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張學良獲釋后面對記者詢問，坦言他最佩服的三個人分別是誰呢？
1946年初夏，重慶談判的間歇里，周恩來抬頭望向嘉陵江，輕聲對身旁工作人員說：“少帥還關在山里，人這一輩子，最怕的就是被歷史耽擱。”那句自言自語，沒有回聲，卻像釘子一樣釘進了聽者心里。那一年，張學良已在西南深山度過第十個春秋，世事與他隔著高墻、鐵門和漫長的時間。
時間快進到1990年4月，臺北近郊的碧山新村傳出消息：這位當年手握二十萬東北軍的少帥終于獲準走出高墻。九十歲的他顫顫巍巍，卻堅持穿上那身暗色中山裝，像是要告訴人們，軍人的身份沒被歲月磨掉。記者擁上前，一時話筒林立，有人問：“張將軍，一生跌宕，您最敬佩的三個人是誰？”老人微微一笑，答得干脆：“家父，毛澤東，周恩來。”
這答案乍聽平常，細想卻別有深意。先說張作霖。晚清亂世里，一個放馬娃靠槍法和膽氣，一步步成了東三省的統帥。老伙計們回憶，張大帥一槍打下百步外的紙鴿，如捏碎一張宣紙般輕巧。他行軍時常混在排頭，鞭梢一抖，部隊立刻收攏成線。兒子在旁看得眼睛發亮，那場面，比日后哈兒煙、洋裝和跑車更早給他打下“將門虎子”的烙印。對張學良來說，父親是活教材：在寒風里掙出路子，比書本更有說服力。
東北局勢急轉直下是1931年“九一八”后，但張作霖已不在。父親殞命皇姑屯的爆炸聲像一道悶雷，劈開了少帥的人生。接班不過數載，他便被拖入“先剿共后救國”的激流。1935年冬，山地嚴寒，東北軍圍攻陜甘寧紅軍，仗沒打贏，士兵卻凍傷大半。戰報一摞摞送進西安行營，挫敗和疑問也同時堆在他的案頭。張學良私下翻閱《紅星照耀中國》，字里行間的“抗戰”與“民族大義”讓他沉思良久；再對照戰場現實，他開始明白：自己若固守內戰思路，既救不了國家，也保不住部隊。
一次夜談中，他低聲對參謀長王以哲說：“再這么打，我們連槍都要被日軍繳走。”王以哲沉吟片刻：“少帥，咱們不如換個方向。”這句建議，與其說點燃了變局，不如說印證了心照不宣的共識——是時候把槍口抬向外侵者。次年1月，毛澤東那封致東北軍的公開信傳到西安，連同陜北的黃土地氣息和“促成抗日”的字句，一同撩動了張學良的神經。他派機直飛延安，4月9日與周恩來寒暄的那一握，被形容為“歷史停頓了一秒”。
“周先生，咱們算不算陌生人？”張學良開口半是試探。周恩來微笑：“為救中華，何來生分？”這一問一答，讓彼此迅速靠近。當晚的燭光下，兩人攤開地圖，從長城到黃河，指尖走過的線路，后人稱之為“西安事變的前奏”。十二月的槍炮聲終于把蔣介石“請”進了華清池，張學良自己卻把一生先行押進囚籠。臨行前，他對周恩來留下話頭：“你們走你的光明大道，我去替大伙擔著黑鍋。”那一夜，周恩來掉了第一滴淚。
幽禁歲月漫長得像深井，無論重慶、恩施還是臺北，日歷翻頁的脆響單調重復。周恩來卻總設法遞來問候。1946年、1961年，他兩次在公開場合提及“張兄”，言語克制，卻句句流露掛念。晚年的張學良回憶起第二次國共合作時，說得最多的就是周恩來的信義：“這個人，說到做到。”記者問：“他為您落過淚？”老人點頭：“三回，我都記得。”
至于毛澤東，二人從未執手，卻隔空數次“對話”。抗戰最烈的歲月，毛澤東與朱德電喚“東北軍共赴國難”；建國后，張學良在北平的四弟張學思奉調入海軍，成為開國少將——這種超越舊怨的任用，讓遠在臺灣的少帥心生唏噓。他告訴采訪者：“那是胸襟，也是格局。”一句話，道盡他對毛澤東統籌全局能力的欣賞。
1991年，夏威夷的陽光打在老人的銀發上，攝像機燈光亮起，再有人問：“若有來生，可愿改寫選擇？”張學良搖頭：“改了，我不一定還能見到這么多了不起的人。”短短一句，把功過榮辱都鎖進歷史，也為自己的人生卷宗畫上最后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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