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關于人工智能導致貨幣消亡進程的幾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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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1）

——關于人工智能導致貨幣消亡進程的幾個問題

朱嘉明

橫琴數鏈數字金融研究院學術與技術委員會主席

2026年6月12日，SpaceX上市，埃隆·馬斯克（Elon Reeve Musk，1971—）成為人類歷史上第一位萬億富翁。而就在通往這一刻的數月里，這位地球上最富有的人卻在反復宣講一個看似自毀的命題：金錢終將變得無關緊要。當主持人彼得·戴曼迪斯（Peter H. Diamandis，1961—）當面點破這一悖論：“就在你成為萬億富翁的當口，金錢反而開始貶值？”馬斯克的回答平靜而徹底：那些財富“只代表我所創辦公司的某個百分比的所有權，并不是躺在銀行賬戶里的東西”。（2）

本文循一條貨幣思想史的長線索，即從馬克思（Karl Heinrich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貨幣消亡論，經二十世紀的慘烈實驗與“社會主義計算大論戰”，到列昂惕夫（Wassily WassilyevichLeontief，1905—1999）的矩陣、數字貨幣與普遍基礎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的預演，最后抵達馬斯克的工程師政治經濟學。最終回答為什么AI不是強化，而是削弱貨幣？

1.超級預見：看到AI推動貨幣走向消亡

乍看之下，“人工智能將導致貨幣消亡”是一個自相矛盾的命題。AI正在讓貨幣變得前所未有地強大：算法交易以微秒為單位為萬物定價，移動支付把貨幣化作無摩擦的比特流，央行數字貨幣讓每一分錢都可編程、可追蹤。貨幣似乎正處于它有史以來技術含量最高的黃金時代。然而，歷史一再告訴我們：一種社會形式往往正是在其最完善、最純粹的時刻，暴露出自身的可替代性：蠟燭工業的頂峰恰在電燈發明前夜，帆船工藝的巔峰之作下水時，蒸汽船已在同一片海上冒煙。貨幣歷史也將是如此：當它因為技術而生化、完美和純粹的時候，很可能它作為一件獨立“事物”而存在的理由，卻開始弱化和消失。對于漫長的貨幣現象而言，21世紀的第二個四分之一世紀很可能是這樣的時刻。

2.傳統和經典貨幣與生俱來的基本功能

要理解貨幣為何面臨消亡的命運，首先要剝去金銀的外殼，理解貨幣不被歷史影響的三個基本功能：其一，信息壓縮器。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899—1992）1945年在《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對此的闡述是清晰的：分散在億萬人頭腦中的、關于“特定時空情境”的知識，無法被任何中央機構收集，而價格把這一切壓縮為一個數字。（3）價格體系是一部電報機，貨幣是它的通用信號。其二，對他人稀缺勞動的債權。一張鈔票的本質，是社會欠持有者一份勞動的憑證。馬克思把這一點上升為價值理論：貨幣計量的是凝結于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貨幣的權力，歸根結底是支配他人勞動的權力。（4）這正是它同時成為自由與奴役之雙重象征的原因。其三，社會的記憶。1998年，經濟學家科切拉科塔（Narayana Rao Kocherlakota，1963—）那篇著名論文的標題就是“貨幣即記憶”（Money Is Memory）。（5）在一個人人互為陌生者、無法記住誰曾為誰做過什么的社會里，貨幣是一種分布式記賬裝置，我曾貢獻，故我持幣；我持幣，故可索取。所以，貨幣存在的前提就是：分散的信息，稀缺的勞動，陌生和健忘的人與人的社會關系。在AI產生和應用之前，沒有任何機器能替代市場去完成經濟計算。

3.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認知的貨幣消亡的歷史邏輯與途徑

馬克思是歷史上最早注意到貨幣與技術關系的思想家。馬克思的《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著名的“機器論片段”寫下來驚人預言：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財富的創造將越來越少地取決于勞動時間和勞動量，而越來越多地取決于科學的力量，取決于他所謂的“一般智力”，社會知識作為直接生產力的對象化。（6）一旦如此，以勞動時間為尺度的價值規律將自我瓦解，建立在交換價值之上的生產將隨之崩潰。也就是說，貨幣的消亡包含著自動化的技術邏輯里：當機器體系吸收了人類的一般智力，勞動不再是價值的實體，作為價值之表現形式的貨幣便失去了它所要表現的對象。今天的大模型與人形機器人，恰是“一般智力”的硅基化身。馬克思描述的正是AI，只是他沒有這個詞。馬克思還是最早闡述所有制和貨幣消亡的關系的思想家。1875年，幾乎是一個半世紀之前，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出：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生產資料歸社會所有，勞動產品不再通過交換來實現其社會性，因而不再是商品；個人憑“勞動券”領取消費品，而勞動券不流通、不積累、不生息，記錄勞動，卻不是貨幣；到了“各盡所能、按需分配”的高級階段，連勞動券也歸于消失。（7）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說得更直白：社會一旦占有生產資料，就可以直接用勞動時間與實物量核算生產，無需再繞經“價值”這一迂回的表達，價值概念本身將失去存在的意義。（8）請注意這句話的分量：恩格斯設想的不是“更好的貨幣”，而是一套直接的實物核算體系，即一個世紀后投入產出表、再一個世紀后AI調度系統的思想雛形。同時也應注意其前提：這是生產力與科學技術極度發達之后的高級社會形態，而非現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可以強行套用的政策。

馬克思和恩格斯對他們所處的那個時代是敏感的，不僅全方位關注自然科學的進展，從時間和空間、天體演化、物理和有機無機化學；而且關注蒸汽機帶動的科技創新的進展；而且關注世界市場，1825年以來周期性爆發的生產過剩危機，生產的社會化與占有的私人性之間日益擴大的裂縫，以及機器體系把活勞動一步步逐出直接生產過程的長期趨勢。所以，馬克思和恩格斯由此推斷：事后靠價格波動、危機與破產來協調的市場，終將被事前的、自覺的社會計劃取代，貨幣將與商品生產一同退場。遺憾的是，馬克思以為社會記賬簡單到人人可為，全然未預見到協調一個復雜經濟需要何等規模的信息與計算。這個缺口，要由下一個世紀的論戰和再下一個世紀的機器來填補。

4.奧斯卡·蘭格：貨幣歸結為一個計算問題

1920年，米塞斯（Ludwig Heinrich Edler von Mises，1881—1973）發表《社會主義制度下的經濟計算》（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提出那個著名的世紀難題：沒有生產資料私有制，就沒有生產資料市場；沒有市場，就沒有真實價格；沒有價格，就沒有經濟計算。（9）計劃者縱有天使般的善意，也是在黑暗中摸索。哈耶克繼而把論證推向更深處：癥結不在算力，而在知識本身，關于每一臺機床、每一塊田地、每一個轉瞬即逝的機會的特定時空知識是默會的、分散的、變動不居的，根本不會以數據的形態呈交給任何中央機構；價格之所以不可替代，因為它是唯一能把這些知識動員起來的通信系統。

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Oskar Ryszard Lange，1904—1965）在1936年做出回應。（10）他不再否認價格的必要性，而是釜底抽薪：價格何必來自市場？中央計劃機構完全可以模擬市場。沿用泰勒（Fred Manville Taylor，1855—1932）首創的試錯法思路，公布一套試驗價格，觀察各處的過剩與短缺，過剩則降價、短缺則提價，如同瓦爾拉斯（Marie-Esprit-Léon Walras，1834—1910）的“拍賣人”那樣迭代逼近，直至供求均衡；企業只須遵守兩條規則：使價格等于邊際成本，使生產成本最小化。米塞斯所要求的“計算”，計劃委員會用紙筆照樣完成。反對者譏其為讓官僚扮演拍賣人的烏托邦，但蘭格模式的真正歷史意義在于：它把貨幣與市場的存亡，從一個意識形態問題改寫成了信息處理與計算能力的技術問題。

約三十年后，蘭格在臨終前寫道，倘若今日重寫當年的答辯，事情會簡單得多：把聯立方程組交給電子計算機，頃刻即得其解；對手所指控的求解困難在很大程度上已成虛幻，市場那種笨拙的試錯，不過是前電子時代的一種計算裝置。論敵們把這稱作“電子計算機烏托邦”。但同樣值得記住的是蘭格的清醒：他明確指出，電子計算機非常適合編制計劃，卻不能取代復雜多變的市場；計算機與市場，是當代經濟管理者手中的兩件核算工具。這句留有余地的話為半個世紀后的爭論預留了席位：決定性的問題從來不是“機器能不能算”，而是“機器能算到什么程度、市場還剩下什么不可替代”。

5.列昂惕夫的“投入-產出”矩陣：沒有市場的價格是可能的

如果說蘭格給出了綱領，列昂惕夫就鍛造了工具。1936年，這位哈佛的俄裔經濟學家發表了投入產出技術的第一篇論文《美國經濟制度中投入產出的數量關系》（Quantitative Input and Output Relations in the Economic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把整個國民經濟寫成一張棋盤式的矩陣：每個部門既吸收其他部門的投入，又向其他部門供給產出；四個象限分別刻畫部門間技術聯系、最終使用、增加值構成。只要給定最終需求向量，對（I?A）矩陣求逆，便可一舉算出所有部門所需的總產出。（11）國民經濟第一次在數學上成為一個“可解的系統”。這項工作使他獲得1973年第五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同一年，中國編制出首張覆蓋61種產品的實物型投入產出表，1987年起確立五年定期編制制度。耐人尋味的是，這張表被計劃與市場兩種體制同時采用。美國用它核算國民經濟，蘇聯國家計委的物資平衡表則是它的粗糙表親。它在意識形態上是中立的：一臺透視經濟解剖結構的X光機。

比列昂惕夫更進一步的是蘇聯數學家康托羅維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1912—1986）。1939年，他為解決膠合板托拉斯的機器分配問題發明了線性規劃，并證明了一個哲學意味深遠的定理：任何資源最優配置問題的對偶解，都是一組“客觀制約估價”，即影子價格。（12）這意味著價格可以不經任何交易而被計算出來：價格不再必然是市場博弈的產物，也可以是最優化運算的副產品。米塞斯斷言沒有市場就沒有價格；康托羅維奇用數學回答：有目標函數與約束條件就有價格。他因此與庫普曼斯（Tjalling Charles Koopmans，1910—1985）分享了197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6.馬克思的“資產階級權力“理論和20世紀的非貨幣化實驗

1875年，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闡述共產主義社會第一階段（即社會主義階段）的按勞分配原則時，提出了"資產階級權力"（"bourgeois right"）這一重要概念：盡管生產資料已經公有化，消滅了人剝削人的現象，但按勞分配仍然遵循著與商品交換相同的等價交換原則——每個生產者按其提供的勞動量領取相應的消費資料。這種"平等的權利"實質上仍是一種"資產階級性質的法權"，因為它只承認勞動量這一單一尺度，而忽視了勞動者在體力、智力、家庭負擔等方面的天然差異，從而在形式平等的背后掩藏著事實上的不平等。"資產階級法權"只能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而逐步被超越。

1917年十月革命直到1970年代，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背景下，有過非貨幣化實驗。實驗一，蘇俄的“戰時共產主義”（1918—1921）：余糧征集、實物工資、取締自由貿易，普列奧布拉任斯基（Yevgeni Alexeyevich Preobrazhensky，1886—1937）甚至把印鈔機贊為向資產階級貨幣制度后方掃射的機關槍。結果是工業產出崩塌、農民抗征、喀瑯施塔得水兵起義。列寧（Vladimir Lenin，1870—1924）以罕見的坦率承認此路不通，1921年轉向新經濟政策，恢復貨幣、市場與商業信用。貨幣被請了回來，這不是出于理論偏好，而是出于饑荒的脅迫。實驗二，中國1958年的大躍進。以陳伯達（1904—1989）為代表的一些人把馬克思關于遙遠未來的論斷演繹為現實政策，鼓吹“貨幣消亡論”“貨幣無用論”，借當年特殊的經濟政治形勢大刮“共產風”，供給制、公共食堂、無償平調盛行一時，搞生產關系的強制過渡。與此相呼應，張春橋（1917—2005）在其《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一文中，將商品貨幣關系、按勞分配等原則歸納為“資產階級法權”殘余，主張通過政治運動加以徹底破除，為激進的平均主義和供給制提供了理論依據。（13）事實上，張春橋曲解了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關于“資產階級權力”（ "bourgeois right"）的思想。（14）

這些實驗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共同指向一條鐵律：只要稀缺仍在、信息仍分散、協調技術仍然缺位，貨幣就不可能被法令廢除。人們可以創造消滅它的形式，但是，其功能會立即寄生到別的宿主身上，而且往往更壞。貨幣只能被替代。問題轉化為拿什么替代？

7.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控制論的實驗

在20世紀，控制論者試圖把這些部件組裝成整機。1962年，蘇聯控制論之父格盧什科夫（Victor Mikhailovich Glushkov，1923—1982）提出OGAS方案，覆蓋全國的計算機網絡，實時采集企業數據、優化計劃，進而以電子個人賬戶取代現金，讓貨幣溶解進國家賬本。在部門利益與財政系統的抵制下，這個激進的改革方案最終沒有得到實驗的機會。

1971年至1973年，智利阿連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1908–1973）政府實施的控制論實驗?，核心項目名為?協同控制工程（Project Cybersyn）?。這是人類歷史上首次嘗試利用計算機技術和控制論原理，在國家級范圍內實現?實時經濟管理與去中心化決策?的激進實踐。??該項目由英國控制論專家?斯塔福德·比爾（Anthony Stafford Beer，1926—2002）?主導設計，旨在避免蘇聯式僵化的中央計劃，轉而構建一個具有適應性的“國家神經系統”。改系統由四個關鍵部分組成：Cybernet的通信網絡；Cyberstride?的統計軟件；CHECO?的模擬系統和位于圣地亞哥的Opsroom（操作室）。

阿連德政府試圖走一條區別于蘇聯集權模式的“民主社會主義”道路，設計理念與政治意圖：實現反官僚主義，實時響應?和工人參與。??1972年是智利控制論實驗的高光時刻?，面對反對派發起的?卡車司機大罷工?導致的物資短缺，Cybersyn成功整合了民間運輸資源數據，幫助政府繞過罷工封鎖調配食品，維持了城市基本運轉，被視為系統最成功的實戰應用。1973年9月11日，?皮諾切特（Augusto José Ramón Pinochet Ugarte，1915—2006）發動軍事政變?推翻阿連德政府。新軍政府視該系統為“社會主義威脅”，將其設備全部銷毀或廢棄，實驗隨之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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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阿連德政府始終維持價格管制與貨幣流通，但是，該實驗常被后世“數字社會主義”理論引用，作為?算法替代市場?的早期案例。阿連德在智利搭建Cybersyn系統，無疑是在理念和技術上都是早產兒。技術層面的歷史局限性包括：算力不足，一臺大型機的性能不及今日一部手機的百萬分之一；數據不通，信息靠紙表逐級上報、層層失真；維度爆炸，數百萬種商品的聯立規劃遠超求解能力；偏好黑箱，計劃者不知道消費者明天想要什么；激勵失靈，企業謊報產能，米塞斯所說的所有者責任無處安放。

阿連德代表的實驗之后繼續存在影響。例如如丹尼爾·薩羅斯（Daniel Earl Saros，?—）提出的“總目錄”模型，設想用“效用點數”替代貨幣，屬于?21世紀的理論推演?。(15)

8.1990年代：俄羅斯自由主義貨幣實驗和啟發

俄羅斯在20世紀90年代的自由主義貨幣與經濟改革實驗，同樣以失敗收場。葉戈爾·蓋達爾（Yegor Timurovich Gaidar，1956—2009）主導的價格自由化與貨幣休克療法，試圖在極短時間內建立市場化的貨幣與價格體系，結果卻引發惡性通脹、盧布信用崩潰與社會財富的劇烈重新分配，鮑里斯·葉利欽（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1931—2007）執政期間的俄羅斯經濟陷入長期動蕩，其代價至今仍在俄羅斯社會結構中留下深刻痕跡。僅憑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所設計的貨幣制度，無法單獨承擔穩定貨幣秩序的歷史重任。

當今時代已不存在純粹意義上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或自由主義式的貨幣選擇，貨幣問題正在超越傳統意識形態框架，進入一個結構與功能同時發生深刻變化的歷史階段。貨幣的結構正從主權國家垂直發行的單一體系，轉向多層次、多主體、多技術路徑并存的復合形態，貨幣的功能也從單純的交換媒介與價值儲藏，擴展至可編程、可追溯、可自動執行的信息載體。俄羅斯的貨幣改革未能真正化解自身的貨幣困境，根源在于其改革路徑始終未能跟上這一結構性轉變，無論是貨幣局制度，還是隨后的自由放任市場化改革，都停留在傳統主權貨幣的框架之內進行調整，未能觸及貨幣本身正在發生的技術性重構。

貨幣正在加速與意識形態若近若離，向中性化與技術化傾斜的歷史。這是理解當代貨幣變遷最重要的前提。當貨幣的設計逐漸由算法、協議與分布式共識機制主導，而非某一政治哲學或經濟學派的理念主導之時，貨幣本身的政治屬性正在被技術屬性逐步稀釋。這一進程尚未完成，卻已經構成貨幣消亡這一歷史命題最重要的前置條件。未來貨幣演化必將超越任何單一意識形態所能規定的邊界。急于求成的激進改革所付出的代價，卻需要由最普通的民眾來償還。

9.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阿根廷貨幣制度崩潰與重建

20世紀90年代末，阿根廷為了消除惡性通貨膨脹，實行了嚴格的貨幣局制度，規定阿根廷比索與美元按1:1的固定匯率自由兌換。隨著美元國際市場走強，阿根廷比索實際匯率被嚴重高估，導致出口競爭力下降，貿易逆差和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政府只能靠大量借外債來維持這一體系。央行喪失了通過貨幣政策調節經濟的自主權，面對1998年以來的經濟衰退束手無策。2001年12月，隨著市場對政府償債能力產生疑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拒絕發放貸款，引發了嚴重的資本外逃和銀行擠兌。2002年初，阿根廷新政府正式宣布放棄實行了11年的比索與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實行浮動匯率制。

2002年阿根廷貨幣崩潰，本質上是一場自由主義貨幣改革方案的整體失敗。在20世紀90年代，阿根廷貨幣局制度試圖以固定匯率與美元完全掛鉤為基礎，借助規則約束徹底消除財政赤字與貨幣超發的政治空間，結果卻以銀行體系崩潰、社會秩序瓦解而告終。

至2002年5月，阿根廷官方失業率已超過20%(16)。在這樣的情況下，阿根廷的民間信用券體系正是在這一邏輯下誕生，數百萬阿根廷人涌入所謂“以物易物俱樂部”（clubes de trueque），以自制的“信用券”（crédito）維系日常交換，這一現象最早可追溯至1995年布埃諾斯艾利斯附近貝爾納爾鎮的一次庭院集市，此后迅速擴展為覆蓋數百萬參與者的全國性網絡。其運作最初依托互助交換網絡（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LETS）的記賬原理，隨后演變為印刷發行的實體票券，由“全球多重互惠交換俱樂部網絡”（Red Global de Clubes de Trueque Multirecíproco）統一組織管理。參與者多為在20世紀90年代末經濟衰退中失業的受過良好教育的中產階層，這一群體構成，恰恰揭示了正式貨幣體系失靈時，社會資本與互信網絡如何填補制度真空。以物易物俱樂部網絡的參與規模在此期間急劇擴張。據統計，2001年至2003年間，貨幣局制度取消，約有250萬阿根廷人參與此類信用券體系。其規模之大，足以說明官方貨幣體系失效后民間自發秩序重建之速與之烈。(17)

從2001至2023年，直到2023年哈維爾·米萊（Javier Gerardo Milei，1970—）執政，阿根廷在20年的時間中，實際上處于民間信用制度和沒有完全消亡的政府信用制度并存的“二元信用體系狀態。真實歷史是，一旦貨幣的官方形式死亡，貨幣作為交換媒介、價值尺度與儲藏手段的功能，更為原始的民間自救形態重新顯現。這一規律并非阿根廷獨有，英國經濟學家拉德福德（Richard A. Radford，1919—1984年）在其發表于《Economica》期刊的經典論文《戰俘營的經濟組織》（The Economic Organisation of a P.O.W. Camp）中早已系統記述，二戰戰俘營內香煙因其勻質、耐存、便于分割的物理特性，自發演化為承擔貨幣全部職能的通貨，甚至遵循格雷欣法則，品質較劣者驅逐品質較優者流通。(18)短缺經濟中烈酒充當支付手段的現象，同樣印證了這一規律的普遍性。簡言之，貨幣的產生與消亡，從來不取決于理想的設計，而取決于稀缺與信用能否維持交換的連續性。

米萊執政之后，阿根廷經濟仍未真正解決通貨膨脹頑疾，雖然2025年通脹率降至31.5%，為八年來最低水平，其絕對水平依然遠高于國際正常區間，貨幣信用尚未真正重建。(19)試圖將加密貨幣引入阿根廷政策，因為2025年爆發“LIBRA”加密貨幣丑聞而失敗。(20)自由放任式貨幣治理在面對新型技術貨幣時的制度性無力。阿根廷未能跟上貨幣結構與功能變化的時代節奏，恰是這場失敗最深層的注腳。

10.加密貨幣：一種隱蔽的貨幣消亡模式

加密貨幣的歷史作用不在于取代法幣，而在于把貨幣的三重本質，即信息、勞動債權、社會記憶，從金銀和國家信用里剝離出來，還原為純粹的可計算對象。而AI的介入，恰恰加速了這場剝離，同時也抽掉了加密貨幣自己腳下的地板。第一,加密貨幣證明了貨幣可以是一套無需國家的協議，這是對貨幣物性的第一次徹底祛魅。比特幣的真正貢獻不是它的價格，而是它在工程上證明了科切拉科塔那句“貨幣即記憶”可以被字面實現。一個全球共享、不可篡改的賬本，就是社會記憶的機器化身。一旦貨幣被公認為賬本上的一條記錄，它作為獨立“事物”存在的理由就被掏空了一半。第二，AI與加密的結合，正在催生一種機器對機器交易層，而這一層根本不需要人類意義上的貨幣。這是最關鍵、也最少被談及的一點。加密貨幣（尤其是穩定幣和可編程代幣）意外地找到了它真正的歸宿：不是給人用的，而是給AI用的。當無數AI智能體在鏈上以毫秒級、零信任、可編程的方式彼此支付，如為一次推理付費、為一份數據流付費、為一段算力租用付費，這套系統就成了一個純粹的能量與算力的記賬層。它在形式上還叫貨幣，功能上已經是馬斯克設想的那個直接核算物質流的系統的雛形。人類貨幣在這里不是被打敗，而是被繞過。第三,當AI讓價格發現變得近乎完美、讓每一種資源都能被實時精確定價、讓智能體網絡能夠直接以能量和算力為單位清算，那么投機—價格波動—財富儲藏這一整套圍繞加密貨幣生長出來的金融敘事就會枯萎。加密資產退化為純粹的機器清算單位（此時它是記賬工具，不是財富）。貨幣這個身份都在它身上瓦解。它幫著殺死了法幣的物性與國家壟斷，然后AI又抽掉了它自己的貨幣性。

加密貨幣證明貨幣可以是一套無需國家的協議；央行數字貨幣則證明貨幣可以是一條可編程的賬本記錄，可以設定用途、期限乃至負利率的智能票券。兩個方向殊途同歸：都剝掉了貨幣最后的物性與匿名性，把它還原為純粹的信息。而一旦貨幣被公認為信息，科切拉科塔的命題就從隱喻變成工程說明書：貨幣即記憶，支付即記賬。可編程貨幣其實已是半個計劃。一張規定了用途與期限的數字券，與其說是貨幣，不如說是配給憑證的高技術形態。這就是為什么說數字貨幣是貨幣消亡的預演：它不是貨幣的強化，而是貨幣的臨終形態，先化為賬本里的數字，再化為算法里的變量，只待被吸收進一個更大的分配系統。

簡言之，加密貨幣不是貨幣消亡的替代者，而是它的解剖刀和預演。它通過對貨幣的祛魅和去人化，最終連自身的貨幣身份也一并消解。可以說，數字貨幣是貨幣消亡的第一階段，加密貨幣把它演繹得最激進、最赤裸。

11.token預示：用一種新的貨幣形態推動經典貨幣消亡

token有三重含義：其一，金融/加密語境的 token（代幣）。這是通常說的加密代幣、穩定幣、平臺積分、“萬物代幣化”（tokenization of everything）里的那個token。其二，AI語境的 token（詞元）。這是大模型處理文本的最小單位，也是AI算力定價的基本單位，“每百萬token多少錢”。其三，是這兩者正在悄悄合流的那個東西。

經典貨幣（法幣）的三大支柱是：國家主權信用、作為統一價值尺度的壟斷地位、作為財富儲藏手段的功能。token形態從三個方向同時侵蝕它們：在計價尺度上，當“算力—能量”本位提供了一個比法幣更穩定、更貼近物理現實的尺度，法幣作為"價值標準"的權威被架空，就像有些國家央行今天調控的早已是利率而非貨幣數量，貨幣在自己的理論殿堂里已先行淪為幽靈。在流通中介上，token化讓資產直接互兌，掏空了貨幣作為交換中介的必要性。在財富儲藏上，這是法幣最后、也最頑固的堡壘。只要還存在不可再生產的稀缺物，如特定區位的土地、原作、聲譽、注意力，就仍需要某種儲藏和索取權憑證。token會退守到這里，但此時它已不再是貨幣，而更像稀缺資源的所有權登記。

所以，token確實預示了一種新形態，但這個形態的歷史意義是貨幣的自我了斷，而非貨幣的改朝換代。加密意義的token取消了貨幣與資產的界限，AI意義的token提供了取代貨幣的實物本位，兩者合流指向一個以“算力—能量”為基礎、可編程、去中介的核算系統。它推動經典貨幣消亡的方式，不是打敗它，而是讓它變得多余。先奪走它的計價權，再奪走它的中介權，最后把它擠壓到稀缺資源登記這個殘余角落，而在那個角落里，它已經不再是馬克思、馬斯克所討論的那個貨幣了。

12.UBI的超前歷史意義：貨幣蛻變為純粹信息

UBI（全民基本收入）則是分配一側的預演。表面看，UBI在發錢，似乎強化了貨幣；辯證地看，它切斷的恰是貨幣最深的根系，即貨幣與勞動的紐帶。工資是貨幣流入千家萬戶的主動脈，也是貨幣驅人勞動的鞭子；UBI以普遍性、無資格審查、不強制勞動為特征，讓收入與勞動脫鉤，貨幣便從生存的強制退化為消費份額的憑證。這在馬克思的坐標系里位置精確：勞動券把消費與勞動貢獻相捆綁（按勞分配），UBI把兩者解綁，恰是從按勞分配滑向按需分配的中間形態，一種半貨幣。當AI承擔了勞動，把消費資格系于勞動貢獻將日益荒謬；UBI的興起不是貨幣的勝利，而是貨幣邏輯開始退役的信號。

13.馬斯克的邏輯與遠見：一個工程師的政治經濟學

馬斯克大概從未通讀《資本論》，卻用工程師的語言獨立推導出了相鄰的結論。他的推理鏈條值得完整復原。

13.1.重新定義貨幣。2025年末的一次播客訪談中他說得直截了當：貨幣說到底是一個勞動分配的數據庫，是社會用來記錄誰有權支配多少勞動的信息系統；他進而斷言，貨幣作為一個概念終將消失。（21）在一個任何人可以擁有任何東西的未來，你不再需要這個數據庫。請注意這個定義的譜系：它與科切拉科塔的“貨幣即記憶”、與本文第二節的“信息壓縮器”完全同構。馬斯克不從價值論出發，而從信息論出發，抵達了同一個貨幣本體論。

13.2.物理學框架。馬斯克習慣把經濟學還原為物理學：產出約等于能量乘以智能對能量的使用效率。在他看來，一旦AI提供近乎無限的智能、機器人提供近乎無限的勞動，經濟的最終約束就只剩能量與物質，這正是卡爾達肖夫文明等級的語言。他多次表示貨幣屆時將不再相關，并打過一個精妙的比方：貨幣會變得像氧氣，極度充裕，以至于人們根本不再想起它，盡管它仍在背景中存在。這個比方比廢除高明得多：氧氣無人定價，不是因為被禁止，而是因為不稀缺。他還坦言靈感部分來自伊恩·班克斯（Iain Menzies Banks，1954—2013）的“文化”系列科幻，那個由超級智能管理的后稀缺文明里，貨幣根本不存在。

13.3.親手搭建全棧。這是馬斯克區別于一切書齋預言家之處：特斯拉的光伏與儲能對應能量，xAI與自動駕駛對應智能，Optimus人形機器人對應勞動，星艦對應物質與空間。特斯拉2025年發布的第四篇總體規劃，強調“可持續的富足”（sustainable abundance）。（22）他給出的時間表是：十到二十年內工作變為可選項，無人為生存而勞作；社會將實行“全民高收入”而非全民基本收入，商品與服務不虞匱乏；2025年12月他甚至公開表示，未來將不再有貧困，因而無需為孩子儲蓄。他自估這一“良性情景”約有八成概率，并承認在其余情形下一切皆無定數；他同樣看到了彼岸的深淵，如果計算機和機器人事事強于你，你的生命還有何意義？這一問，與馬克思設想的“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恰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就馬斯克的遠見基于他看見了三條成本曲線：每美元的智能、每美元的能量、每美元的靈巧，正同時指數下墜并將在某點交匯，而交匯之處就是貨幣諸前提的塌方之處；并且他不滿足于看見，而把自己變成了壓低這三條曲線的最大工程力量。他的邏輯一言以蔽之：貨幣是為勞動稀缺加信息分散這一格局設計的數據庫，而這兩個前提正在被他自己的產品線拆除。

14.馬克思和馬斯克：兩位先知，遇見貨幣消亡的兩種結局

馬克思和馬斯克具有驚人的共同點：其一，兩人都拒絕把貨幣視為自然物，而視之為歷史范疇，一種與特定稀缺格局綁定的制度，格局變則制度亡。這在思想史上源遠流長：亞里士多德（Aristotle，約公元前384–前322）早已指出貨幣因約定而非自然而存在，故可因約定而改變（23）；莫爾（Thomas More，1478—1535）的烏托邦人用黃金鑄造便桶（24）；貝拉米（Edward Bellamy，1850—1898）1888年的《回顧》設想了無貨幣的信用卡社會（25）；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883—1946）1930年預言百年之后經濟問題將獲解決，對金錢的貪愛將被視為一種可厭的病態（26）。馬克思與馬斯克站在這個譜系的兩端。其二，兩人都是生產力一元論者。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寫下名句：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7）那么，智能磨產生什么社會？馬斯克用成本曲線給出了同一結構的回答。其三，兩人鎖定的引爆機制是同一個。“機器論片段”中那個吸收了社會一般智力、把活勞動排擠到生產過程之旁的自動機器體系，與馬斯克的“AI加Optimus”是同一事物的兩次命名；馬克思由此推出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生產將崩潰，馬斯克由此推出貨幣作為概念將消失。一個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一個從信息論與物理學出發，殊途同歸。這種相隔百年的獨立收斂，正是我們應當認真對待這一預言的最強理由。

馬克思和馬斯克的差異同樣具有教科書般的對稱性。馬克思生活在計算科學尚不存在的時代，他的望遠鏡看得見階級，看不見代碼：他以為奪取所有權之后社會記賬不過是簡單簿記，全然未料協調問題需要一整個世紀的數學與硅片方能攻克。這個盲區，讓二十世紀替他的急躁信徒付出了學費。馬斯克生活在政治想象力貧乏的時代，他的望遠鏡看得見代碼，看不見階級：他從不追問那個馬克思視為全部問題之核心的問題：機器歸誰所有？如果Optimus大軍是私人資本，富足完全可能不通向貨幣消亡后的自由王國，而通向一種更古老的東西：領主向依附者發放實物配給的莊園制，只不過領主換成了算法的主人。一句話：馬克思有目的地而沒有機器，馬斯克有機器而沒有追問。每個人都看見了對方時代所遮蔽的那一半真相。

由此可以給出分階段展開，包括過渡路徑的版本：現金消亡（已基本完成）；貨幣全面賬本化、可編程化（進行中）；工資在分配中的比重持續下降，UBI走向全民高收入（初現端倪）；計劃飛地從企業內部向電網、物流、醫療、公共采購擴張，市場收縮為系統之間的接口協議；可復制品進入免費層，貨幣退守區位、原作與聲譽等殘余稀缺；至于最終形態，則取決于四個前提能否同時滿足，即近乎無限的廉價能源、成熟可靠的機器人勞動、可問責的分配算法，以及被正面回答的所有權問題。缺任何一項，貨幣都將繼續存在；而強行超越任何一項去消滅貨幣，1921年的彼得格勒早已給出判詞。

所以，貨幣消亡本身并無褒貶。它可能是自由王國的門票：人從必然王國中解放，勞動成為第一需要，貨幣如氧氣般沉入背景：馬克思的高級階段與馬斯克的良性情景在此重合。它也可能是數字莊園的門禁：須知貨幣雖是異化之物，卻也是底層民眾兜里最后一份通用權力。陀思妥耶夫斯基（Fyodor Mikhailovich Dostoevsky，1821—1881）在西伯利亞獄中寫道，貨幣是鑄造出來的自由。（28）消滅了貨幣而不解決權力，人失去的恰是這份無須向任何算法申請許可的自由；屆時的配給憑證可以被設定用途、期限與忠誠條款，那不是共產主義，而是技術封建制。

蠟燭熄滅之后，房間是被眾人共有的黎明照亮，還是只剩一盞由他人掌握開關的燈，這才是“AI與貨幣消亡”這道題真正的題眼。技術回答了馬克思的時代無法回答的“能不能”，卻把馬克思的時代早已提出的“歸誰、由誰、為誰”原封不動地推回到我們面前。馬斯克造出了蘭格夢想的計算機；歷史則在等待有人回答馬克思的問題。貨幣的黃昏已經可以望見。黃昏之后是長夜還是黎明，不取決于機器的算力，而取決于人類此刻的制度想象力。

15. AI推進和完成對傳統貨幣體系支柱的解構

15.1.算力支柱解構。當年困死蘇聯計委的百萬維線性規劃，在今天的數據中心里是常規作業；強化學習求解的高維動態優化，其復雜度遠超戈斯普蘭面對過的任何問題。證據不必求諸未來，只需看現在的企業內部：科斯（Ronald Harry Coase，1910—2013）的企業理論早已點破，企業本是市場汪洋中的計劃孤島，其邊界取決于內部組織成本與市場交易成本的相對高低。（29）AI壓低內部協調成本的速度，遠快于壓低市場交易成本的速度，企業內部經濟規模超過許多主權國家的GDP，其內部沒有討價還價，只有算法調度：預測、分倉、路由、定價一體完成。市場曾是人類擁有的唯一一臺經濟計算機；如今它只是諸多算法中的一種，且未必是最快的那種。“電子計算機烏托邦”之譏，正在變成平淡無奇的運維日志。

15.2.信息支柱的解構。哈耶克最深的論點是默會知識無法被中央獲取，但傳感器、交易流水與行為數據正把默會變為顯明。平臺在你表達需求之前就預測了你的需求：C2M反向定制讓工廠按預測數據開工，亞馬遜早在2013年就注冊了“預判式發貨”專利。（30）價格是滯后的、低帶寬的信號；數據是前瞻的、高帶寬的信號。哈耶克說價格體系是奇跡般的電報機。（31）他說得對，但電報終究被光纖取代了。

15.3.勞動價值支柱的解構。當AI與人形機器人使勞動的邊際成本趨近于零，貨幣所計量的那個實體，即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本身就在蒸發。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工資萎縮，貨幣失去主動脈；生存強制解除，貨幣失去鞭子。產品價格將坍縮至其能源與物料含量，正如信息產品的價格已坍縮至近于零。屆時貨幣并非在所有領域同時死亡，而是節節退卻：先從可無限復制的信息品退出（已經發生），再從可機器人化生產的物質品退出，最后固守于不可再生產的稀缺物，特定區位的土地、原作、聲譽與注意力；而即便在那里，配給也未必采取貨幣形態，排隊、抽簽、聲望與社會協商都是候選者。信任之墻同樣在消解。當全民賬本基于區塊鏈和央行數據庫，賦予社會完美的記憶，作為分布式記憶裝置的貨幣就成了冗余備份。支付退化為記賬，記賬退化為日志；代幣溶解于賬本，賬本溶解于分配算法。

結語

AI對貨幣的第一重作用確實是完善，使其無摩擦、可編程、全知全能；但完善即掏空。當每一筆交換都可被預測、被撮合、被記錄、被清算于無形，“一般等價物”就退化為系統日志中的一個字段。貨幣的黃昏不會以廢除法令的形式到來。會像煤氣燈在電網時代那樣，無人下令，自然熄滅。貨幣的完成，就是貨幣的消亡。

值得關注的是，主流貨幣理論早已悄悄把貨幣從模型里寫掉：威克塞爾（Johan Gustaf Knut Wicksell，1851—1926）一個多世紀前就構想了“純信用經濟”；法瑪（Eugene Francis Fama，1939—）與布萊克（Fischer Sheffey Black，1938—1995）在1970—1980年間論證了“沒有貨幣的金融體系”在邏輯上完全自洽（32）；伍德福德（Michael Dean Woodford，1955—）2003年的《利息與價格》（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當代中央銀行的案頭書，提出徹底的在“無現金極限”下構建整個貨幣政策理論。（33）有些國家央行調控的早已不是貨幣數量而是利率；貨幣在自己的理論殿堂里，已先行淪為幽靈。

晚唐代表詩人李商隱（約813年—約858年）在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留下“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登樂游原》）著名詩句，描繪的是絢爛的夕陽景色，對美好事物短暫的惋惜之情溢于字面。在人類文明歷史上，貨幣歷史悠久而絢麗，在21世紀的此時此刻，因為AI對經濟主體、形態和基礎結構的根本性改變，正在不可逆轉的走向黃昏，人們現在所看到貨幣經濟的所有精彩，終究都是黃昏的余暉。

注釋

[1]本文系作者于2026年7月8日為自媒體“新經濟學家”（New Economist）公眾號約稿。該文刊登在“新經濟學家”2026年7月。

[2]ROGELBERG S. Despite his new trillionaire status, Elon Musk says money ‘will stop being relevant’ in the future because of AI[EB/OL]. (2026-06-12)[2026-07-10].https://fortune.com/2026/06/12/elon-musk-trillionaire-spacex-ipo-money-one-day-irrelevant-ai-robo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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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MARX K.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M/OL]//Marx/Engels Selected Works:卷3.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70: 13-30.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5/gotha/.

[8]ENGELS F. Herr Eugen Dühring’s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ti-Dühring)[M/OL]. BURNS E, 譯//Marx and Engels Collected Works: 卷 25.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87.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7/anti-duhring/ch2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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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張春橋. 破除資產階級的法權思想[N/OL]. 人民日報, 1958-10-13[2026-07-11].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chineserevolution/zhangchunqiao/01-30/04.htm.

[14]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對"資產階級權力"的論述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對國家權力性質的批判，二是對分配領域中"資產階級法權"殘余的分析。這兩個層面共同構成了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權力"的系統批判：政治上表現為國家機器的階級統治性質，經濟分配上則表現為按勞分配中殘存的商品交換法則和形式平等原則。馬克思強調這些"資產階級"殘余并非道德缺陷，而是特定歷史發展階段生產力和文化水平的必然產物，只能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而逐步被超越。

[15]SAROS D 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End of Capital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M/OL].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DOI:10.4324/978131581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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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CENSOS (INDEC). índice de precios al consumidor (IPC)[R]. Buenos Aires: Instituto Nacional de Estadística y Censos (INDEC), 2026.

[20]此LIBRA項目并非Facebook于2019年發起的同名項目。2025年2月14日晚，米萊在社交媒體平臺X上發文推廣一款名為LIBRA的加密代幣，聲稱該項目屬于“私人項目”，旨在為阿根廷中小企業與初創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并附上代幣合約地址與項目官網鏈接。米萊發帖后，LIBRA代幣價格在半小時內飆升，市值一度突破45億美元，代幣上線后不久，操盤團隊即開始大規模套現，市值蒸發逾40億美元。這場丑聞此后持續發酵，削弱了阿根廷發展加密貨幣監管框架與產業雄心的政治基礎，使阿根廷原本借助親加密貨幣總統上臺所帶來的行業發展預期趨于停滯。這一事件因此成為阿根廷加密貨幣引入嘗試遭遇重大挫折的標志性案例。

[21]NIKHIL KAMATH. Elon Musk: A Different Conversation w/ Nikhil Kamath | Full Episode | People by WTF Ep. 16[Z/OL]. (2025-11-30)[2026-07-1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ni7Fz7208c.

[22]THE TESLA TEAM. Master Plan Part IV[EB/OL]. (2025-09-01)[2026-07-10]. https://www.tesla.com/master-plan-part-4.

[23]ARISTOTLE. Politics[M]. JOWETT B, 譯//BARNES J.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卷 1.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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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KEYNES J M.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M]//Essays in Persuasion. London: Macmillan, 1931.

[27]MARX K. The Poverty of Philosophy[M]. Moscow: Progress Publishers, 1955.

[28]DOSTOEVSKY F. The House of the Dead[M]. GARNETT C, 譯.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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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SPIEGEL J R, MCKENNA M T, LAKSHMAN G S, 等. Method and system for anticipatory package shipping: US8615473B2[P/OL]. 2013-12-24[2026-07-10]. https://patents.google.com/patent/US8615473B2/en.

[31]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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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WOODFORD M. Interest and prices: foundations of a theory of monetary policy[M]. Princeton, N.J.?; Woodstock, Oxfordshire [Englan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2026年7月11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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