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清代吉林城的老城門時，烏拉街古城的城門也請了解一下

吉林市的清代歷史實際上是兩座城的歷史，一座是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圍攏的吉林城，一座是與吉林城共飲一江水的烏拉城。雙城相伴相生，共同譜寫了松花江畔厚重的人文歷史篇章。相對于吉林城，烏拉城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更為古久的時代，也正因此，坊間才會醞釀出“先有烏拉后有吉林”的俗語。

根據地方史料所載，烏拉城曾是海西女真烏拉部的主城，后金時期，該部被努爾哈赤征服，清順治初年被重新啟用，為打牲烏拉總管駐地。很遺憾，早期該城檔案因康熙二年打牲烏拉總管希特庫家發生火災而被焚毀，現已無從查考。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洪水再次泛濫，離江過近且地勢較低的烏拉城遭受嚴重破壞。痛定思痛，總管穆克登于是在次年，正式呈請清廷移建新城。

當時有兩個備選方案，其一是將新城建在“舊城迤東有最好高埠向陽之地”，其二則是在江對岸的一處高地建城。對此，康熙帝給出的意見是：“打牲鄉村，奈系我太宗仁皇帝指定，居住年久。如移，亦得揀其東陽鐘秀之地方可居住，萬不準遷渡江西。欽此。”根據康熙皇帝的答復，1706年，烏拉新城在舊城東南方向高地之上開工建設。

新城是一座矩形土城，每邊長二華里左右。城設四門，“以東、西、南、北為名”（《打牲烏拉地方鄉土志》）。在光緒年間編修的《吉林通志》中，烏拉新城有著一個標準的官方名稱“打牲烏拉駐防城”。駐防城是清朝的特殊城池，主要為八旗軍隊的專用軍事駐地?，兼具兵營和家屬居住區功能，因此也常被稱為“滿城”。故而在地方史料中便有了“旗仆占居城里，不準客留浮民。商賈占居西門外，原為以免旗民混雜而重風化”（《打牲烏拉志典全書》）的記述。這種旗民居住區分隔，與吉林城旗民混雜的情況并不相同（吉林城僅四品以上旗人可居于城內）。

到了民國時期，烏拉城的城墻破損嚴重，防御功能幾近喪失，恐怕這也是“小傻子”武裝能夠在民國十一年（1922年）攻占烏拉城的重要原因。“小傻子”武裝離開后，吉林地方當局決定在清代城墻的基礎上，重新修筑城墻。1923年，擴建工程開工，此次擴建廢掉原來的西墻及西門，將“西門臉”（今烏拉街鎮仿古街市）擴進城內。新城在新擴充的區域加修了五座城門，同時又在東側加修了一座城門，此時烏拉城共有九座城門（城門為磚砌，城墻仍為土筑）。如同清代同治年間吉林城擴建一樣，烏拉城的部分城門還被重新命名。

1923年之后，烏拉城東墻為大東門和小東門；西側為澤萃門，出城即是江邊；南側自西向東為天泰門、南新門、永吉門；北側自西向東分別是通往九臺的北門，北新門、和通往舒蘭的永安門。九座城門中的天泰門最為壯觀，其門上有扇形門額，是通往吉林的咽喉。1943年，日本人藤山一雄曾對烏拉街進行過細致的調查，其報告中所附《烏拉街略圖》就明晰地繪制了當時烏拉城的輪廓與街道、城門，以及城內重要機關的分布。

在了解街市布局時，過街牌樓也是一種不容忽視的地標，藤山一雄就把天泰門內的牌樓與天泰門并論。

根據《打牲烏拉地方志》記載，烏拉城內曾有過兩座過街牌樓，其位置在老城十字街口的南北兩側。《永吉縣文物志》則根據調查，記述兩座牌樓曾在1907年秋季，經打牲烏拉總管德克德恩重建。牌樓上每面均懸有一方金字黑匾，傳聞都是由成多祿書寫。其中南側牌樓的南北兩側分別為“南接龍潭”和“山圍圣地”（另有資料記載朝北的匾額為“水繞名區”，差異待考），北側牌樓的南北兩側分別為“水繞名區”和“北通風閣”。

另外在新擴進城內的西門臉尚義街，南北兩端的城門內側15米左右，還各建了一座牌樓。其中天泰門北側的牌坊上懸掛有“威嚴大樹”和“德茂甘棠”兩方匾額（另有說法：“威嚴大樹”為“威瞻大樹”，“德貌甘堂”為“德茂甘堂”）。

目前，本人見到了數張城門照片，其中有明確標注的是天泰門。照片中可見，天泰門為二層門樓，門洞為方形，門外東側有高大的樹木。另有照片可透過門樓看到天泰門內的牌坊。

我還見到一張城門和牌樓的“合影”。根據史料記述，離城門相近的牌樓都在尚義街上，結合城門外的樹叢，以及城門一側的建筑，基本可以判定這張照片中的城門也是天泰門。

另有一張標注為“烏拉街西門”的照片。雖然叫作西門，從城門一側有房舍，另一側為空地的情況判斷，應該是站在西門外向東拍攝，因而此門肯定不是清代駐防城的西門——清代西門外是“西門臉”市街。這張照片應是朝向松花江的澤萃門。

自2024年開始，借吉林市文旅大發展的東風，承載著厚重歷史的烏拉街古鎮迎來了華麗變身的契機。尤其是老尚義街更被改造建設為一條可進行沉浸式文化體驗的打卡街市。吉林與烏拉重新合體為“吉林烏拉”，以江為脈，使兩座老城悠悠古韻再現驚世煥彩！

本賬號將陸續推出一些與烏拉街歷史人文相關的文章，歡迎朋友們持續關注。

本文為優雅的胡子原創文章，其他自媒體轉載須經作者同意，違規必究。

特別鳴謝金曉彬先生、賈大為先生、郭五一先生、錢麗忠先生對本人撰寫此文給予的支持和鼓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