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人工智能以前所未有的力量重塑藝術的生成與感知方式,一個根本性的叩問也隨之而來:在技術能輕易模仿風格、生成圖像的今天,藝術最不可替代的核心價值究竟是什么?中國美術學院院長余旭紅指出,
藝術的真正本意,是回到事物原本生長的地方;AI是照亮前路的“燈光”,但藝術教育必須守護人心中那團溫暖的“燭光”,即對世界的感受力、情感的涌動與個性的“靈韻”;同時,在“燭光”的照耀下,也要看到“燈光”所展現的新能量與新場景。
技術洪流下,創作自由與版權歸屬、對藝術帶來的沖擊等,這些都是時代新命題,余旭紅回應了這些命題。這場對話,不僅僅討論藝術教育的未來,更探討在一個被技術深刻定義的時代,我們如何確認人之為人的精神坐標。
《教育家》:人工智能的發展,尤其是生成式AI在視覺領域帶來的沖擊,直接“刺痛”的可能就是藝術教育。當這種沖擊出現時,您個人有怎樣的感受?
余旭紅:嚴格意義上說,人工智能對藝術并非沖擊,而是一個機遇。何以見得?因為藝術的真正本意,是回到事物原本生長的地方。在中國甲骨文中,“藝”字就像一個半跪著的人在種植禾苗,既要對土地懷抱敬畏,又要對禾苗充滿愛意、善意與尊重。這才是“藝”字的本意,它也蘊含著教育的源初定位。
在這個意義上,人工智能提供了一種新的生存方式或思維方式。但關鍵是如何更好地回歸藝術本身,回歸我們所說的、發自內心之“愛”的本意,即讓人能夠更加自由、更加全面地發展。
越是人工智能發達、技術迭代迅速,就越需要藝術智性的支撐,或者說,越需要藝術的溫暖與人性的光芒。
藝術的本意,真正要聚焦的是人心,是人心深處被溫暖觸動的地方。它關乎我們對事物的感受力、共情力、觀察力、審美力,并最終指向創造力。在技術迭代之后,藝術的這種本質需求,恰恰是AI技術無論怎樣變化、形成各種“AI+”系列時,藝術價值被呼喚得愈發重要的原因。
《教育家》:您剛才所說,讓我想起錢旭紅院士的一句話:光速抵達不了的地方,可以用藝術去抵達。而這恰恰是藝術最具能量、最具超越性的部分。同樣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技術迭代越快,我們越要警惕被技術異化,應思考如何將我們對生活最初的感動、對事物最貼切的同理心,以及對未來最美好的創造,有效地鏈接在一起。正如學校提出的“藝術智性”與“人工智能”雙向賦能的關系,這是在什么樣的前提條件下提出的?基于這個理念,學校的教育教學未來會產生哪些變化?
余旭紅:事實上,在我們學校的發展歷程中,早在1924年,蔡元培先生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就提出了兩個主張:“東西融合”與“科藝融合”。因此,中國美術學院的基因里一直帶有這些傳統。在不同歷史時期,學校都非常明確地致力于將藝術與時代前沿技術的新突破相結合。
像中國最早的錄像藝術、新媒體藝術、跨媒體藝術,以及我們的創新設計教育,都是中國美術學院在杭州、在全國率先推行,并形成了重要的人才培養經驗和教學方式。同時,在每一個技術變革的時代,如何保持藝術的純粹之心,即藝術溫暖、感動人心的一面,始終是我們的關切。
因此,我們學校一直堅持“本土與國際雙輪驅動,人文與科技雙向匯通”。在高世名教授擔任院長時,就明確提出要讓“人工智能”與“藝術智性”兩者很好地互相轉化。例如,人工智能的生成方式為我們提供了視覺的多種可能,但需注意,許多生成圖像中,個性因素容易被遮蔽。如何發揮藝術創作的個性表達與形式的豐富多樣?在這方面,藝術依然具有其獨特優勢。
在這個前提下,我們學校的許多專業,包括設計、電影、動畫、游戲等,都在與前沿技術進行深度鏈接,推動相關語料庫建設。許多教學環節已在迅速迭代升級。
我們既要敏銳地抓住并行動,擁抱人工智能為藝術教育帶來的新張力與可能;同時,也要堅守藝術回歸人心、溫暖人心的原初力量。兩者需形成有效互動。
《教育家》:您剛才談到藝術應回歸人的溫暖與人性的彰顯。但我們也觀察到,當前AI在重塑行業形態、深刻改變教育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具體問題。比如,學生在AI生成的基礎上對作品進行修改或再創作。這樣的創作,其版權歸屬應如何界定?在此過程中,我們又應如何考量其“創造力”?這會帶來怎樣的變化和影響?
余旭紅:應該說,AI提供了一種新的思路或可能性,它只是創作自由的路徑之一,或者說只是一個階段性工具,并不能替代創造力本身。因此,在AI技術運用越廣泛的時候,創造力的萌發與培養就至關重要。如何回歸到創造力養成的教育初心,是當前藝術教育面臨的重要問題。
這涉及不同教育專業的特性需求。同時,在版權層面,情況也不同:如果你的藝術創作有原發動力,AI只是工具,作品呈現的是一種狀態;但如果你只提供一個最初的簡單設想,之后大量依靠AI生成,那么兩者在作品中的比重就不同了。
因此,無論作品最終如何呈現,真正重要的是如何避免AI對人的創造力的“異化”。如何確定AI生成作品的版權,也是我們面臨的新問題。這些問題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但更關鍵的是,AI提供新可能的同時,我們必須思考如何守護藝術創作的“本心”,如何強化并更有意識地發揮人自身的創造能量。我們對事物的敏銳性、對世界的感受力、對創造力的渴望,不能交給AI去完成。AI只是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可能,但不能忽視人真正的價值。
本質上,AI替代不了人對世界最原初的、源自內心的需要或源自內心的“愛”。但AI現在不只是一個工具,也不只是一種技術,它代表著一個時代。在這個時代,我們的許多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都在被重塑。這種情況下,尤其是藝術教育者,應思考如何回歸對人的心靈的塑造,如何回歸對未來的超越性想象的追求,以及如何跳出千篇一律的敘事方式。例如,在某些短視頻中,其敘事和畫面結構可能非常相似,審美也可能相對缺失。有時,作品的價值不在于畫得多“完整”,而在于你內心的感動能否與公眾產生共鳴。
因此,藝術創作在AI時代面臨的真正難點在于:創造的自由和能量,是保存在藝術家手中,還是交給了機器或AI技術,或是形成了某種新的、將人自身完全抽離的生成邏輯?這是一個需要警惕和關注的問題。創造力是基礎,其后的一切形式都由此延展。目前最關鍵的是,即使要熱情擁抱技術,也必須清醒。
這就像攝影術的發明,當年對油畫創作是巨大挑戰,甚至有人提出“繪畫已死”。但事實上,繪畫轉向了另一條路徑,更深入人的內心。西方現代藝術的興起就與攝影術的發明有很大關聯。某種純粹寫實的、記錄性的表達方式可能式微,但藝術轉向了對個體經驗和自我感受的表達。你可以看到印象派的興起與攝影術發明在時間上的關聯。但這并不意味著攝影術消解了繪畫,因為繪畫承載著人對事物最原初、最生動、最直接的感動,這是無法被淹沒、遮蔽或消解的。在這個意義上,技術反而可能提供新的創作可能。
越是技術發達,對人心的溫暖、對同理心與共情力的呼喚就越發重要。當技術為藝術提供可能時,藝術也為技術提供溫暖。這實際上是辯證的兩面。技術不應成為將人異化的冰冷工具,或自我設限的框框,而應通過技術迭代,讓我們思考:20年前我們用BP機,與現在用手機視頻通話,內心的幸福感是后者完全替代前者了嗎?顯然不是。技術的便捷不等于幸福。在這個意義上,藝術在與技術產生張力的過程中,反而可能激發出新的能量。
當然,AI技術對不同藝術門類的影響不同。攝影、電影受到的沖擊可能更直接。繪畫領域也有AI生成的作品,可以模仿某種風格或畫面效果。但你會發現,真正的藝術家作品,哪怕技術手法不成熟,其中最重要的是有獨特的感受、個體的差異、個性的表達,這些會在作品中留下珍貴的“靈韻”,而不僅僅是一個完美的形式或習以為常的方式。
你看,AI現在也能生成很多詩詞,但如果我們去讀李白的詩,就會發覺AI生成的詩總是“差那么一些味”,或者說缺少了我剛才提到的“靈韻”,缺少了詩心。因為它無法替代人心最真實的涌動或澎湃的情感。
因此,對年輕學生而言,AI開啟了更多選擇和創作自由,同時也會重構思維,更重要的是深度改變學習方式,即理解事物的方式會獲得新通道。當然,許多類比性、分析性的工作,AI能快速完成。比如,給在場各位拍張照,AI能快速分析出年齡段甚至性格特點。但這并非最終結論,只是一種參考。
對于偉大的藝術作品而言,AI可能只是提供了一根“拐杖”,它本身不是最終目的。無論哪個時代,技術如何迭代,對那些能夠溫暖人心、超越時空、跨越國度、富有當代價值與永恒魅力的杰作的呼喚,永遠不會消失。
因此,無論在中國還是海外,不同歷史時期,只有做到“熔鑄古今、匯通中外”,形成新時代的重要創造,才能催生新時代年輕人創作力量的涌現。
《教育家》:藝術教育終究要回到“人”的意義上來。您提到藝術在演進過程中會受到思潮和技術迭代的影響,但我們對藝術的整體定義,或許不應簡單地對不同時代的藝術創造做高低之分。以您的判斷,在人工智能技術迭代如此“澎湃”的背景下,是否會催生出又一次的藝術繁榮?
余旭紅:我剛剛提到的中國對“藝術”的認知,或許就能回答這個問題。藝術一定扎根于本土。就像我剛才所說“藝”的內涵。因為藝術本身,就承載著對某種現實困境的超越性表達。
在這個意義上,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們對藝術都懷有一種期待:它并非唾手可得,也不能一蹴而就。因此,在AI技術、經驗與內心情感多維交融的時刻,關鍵在于你如何善于利用工具,如何體察生活現實中最深切的感受,并用藝術的方式去表達。這自然會形成一個非常生動的畫面。尤其對于社會不同層面的創作者而言,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可以相對自由地表達。
您剛才提到的技術能否催生“繁榮”?我認為這至少是一個很好的契機。核心問題在于,如何實現文化的傳承、融合與創新。因為所有文化都建立在過去的偉大傳統之上,同時又結合了時代最重要的創新,并與世界各種文化展開對話。就像此刻,你無法用AI來向我提問,因為你的問題是基于今日對世界數字教育大會盛況的認知與感悟,是從內心生發的關切。你的關注點與其他幾位記者并不相同,并非一個“放之皆準”的、由AI生成的問題。
這讓我想起一個很生動的故事:德國有位哲學家,在電燈發明后,仍要求妻子不要開燈,他堅持點著蠟燭寫作。一次風吹滅蠟燭,他趴在地上摸索尋找,妻子進來后沒有幫他找蠟燭,而是直接打開了燈。哲學家很快找到了蠟燭,并由此感悟:燈不僅僅是燈,還能幫他更快地找到蠟燭,這實際上是一個重要的隱喻。
因此,我們面對技術時,不應忘記內心那團溫暖的“燭光”;同時,在“燭光”的照耀下,也要看到“燈光”所展現的新能量與新場景。事實上,二者是互相啟發、互相觀照甚至能互相轉化的能量場。這也是為什么我們過生日時,不會只用通透的白熾燈,而總會點上一支蠟燭。這說明,我們內心深處對于美好生活、對于精神超越的想象與需求,其實一直存在。
我認為既不應以“技術進步論”來簡單定義AI,也不應以“藝術消亡論”(如“繪畫已死”)來否定藝術的獨特價值。關鍵在于,不同時代的人面對不同的工具,如何回應那些與你的生活、你的精神,乃至人類未來密切相關的事物,并由此生發更為深刻的思考與更為緊密的聯結。
文/王湘蓉 周彩麗來源:光明社教育家)
藝術家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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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旭紅,1975年生,現為中國美術學院院長、黨委副書記,油畫系教授,博導,教育部美術學教學指導委員會秘書長,2019年獲聘教育部“國家級青年人才”。作為主要成員,獲教育部“全國高校黃大年式教師團隊”、教育部“國家級教學成果獎一等獎”,浙江省高等教育教學成果一等獎、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學會“研究生教學成果二等獎”。2020年入選浙江省高校創新領軍人才,2018年獲評浙江省新世紀151人才工程第一層次人才、浙江省高校高水平創新團隊“美術學(繪畫)研究、創作與策展創新團隊”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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