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如今，美國已無我的容身之地，而它是我唯一熟悉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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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四個月大起，我便一直合法生活在美國。我在那里學會走路和說話，從幼兒園一直讀到大學。我最親密的朋友、我的事業和家人，全都在那里。美國是我真正熟悉的唯一家園。

然而，在美國移民制度看來，我并不屬于那里。

7月4日，當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聚在一起觀看煙花、慶祝國家獨立時，我卻收拾好行囊，離開了美國。不是因為我觸犯了法律，也不是因為我主動選擇去另一個國家生活。我之所以離開，是因為盡管我和家人二十五年來始終遵守所有移民規定，美國這套陳舊過時的移民制度卻沒有為我提供任何繼續合法留在這個國家的途徑。

一個人明明是在美國合法長大的，怎么會連一條明確的入籍途徑都沒有？超過25萬名長期簽證持有者的子女，也面臨著同樣令人難以理解的處境：一旦達到父母簽證所允許的附屬子女年齡上限，他們就會失去原有的合法居留身份；如果無法另行取得學生簽證、工作簽證或其他獨立身份，便不得不離開美國。

我的經歷并非個例，許多人也有著相似的遭遇。2000年，母親懷我已進入妊娠晚期時，原在墨西哥城擔任工程師的父親獲得了一份來自得州的工作邀請。由于母親當時的孕相已經十分明顯，父母和律師擔心，此時申請簽證可能使她的簽證申請難以獲批。于是，父母作出了一個艱難的決定，等我出生以后，再開始辦理全家的簽證手續。

我于2000年10月出生在墨西哥城。四個月后，我隨父母遷居達拉斯，以他們E-2簽證項下附屬子女的身份進入美國。E-2是一種主要面向在美國創辦小企業并雇用美國員工的投資者簽證。正是這四個月改變了我的人生軌跡：如果我像兩個弟妹一樣，是在全家遷居美國之后才出生，如今我也已經是一名美國公民。

在我童年的大部分時間里，我與兩個比我年幼的兄弟姐妹之間的身份差別，幾乎沒有帶來任何實際影響。和他們一樣，我說英語比說西班牙語更自然。我看迪士尼頻道，迷戀單向組合（One Direction），玩任天堂DS常常玩到深夜，慶祝美國獨立日，也參加學校里的各種社團。我不過是一個在達拉斯郊區長大的普通孩子，與身邊的其他孩子沒有什么兩樣。高中畢業時，我的成績名列前茅；我還擔任過學生組織負責人，后來被得州一所公立大學錄取。

在選擇大學時，我才得知，自己很快就會因年滿21歲而失去受父母簽證保護的附屬身份。如果持就業類簽證的父母尚未取得綠卡，合法隨父母居住的附屬子女卻先滿21歲，那么除非子女能夠另行取得其他簽證，否則就必須離開美國。許多家庭的綠卡申請積壓數年，甚至數十年，導致子女沒有明確的入籍途徑。持有某些就業類非移民簽證的父母，例如我家持有的E-2簽證，可以在撫養子女期間依法無限期續簽；但他們并沒有便捷的途徑，將這種合法的非移民身份轉換為子女的合法永久居民身份。

20歲時，我在新冠疫情期間獨自前往墨西哥城，申請留學生簽證，希望借此延續自己在美國的合法身份。幸運的是，申請獲批了。這張簽證讓我得以完成計算機科學學位，擔任所在大學美國西班牙裔專業工程師協會分會主席，并獲得一份實習工作，后來又轉為全職工程師職位。

大學畢業后，我的學生簽證到期了。不過，由于取得的是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領域的學位，我獲得了三年的工作許可。再往后，我能否繼續留在美國，便完全取決于H-1B工作簽證抽簽，而申請人數遠遠超過可用名額。我的雇主連續三年為我登記參加H-1B抽簽，但我一次也沒有中簽。于是，就在這個美國人慶祝獨立的月份，我啟程去了墨西哥。我不愿為了留下而違反自己一生都在努力遵守的移民法。

如今，我不得不在一個自己碰巧出生、卻從未真正生活過的國家重新開始。我的父母、弟弟妹妹、朋友，甚至我的狗，都還留在得州。我在墨西哥城找到了一套公寓，與幾名同齡人合租。雖然我從小在雙語環境中長大，日常西班牙語也十分流利，但涉及專業技術時，我的西班牙語遠不如英語。這是我最擔心的問題之一。

我非常幸運，能夠留在原來的美國公司，如今改為從墨西哥遠程工作。但美國養育了我，為我提供了極好的教育，也為我的職業生涯打下了堅實基礎。我只希望自己能夠留在家園，繼續為這個國家作出貢獻。

我的經歷絕非個例。“改善夢想”（Improve the Dream）是一個無黨派移民權益倡導組織，其成員包括數千名在美國長大的長期簽證持有者子女，我也是其中一員。據該組織統計，美國目前有超過25萬名兒童和年輕人處于這種境況。當我們年滿21歲時，每個人都會痛苦地發現，能夠繼續留在美國的途徑少之又少。

我們的家庭遵守了所有規定，幾十年來不斷續簽，并為美國經濟作出貢獻。然而，僅僅因為國會沒有及時使移民法與現實接軌，我們這些子女便常常面臨被迫離境和家庭分離。我們當中的許多人不得不離開。一些與我一樣在美國長大、接受教育的同齡人，如今已經轉而為美國以外的公司工作。當我們被迫離開自己的家園和家人時，美國失去的，也是未來的勞動者和納稅人。

解決這個問題，本不應引發爭議。

2025年，肯塔基州共和黨參議員蘭德·保羅（Rand Paul）、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參議員亞歷克斯·帕迪利亞（Alex Padilla）以及其他數名議員提出了《美國兒童法案》（America’s CHILDREN Act）。該法案將為那些一生中大部分時間都合法生活在美國的人提供留下的途徑。凡在美國合法成長至少10年、并從美國大學畢業的人，都將有機會申請綠卡。從實質上說，這將是一條歷時15年的入籍之路。

人們經常把我的處境與受到“童年入境者暫緩遣返計劃”（DACA）保護的人混為一談。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假如我當時沒有合法移民身份，反而可能通過DACA獲得臨時保護；但這項計劃明確排除了擁有合法身份的人，即便他們符合其他條件也不例外。

允許那些在美國合法長大的孩子繼續留下，不應成為一個黨派問題。2022年，代表得州的聯邦參議員約翰·科寧（John Cornyn）似乎愿意共同尋求解決方案。就連特朗普總統也曾表示支持類似的辦法。

父母前往美國時相信，只要努力工作、接受教育并尊重法律，就能讓我獲得他們從未擁有過的機會。他們履行了自己的承諾，我也履行了我的承諾。我從未停止相信美國，但美國的移民制度從未相信，這個國家應當為我這樣的人留有一席之地。

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我生命最初的四個月。那四個月并非由我選擇，卻決定了此后發生的一切。我希望國會能夠修補這個制度漏洞，讓其他人不必再經歷我所經歷的一切。我也希望，有朝一日，自己能夠回家。

帕特里夏·羅哈斯（Patricia Rojas）是一名工程師。她自嬰兒時期起便一直合法生活在得州，卻最終選擇返回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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