慣有的智慧和優(yōu)雅，帶領讀者穿越從古希臘神話到當代廣告文化的漫長旅程，揭示了自戀這一看似熟悉實則復雜的道德心理現象的深層結構。本書的價值不僅在于它對盧梭、斯密和康德的理論資源的創(chuàng)造性整合，更在于它為哲學如何介入當代文化批評提供了一個成功的范例。在一個自戀被正常化甚至浪漫化的時代——無論是“自我關愛”（self-care）的膚淺化、“個人品牌”的泛濫化，還是“網紅經濟”對虛榮心的制度化利用——布萊克本的清醒和反諷顯得尤為珍貴。

對專業(yè)哲學研究者而言，本書是道德心理學和自我哲學領域的一部重要參考。對更廣泛的讀者而言，本書則是一面鏡子——它迫使我們審視自己在鏡中的形象：我們是在欣賞一個真實的自我，還是像那喀索斯一樣，沉湎于一個由社會期待和商業(yè)操縱共同編織的倒影？布萊克本沒有提供簡單的答案，但他提出的問題，在這個“注意力經濟”和“表現型社會”日益交織的時代，具有前所未有的緊迫性。

本文經出版社授權刊發(fā)。作者：林曦；編輯：申璐；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fā)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眾號又改版啦

大家記得將「新京報書評周刊」設置為星標

不錯過每一篇精彩文章～

即刻下單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