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協和醫院到妙峰山，他的“情報組”在日軍眼皮底下送藥

來源：市場資訊

（來源：環球人物）

·1952年，新婚的黃鸝夫婦（后排）與父親黃浩（前排右）、母親王佩芝合影留念。（本文圖片除注明外均為受訪者供圖）

如果不抗日，

我們都要當亡國奴了。”

作者：馮群星

今天，晚輩說起黃浩，不大習慣“特工”二字。

黃鸝之子陳亮6歲起跟著黃浩夫婦生活。他出生于1955年，沒機會見證戰爭年代的兇險，對外公最深的印象，是家中常年坐著八方來客——有廣東同鄉，有教會中人，有南洋僑商，也有金發碧眼的西洋面孔。“外公喜歡與人交往，和什么人都能聊得來。”有一回，他出門倒垃圾，看見黃浩和拾荒老人聊天，兩人就站在垃圾堆旁。

李洪敏是黃浩老戰友李振遠的女兒，整理過黃浩傳記。她向環球人物記者感慨：“他在日軍眼皮底下做地下工作，其實就是做人的工作——人的動員、組織、調度，樣樣都要周全。你們出生得晚，要是見著他本人就知道，他有極堅定的信仰、極強的人格魅力，所以有一批人愿意跟著他，不惜豁出身家性命。”

·2026年6月，李振遠之女李洪敏在北京家中接受環球人物記者采訪。李振遠和黃浩曾是隱蔽戰線上的上下級。（環球人物記者 侯欣穎/攝）

這批人，包括中外名流，有國畫名家李苦禪、法國醫生貝熙業；也包括自家妻女，妻子王佩芝、女兒黃鸝——父母影響子女，兩代人前仆后繼“做隱姓埋名人”。

他們構成了隱蔽戰線史上赫赫有名的“黃浩情報組”。

尋路

黃浩的身份很特別，他是個牧師。

1895年，黃浩出生于廣東揭陽頂埠村（今屬揭西縣）一個貧農之家。村小念完，為了減輕家中負擔，他考入基督教會辦的中學，由此受了洗。小小的少年，不完全明白“天國福音”的意義，只曉得戰火連綿、民不聊生，教會勸人向善，總歸不會錯。

待年歲漸長，黃浩心里多了樁大事：國家該往何處走？袁世凱稱帝那年，20歲的他滿腔熱血地秘密倒袁，沒多久就事發下獄，獲了死罪。幸得廣州光華醫學院院長多方斡旋，他撿回一條命。

·從事地下工作的黃浩（左）往往穿著體面，以牧師、富商的面目示人。

從醫學院畢業后，黃浩離開家鄉，先后進了京綏鐵路醫院和段祺瑞的皖軍。兵旗來回換，受苦的總是百姓，他看不下去，索性離開舊軍隊，另謀生計。

1920年，黃浩把妻子接到身邊，在前門外開了間小診所。王佩芝用潮汕傳統工藝做手絹、臺布，黃浩上午出診，下午賣貨，常去的是協和醫院一帶——那里出入的上流人士較多，手工藝品很是暢銷。他依然參加教會活動，積累了不少社會關系。

如此十余年，夫婦倆有了些積蓄，搬到簸籮倉胡同的一處三進大院：第一進院子開設“寵錫挑補繡花工廠”，第二進院子給孩子們居住，幽靜、雅潔的第三進院子，后來就成了地下工作者的活動場所。

王佩芝操持廠中事務，黃浩則“棄醫從教”。他捐款修繕教會辦的崇慈小學，倡導免收優秀貧困學生的學雜費，因此深得周邊教徒和群眾認可，被推選為崇慈小學校長和新街口基督教堂長老。

可黃浩還在尋路。

九一八事變后，北平的氣氛一天比一天肅殺。黃浩夫婦提著慰問品去過黃寺，看望東北抗日義勇軍傷員。支持抗日的“上海援馬（馬占山）團”到北平募捐，他們慷慨解囊。過了幾年，一二·九運動爆發，學生遭到反動軍警鎮壓，黃浩夫婦幫著掩護過好幾名青年。

就是在這些人里，黃浩接觸到了共產黨人——他們穿得舊、吃得差，可眼里有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消息不斷傳來，他真真切切看見了另一種信仰和另一條路。

1937年5月，42歲的黃浩跟著一批愛國青年往延安去。走到陜北三原縣云陽鎮，他見到了時任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彭德懷。了解黃浩的情況后，彭德懷告訴黃浩，在北平一樣可以抗日，以他的身份，尤其適合做統戰或情報工作。

黃浩聽了建議，轉身回北平。他的紀念冊上留下彭德懷題寫的六個字：“堅持抗戰到底。”

集藥

七七事變后，北平淪為日偽在華北的統治中心，陷入8年的黑暗期。李洪敏聽老輩人講過當年的屈辱：“城樓上掛著膏藥旗，護城河前盤著鐵絲網。日本憲兵在街上耀武揚威，隨時闖入民居搜查搶劫、強暴女性。人人出門都要攜帶‘良民證’，萬一不小心誤入鬼子的禁區，輕則遭毒打，重則被射殺。”

北平城西的妙峰山一帶，處在敵我拉鋸的邊緣：翻過山再往西，就能到達抗日根據地。日軍嚴防死守，禁售大量藥品和醫療器械，違者以死罪論處。籌藥的艱巨任務，落在黃浩情報組身上。

除了夫妻倆和助手吳又居，情報組里還有古玩商葉少青、協和醫院?宗教交際部主任李慶豐、平津硝皮廠老板劉仁術、畫家李苦禪等人。他們先后建立十幾處秘密聯絡點，其中的明華齋古玩鋪，就在有名的百花深處胡同。

錢是第一道關。根據地經濟極為困難，大家只能自籌經費，時間長了難以為繼，黃浩便到上海、廣東、香港等地募捐，經親友和同鄉聯絡，獲得不少支持。這些錢不能公然進北平，黃浩便佯稱“業務往來”，經過多道周轉，將錢和賬戶交由組織信任的人看管。

八路軍缺藥嚴重，每次收到長長的藥單，黃浩便組織大家各顯神通：吳又居、劉仁術以做生意為由，找熟人買藥；李苦禪生病住院，病好了還拖延出院時間，只為攢些藥品；利用在協和醫院工作的有利條件，李慶豐既買藥又組織可靠同事一起分裝，大大提高效率。

后來，日軍封鎖層層加碼，買藥渠道愈發受限。得知有漢奸與日本人合伙開設特許藥店，黃浩大膽出面拉攏。“我是長老，買藥治病理所當然。”憑著這層掩護，他和對方談妥“生意”。

買到藥，得能送出去。有時，交通員會把藥品塞入豬膀胱，再將其扔進糞車，通過層層哨卡。有時，黃浩等人則聯系交際圈里的頭面朋友，以“出游”“經商”為名繞過搜查。

黃浩還團結了一些外國名流，如曾任法國醫院院長的貝熙業——他1913年就來到中國，能說流利的漢語，同情中國人民。兩人因教會關系相識，經黃浩動員，貝熙業貢獻出西山腳下的別墅貝家花園，作為交通線上的中轉站。貝熙業的汽車掛著法國使館牌照，日軍不敢過多盤問，他利用這一便利親自送藥。后來汽油短缺，年屆七旬的貝熙業便蹬著自行車，走走停停地騎上六七十里。

·抗戰期間，法國醫生貝熙業騎車運送藥品。（視覺中國）

1939年初，白求恩大夫到晉察冀軍區一所醫院視察。醫院架子上有不少藥品，貼著泰西、拜耳等外國知名藥廠的標簽。這讓白求恩很是意外，得知藥品由黃浩情報組籌來，白求恩連贊了不起：“在上海、天津甚至香港，這些貴重藥品也不能輕易買到呀！”

遇險

黃浩家的后院，是分包藥品的重要場所。外出“提貨”大多由王佩芝出面，她把藥品混入工廠布料，鄰居見了，只當能干的黃太太又在進料。奎寧粉、磺胺消炎粉這些粉劑容易受潮，包裝起來最為麻煩。王佩芝曾說：“早先貨一上路，哪怕天一陰，我們的心也跟著‘陰’下來；后來想出用蠟紙、油布包扎，就是下多大雨，也不揪心了。”

還在上中學的女兒黃鸝，就這樣參與其中。陳亮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外公外婆有7個子女，長子去了抗日根據地，長女因腦炎后遺癥反應較慢，其他子女還年幼，二女兒黃鸝便扛起老大的擔子。“我媽媽很像我外婆，特別能干。”

除了分藥，黃鸝也會幫父母傳遞消息。她把紙條塞進自行車把的套子里，在胡同里七拐八繞，兜幾個圈子確認沒人跟，再把情報傳到其他成員那兒。

一家人都清楚，做這些很可能掉腦袋，但他們甘愿冒險。陳亮告訴環球人物記者，在外公眼里，這是中國人理所當然的選擇。“外公講得很樸素：如果不抗日，我們都要當亡國奴了。”

最為兇險的一回，黃浩差點落入敵手。

那是1943年8月，一部地下電臺被破獲，敵人順藤摸瓜問出了黃浩的名字。凌晨4點多，日本憲兵隊開車來到簸籮倉胡同。聽到異響的黃浩匆忙起身，在王佩芝和黃鸝的幫助下，從后院翻墻而去。他的鞋子掉了，赤腳跑了幾里路，好在下著雨、天色還暗，一路未被發現。

日本憲兵沒抓到黃浩，便嚴刑拷打王佩芝和幾個子女。才18歲的黃鸝和手足們咬緊牙關，按照媽媽的叮囑，一口咬定“爸爸去了天津”。敵人逼供10多個小時一無所獲，只能悻悻離開，留下偽警在門口蹲守。

在同志們的掩護下，黃浩輾轉多處，最后取道貝家花園去了晉察冀邊區，得以脫險。王佩芝和子女則在組織安排下設法逃離，前往上海。

多年后的一個夜晚，陳亮坐在院子里跟外婆納涼。祖孫倆聊著天，王佩芝說起眼前的石桌石凳，“都是從簸籮倉胡同搬來的”。

“外婆說，外公逃難那天，三舅是家里唯一的男性，日本人就把他按在這張桌子上，死命地往他嘴里灌涼水。三舅因此落下病根，身體一直不好。外婆的嘴上有塊疤，也是那次留下的。”陳亮記得，王佩芝講起這些，語氣很平靜。而他正是在那種平靜里，讀懂了中國人的氣節。

“老青年”

在黃浩遇險前，隨著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情報組的工作重點也發生變化，由籌集醫藥轉為收集情報。黃浩等人周旋在日軍、偽軍、國民黨甚至青洪幫等社會幫派之間，拿回的大小情報中，既有日軍“掃蕩”、經濟掠奪、奴化統治的宏觀情況，也有日軍番號、兵員數額、調動方向等機密細節。李洪敏說：“他們克服了重重困難，只為實現對黨和人民的承諾。”

抗戰勝利后，黃浩攜家重返北平，再次拉起隱蔽戰線的隊伍。李洪敏介紹，情報組成員屢屢立功，如最早的核心骨干吳又居，1948年底奉命前往天津，參與策動國民黨第六十三軍軍長林偉儔起義。

1949年，新中國成立了，黃浩歡欣鼓舞：“咱們可以挺直腰桿，大聲講話了。”他沒歇著，繼續聯絡港澳同胞、海外華僑——從前談“救人”，如今談“建設”，信封里裝的都是同一顆報國之心。

李洪敏說，從1937年開始，黃浩就多次申請入黨。考慮到他以長老身份活動更方便，也更有利于保障人身、家庭安全，黨組織一直沒有批準。直到1950年，黃浩才終于入黨，實現了夙愿。

這之后，黃浩的黨員身份仍然保密，可他從無怨言。子女們填寫家庭成分時有委屈，黃浩總是笑著開導：“為了黨的事業，我們可以拋頭顱、灑熱血，這點委屈又算什么呢。”

受黃浩夫婦的影響，子女們都早早入黨。陳亮告訴環球人物記者，黃鸝從輔仁大學畢業后當了幼師。“外公外婆聯系國內外關系，開銷不小，母親大部分工資都用來補貼家用。”20世紀50年代初，國家號召支援東北建設，黃鸝毅然響應，放棄了優渥工作——當時她任教的幼兒園是全北京最好的幼兒園之一。

·20世紀60年代，黃浩（左）和老友傅萊（中）、吳又居重聚。他們曾一起出生入死。

1964年5月11日，黃浩的生日到了。家人們按照中國傳統，提前為他慶祝了七十壽辰。

巧的是，48年前，因倒袁活動被關押的黃浩，也是在生日當天出獄的。回想那些生死時刻，他依然滿懷豪情：“我高興的是還能健康愉快地為人民服務！喜報！作詩自勉，并勉勵我的兒女們做最堅強勇敢的接班戰士！”

這首詩，他寫得認真用力——

人生七十古來稀，

我今七十如壯年，

雄心壯志沖天地，

革命精神賽年青！

詩的落款為“一個老青年黃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