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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總理默茨又開始當眾恐嚇:再不對中國“下手”,歐洲就要挺不住了。
據德媒報道,近期默茨在科隆大學的一場演講上表示:長期以來,歐洲都低估了中國在全球政治和經濟領域的影響力。人民幣相對于歐元的實力,至少“被低估了25%”,這使得中國的出口商獲得了“不公平的價格優勢”,讓大量的低價商品得以涌入歐洲市場,擴大歐盟對華貿易逆差。
這位德國總理以警告的口吻稱,歐方急需和中國展開一場“政治層面的貨幣對話”,來“遏制這樣的態勢發展下去”。但他同時舉了一個非常陰險的案例,那就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默茨認為,現在也可以參考這樣的方式,聯合全球許多國家,共同解決匯率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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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這是他在一個月之內,第二次在公開場合上,提出以“廣場協議”的方式,來應對中國。如此密集的表態,大有一種要和中方“拔刀相見”的架勢。并且現在正值中歐貿易磋商階段,中方要求布魯塞爾方面,整改充滿排華歧視性的《工業加速器法案》。那么歐洲對中國經濟的抵制措施層層加碼,背后究竟有哪些原因?
我們先來看廣場協議。1985年,美國、日本、法國、英國和當時的西德,在紐約廣場飯店簽署了協議,通過一系列人為協調政策,令美元對日元和德國馬克等貨幣,進行有序的貶值。
這一行為本質上是根據各國之間,已經形成的貿易總量的結果,來制定一套類似于“修改總成績”的辦法,掩蓋了貿易失衡中真正的問題。
最終的結果就是,日元大幅升值,日本也迎來了著名的“經濟泡沫”時期,其結果堪稱慘不忍睹,直到現在日方也沒有完全從陰影中走出。而廣場協議的紙面獲益方美國,也沒能夠看到自己想要的局面,協議簽完之后,美日之間的貿易逆差不降反增。
當年美國出現這一問題,主要是因為國內經濟流動過強,導致財富逐漸流向了一些集中區域,最終造成失衡。解決這個困境的辦法,就是通過加息等舉措來穩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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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是國際貨幣,如果華盛頓想維持這種地位,就必須擴大商品進口,向外輸出美元,這勢必要與國內經濟失衡的調整方案出現矛盾。此種現象,就是著名的“特里芬悖論”。
再來看如今歐洲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逆差。歐方現在的產業結構出現了嚴重的問題,比如能源價格虛高,布局也沒有扎根進各行各業中,形成碎片化。由于長期的“政策戰爭”,導致歐盟發展效率極低,許多產業早已經落后于世界,競爭力大幅下降。但是總體市場需求還在,那么就只能引入外國的商品來填補缺口。
中國經過了幾十年的產業布局,形成了一套運轉有序的經濟模式。中國還是全球工業門類最齊全的國家。歐洲這樣的經濟體,尋找中方加強貿易合作,就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實際上屬于一種“互補”。這便是布魯塞爾對華逆差的本質原因。
能夠看出,這既不同于美國的問題,也無法用所謂的“對齊貨幣”來調整。如果默茨不顧客觀事實,一味地推行“廣場協議”這種手段,那么只能將中歐脆弱但仍舊有序的貿易局面,給徹底打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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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中國不會接受任何脅迫性的對待,即使貿易戰爆發,中方也有足夠的實力進行反擊,這一點,有關于《工業加速器法案》的談判中,已經明確告知了布魯塞爾。歐洲這種零和博弈的思維,其實是在把自己推向死胡同。
至于德國總理提到的25%這個數字,大概率只是他自己的臆想,目前沒有經濟學結論能夠支撐這一說法。
盡管這些政客嘴上強硬,但各個國家的貿易意愿卻很真實。比如德國企業的對華投資態勢,現在正加速增長。去年的增幅相比于2024年,足足提高了一半之多。
這也恰恰說明了一件事實,那就是中歐的經貿關系,實際上就是前面提到的“互補型結構”,順差逆差這些,都僅僅是作為一種結果數字。與其說歐盟對華政策強硬,倒不如說他們試圖通過這樣的方式,來轉移內部矛盾,掩蓋自己發展上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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