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宦官扶上位的唐宣宗，為何被稱為“小太宗”呢？

唐朝近三百年，為什么只有唐宣宗被稱為“小太宗”？

很多人以為，因為他勤政愛民。其實，這只是原因之一。

唐宣宗登基時，大唐早已不是貞觀盛世。安史之亂后，藩鎮割據、宦官專權、黨爭不斷、財政困難，皇帝甚至連朝廷都未必說了算。

他沒有重建盛唐，而是先讓皇帝重新掌握權力，結束牛李黨爭，整頓吏治，恢復漕運，重用能臣，還抓住吐蕃內亂的機會，接納張議潮歸唐，讓河西部分失地重新回到大唐版圖，史稱“大中之治”。

可惜的是，藩鎮和宦官這兩顆“毒瘤”始終沒有根除。唐宣宗能讓大唐重新穩定，卻無法逆轉晚唐衰落的大勢。

所以，“小太宗”三個字，不是說他復制了貞觀之治，而是說在一個風雨飄搖的晚唐，他已經做到了那個時代皇帝所能做到的極致。

中國歷史上的治世很多，但真正能夠成為后世君主共同標桿的，卻只有一個——貞觀之治。后來每當一個皇帝稍有作為，人們總喜歡拿他與唐太宗相比。

縱觀整個唐朝近三百年的歷史，真正被后世冠以“小太宗”之名的，卻只有晚唐的唐宣宗李忱。

唐宣宗能夠獲得與唐太宗相提并論的評價，并不是因為他復制了貞觀之治，而是因為他試圖在一個早已衰敗的時代，重新找回貞觀時代那種秩序與氣象。

公元846年，唐宣宗李忱即位。

很多人后來稱贊他開創了“大中之治”，甚至將他比作唐太宗，稱為“小太宗”。但如果不了解他登基時的大唐是什么模樣，就很難理解這個評價為何如此之高。

因為唐宣宗接手的，不是李世民時代那個蒸蒸日上的盛唐，而是一個已經被安史之亂徹底改變的大唐。

九十多年前爆發的安史之亂，不僅持續了八年戰爭，更徹底打碎了唐朝前期建立起來的政治秩序。戰爭結束后，唐朝雖然維持了統一，但帝國賴以運轉的根基已經發生了變化。

首先崩塌的，是中央權威。

平叛過程中，朝廷不得不賦予各地節度使更大的兵權和財權。戰爭結束后，這些藩鎮并沒有把權力交還朝廷，反而逐漸形成割據局面。

尤其河北地區，不少節度使擁有自己的軍隊、財政和官員任命權，朝廷的政令往往難以真正貫徹。名義上，他們仍然臣屬于大唐；實際上，卻越來越像一個個獨立王國。

皇權內部也在不斷流失。

安史之亂后，為了制衡地方武將，皇帝越來越依賴掌握神策軍的宦官。久而久之，宦官不僅控制宮廷禁軍，還逐漸介入皇位繼承和朝廷決策。

因此，他坐上皇位時，最大的難題并不是如何治理天下，而是如何讓皇帝真正掌握屬于皇帝的權力。

外有藩鎮，內有宦官，朝廷內部同樣暗流涌動。

延續數十年的牛李黨爭，已經讓官場失去了正常運轉的能力。大臣們更多關心的是自己屬于哪一派，而不是國家政務。

財政狀況同樣不容樂觀。安史之亂后，大量州縣人口流失，賦稅銳減，地方藩鎮截留財賦，中央財政越來越依賴鹽鐵等專賣收入維持運轉。昔日富庶的大唐，已經沒有了開元盛世時充盈的國力。

面對這樣的局勢，唐宣宗十分清楚，僅靠頒布幾道政令，不可能改變帝國的命運。要恢復國家秩序，首先必須恢復皇權。

于是，他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重新調整朝廷權力格局。

武宗朝長期執政的李德裕，雖然政績卓著，卻已經成為朝廷權力的重要中心。

唐宣宗沒有繼續沿用武宗時期的政治格局，而是很快將李德裕調離中樞，隨后不斷外放貶謫，使其退出政治舞臺。李黨的大多重要人物也都被迫離開朝廷。

但他的目的，并不是扶植牛黨重新掌權，而是讓持續數十年的牛李黨爭徹底失去繼續斗爭的基礎。

在唐宣宗看來，無論李黨還是牛黨，只要形成能夠左右朝局的政治集團，都會削弱皇帝的權威。因此，他沒有讓任何一派長期獨占朝政，而是把最高決策權重新收回皇帝手中。

大中年間，宰相更換十分頻繁，許多重大任命都直接出自皇帝本人，宰相僅有尊位，而非實權。

同時，唐宣宗嚴格約束宗室、外戚和近臣，不允許任何人憑借身份干預朝政，地方官員的考核和升遷也越來越多由皇帝親自決定。

正是在這個基礎上，他后來整頓吏治、恢復財政、改善邊防等一系列舉措，才有了推行的可能。這也是后人認為他具有“貞觀遺風”，并稱其為“小太宗”的重要原因。

歷史從來不會因為一位皇帝勤于批閱奏章，就給予他“小太宗”的評價。

唐宣宗之所以能在晚唐眾多皇帝中脫穎而出，并不是因為他喊出了中興天下的口號，而是因為他確實讓一個長期失序的帝國重新恢復了運轉。

他首先整頓的，是官場。

安史之亂以后，地方官員的任免越來越流于形式。一些地方州縣，官員上任后很少真正關心百姓疾苦，而是忙著結交權貴、經營門路，希望盡快調往京城。

朝廷對地方情況越來越不了解，地方對中央也越來越敷衍，行政效率不斷下降。

唐宣宗改變了這種局面。

他十分重視地方官的選拔，如對刺史這類直接治理百姓的官員的考核，從不掉以輕心。甚至于要下詔規定上任的刺史，在上任之前需要前往京師接受其當面考察。

為了更加準確掌握官員情況，他還命人整理五品以上官員的名冊和履歷，

隨時查閱，對官員的資歷、政績做到心中有數。又要求整理各州郡的風土人情、物產、戶口、賦稅等資料，使朝廷能夠更加全面了解地方實際情況，方便考核當地刺史。

相比晚唐許多皇帝沉迷享樂、很少過問政務，唐宣宗幾乎每天都把大量精力放在這些看似瑣碎卻關系國家運轉的事務上。

他深知，天下能否安定，并不完全取決于朝廷有多少名臣，而在于州縣一級是否真正有人辦事。

他開始恢復朝廷的財政秩序。

安史之亂以后，中央財政長期緊張，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漕運廢弛。

江淮地區雖然依舊富庶，但大量糧食和賦稅在運輸途中損耗嚴重，加之官吏侵吞、中途盤剝，真正運抵長安的數量遠遠不足。

唐宣宗任用裴休主持鹽鐵、漕運事務，對運輸制度進行全面整頓。從船只管理到倉儲驗收，再到沿途官員責任，都重新制定規章。

改革之后，運抵關中的糧食數量大幅增加，長期困擾朝廷的糧食供應得到明顯緩解。財政雖然沒有恢復到盛唐時期的富足，卻重新具備了維持國家正常運轉的能力。

在用人方面，唐宣宗同樣延續了唐太宗重視人才的傳統。

他非常重視科舉，對官員才學非常重視。

他經常詢問官員是否進士出身，得到肯定回答便大喜，若有才學沒有高中的，也會嘆息。大中前期，官場風氣較前朝明顯改善，官員普遍更加謹慎，不敢輕易懈怠。

除了整頓內政，唐宣宗還把目光重新投向邊疆。

安史之亂后，吐蕃趁機占據河西、隴右大片土地，大唐在西北苦心經營百余年的防線幾乎全部喪失。

唐宣宗即位時，吐蕃內部因長期內亂而迅速衰落，各部之間互相攻伐，統治逐漸瓦解。

唐宣宗敏銳抓住了這一歷史機遇。

848年，沙州人張議潮率眾起兵，先后收復沙州、瓜州等地，隨后遣使進入長安，請求重新歸附唐朝。

唐宣宗沒有因為晚唐國力有限而放棄這片遙遠的土地，而是立即承認張議潮的地位，設立歸義軍，使河西部分地區重新納入唐朝版圖。

這次收復，并非像唐太宗征服東突厥那樣依靠大規模遠征，卻重新樹立了朝廷在西北的政治影響力，也讓長期低迷的大唐重新擁有了一場足以振奮人心的勝利。

唐宣宗心里始終十分清楚，大中之治能夠恢復秩序，卻無法真正回到貞觀之治。

貞觀時期的大唐，正處于不斷上升的發展階段，制度可以不斷完善，疆域可以持續擴張；而他面對的，則是經歷安史之亂后元氣大傷的帝國。藩鎮依舊存在，宦官依然掌握禁軍，土地兼并沒有根除，財政壓力始終沒有消失。

因此，唐宣宗并沒有創造另一個盛唐。他真正做到的，是在衰敗已經不可逆轉的情況下，讓國家重新恢復了法度，讓朝廷重新恢復了秩序，讓百姓重新看到了一個勤于政事、勵精圖治的皇帝。

正因為如此，后世沒有把他稱作第二個唐太宗，而是稱他為“小太宗”，是對唐宣宗治國能力最直接、也是最高的肯定。

如果只看唐宣宗在位的十三年，大中之治確實給晚唐帶來了久違的安定。

朝廷重新恢復秩序，地方吏治有所改善，財政逐漸穩定，邊疆也迎來張議潮歸唐、河西部分失地收復的好消息。

百姓重新看到了一個勤于政務、生活節儉、敢于整頓朝綱的皇帝，因此直到唐朝滅亡之后，民間仍然懷念這位皇帝，這也是后世給予他“小太宗”稱號的重要原因。

但如果把目光放得更長，就會發現，唐宣宗雖然讓大唐重新煥發生機，卻始終沒能改變晚唐衰落的大趨勢。

原因就在于，他解決的是表面的秩序，而不是帝國深層的結構性問題。

其中最嚴重的，就是藩鎮。

安史之亂以后，藩鎮已經不只是地方軍事長官，而是擁有軍隊、財政、官員任命權的地方政治集團。

朝廷雖然仍然可以任命節度使，但許多地方早已形成自己的利益體系，中央很難真正進行干預。

唐宣宗在位期間，并沒有貿然發動大規模削藩戰爭。

這并非他沒有魄力，而是現實已經不允許。

經歷安史之亂之后，中央財政有限，兵力也遠不如盛唐。貿然向河北藩鎮用兵，很可能再次引發全國性的戰亂。因此，他更多采取安撫的策略，在保持中央威信的同時，盡量避免新的大規模內戰。

這種做法保證了大中時期的穩定，卻也意味著藩鎮問題被繼續保留下來。

另一個始終無法解決的難題，是宦官。

唐宣宗一生都十分警惕宦官。

因此，他始終設法削弱宦官對朝政的影響，不輕易讓他們參與國家決策，也試圖重新擴大皇帝對禁軍的控制。

大中八年，唐宣宗還曾秘密與宰相令狐绹商議，希望削弱宦官勢力。由于宦官長期控制宮廷信息和禁軍系統，計劃最終未能成功。

這意味著，唐宣宗雖然能夠壓制宦官，卻始終沒有能力徹底改變晚唐形成數十年的政治格局。

事實上，直到他去世，神策軍依然掌握在宦官手中，皇位繼承也仍然無法擺脫宦官的影響。

除此之外，唐宣宗自身的執政方式，也存在一定局限。

為了恢復皇權，他不斷強化皇帝的個人決策權，把大量事務集中到自己手中。這樣做，在朝廷混亂時期確實能夠迅速提高行政效率，但時間一長，也暴露出新的問題。

由于皇帝事必躬親，宰相越來越缺乏獨立決策空間，許多官員只求不犯錯，不敢主動提出不同意見。大臣們長期處于謹慎甚至緊張的狀態，雖然減少了黨爭，卻也削弱了朝廷自身的活力。

這種治理方式，在一位勤政皇帝手中能夠維持運轉；一旦后繼者能力不足，整個國家機器便容易再次陷入停滯。

更令人惋惜的是，唐宣宗晚年也沒有擺脫唐代皇帝共同的宿命。

隨著年齡增長，他逐漸相信方士煉制的長生藥，希望延年益壽。這些所謂丹藥大多含有大量礦物成分，長期服食不僅不能長壽，反而不斷損害身體。859年，唐宣宗病逝于大明宮，結束了十三年的統治。

他的去世，也意味著大中之治走到了終點。

后來的人回頭評價唐宣宗時，往往都會有一種復雜的感受。

他確實是一位有能力、有責任心的皇帝，也確實讓晚唐重新出現了一段難得的穩定時期。

但他面對的，已經不是李世民那個充滿希望的時代，而是一個積弊深重、病入膏肓的帝國。

他能夠讓這座大廈停止繼續傾斜，卻無法重新建起新的地基。

這也正是"小太宗"三個字真正的含義。

他像唐太宗一樣勤政愛民、整頓吏治、恢復秩序，也努力把皇權重新樹立起來；

但他終究無法擁有唐太宗那樣的歷史條件，更無法憑借一己之力，逆轉安史之亂之后已經持續近百年的衰敗趨勢。

因此，唐宣宗不是盛唐的創造者，卻是晚唐最后一位真正試圖挽救大唐的皇帝。

也正因為如此，當后人回望唐朝歷史時，才會把"小太宗"這一充滿敬意的稱號，留給了這位生不逢時的君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