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之后，他們仍被父母送進“特訓營”

數百名成年人被父母送進所謂的“特訓營”，圖為相關漫畫圖

“打你電話又不接，趕緊出來！”7月5日一早，聽到酒店房間外一名男子的大聲叫喊，張星辰（化名）趕緊抵住門，把自己的所在位置發給父母和朋友。

“如果7點半我沒給你們發消息，說明被綁走了，趕緊幫我報警。”這名剛滿30歲的男性，形容自己已為“驚弓之鳥”。

兩個月前，張星辰在江西的家中，被3名穿著體能訓練服的男子強行闖入。他的手機第一時間被收走，兩個人將他按在座椅上，不讓他起身，開始威逼利誘。

“他們反復說，我爸媽和他們簽了合同，交給他們訓練，他們是合法的，后面警告我，不要有反抗行為，不然就要對我采取武力手段。”張星辰回憶。

他一開始極力爭辯，“我是成年人，你們這是違法行為。”但面對3個壯漢的武力威脅，他只得就范。三人押著他上了一輛面包車，從江西一路駛向重慶。

“怕我求救，連去高速服務區上廁所都不行，只能在他們找的荒野的草叢里上，不能離開他們的視線。”在整個過程中，張星辰都沒有看到自己的父母。

5月初，張星辰被帶到了位于重慶市江津區雙寶村的重慶賦苗青少年成長實踐中心（以下簡稱“重慶賦苗”）（雙寶校區）。和他一樣被送入這家宣稱可以“戒網癮”“治抑郁”“干預叛逆”的“特訓營”的，還有數百名成年人。

“賦苗”機構內景（封面新聞記者 喻言 攝）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聯系到多名被送入這里的成年學員，他們有的身患抑郁癥，有的被父母認為存在“網癮”、作息不規律，還有的僅僅因為和父母關系不好、“叛逆”，被宣稱能幫他們“重塑人生”的重慶賦苗封閉“訓練”。

多名受害者表示，自己在重慶賦苗被限制人身自由，遭遇體罰、辱罵甚至毆打，不得不向父母“展示”自己正在“變好”。

據當地媒體報道，重慶市網信、市場監管、教育、公安、民政、衛健等部門已成立教育矯治類機構清理整治工作專班，從4月30日至9月30日，開展為期5個月的清理整治工作。截至7月6日，專班共排查出涉及19個區縣的違規教育矯治機構41家，已全部清理關停，學員引導安置工作正持續推進中。

然而，多名已從中脫身的受害者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重慶賦苗已將百余名“學員”轉移至多個新地點。6月30日，張星辰就是從重慶市綦江區的一處廢棄廠房，被父母接走的。

他們中多人向公安機關報案，反映自己遭受非法拘禁等情況，卻難獲支持。

“坐牢還知道自己的刑期”

和張星辰不同，23歲的周輝（化名）是當著父親的面被“抓”走的。去年5月，他結束在廣東一年多的工作，回到家鄉重慶。由于父親已經再婚，他獨自生活在家中，“吃、住都是我自己在外面掙工資”。

當年7月的一個晚上，父親敲門，說要進屋拿點東西。門剛拉開，3名身著墨綠色迷彩短袖、沒有佩戴任何證件的男子瞬間沖上來，死死控制住周輝的四肢。

“他們張口就說我犯了事，要配合調查，自稱是武警。”周輝回憶，開始他以為是遭遇了入室搶劫，當他掙扎間望向客廳，父親安靜站在一旁，沒有出聲阻攔，那一刻他瞬間明白，這場“抓捕”出自父親的安排。

在此之前，父親多次要求他搬去同住，周輝不愿過多爭執，刻意減少往來以避免發生沖突。這份刻意疏遠，在父親眼中成了需要矯正的“頑疾”。

來不及拿手機、換外衣，周輝被押上車，帶到了位于重慶市長壽區的重慶行知職業技術學校。據了解，重慶賦苗曾在該職校租借場地，以重慶知晤教育咨詢有限公司的名義開展經營，對外則稱為“行知校區”。該公司于2025年9月變更登記至江津區雙寶村，并于2026年2月注銷登記。

被轉移到重慶賦苗雙寶校區的還有周輝和300多名“學員”，其中包括19歲的女大學生王艷（化名）。他們于2025年7月一起被安排坐上大巴車，送到這里。

王艷是在這一年的5月被3名“教官”從山東的家中押回來的。這名女生考入山東一所一本院校，罹患抑郁癥休學在家。賦苗的宣傳視頻讓她的父母相信，這里能讓她的病“痊愈”。

“實際上什么治療都沒有。”王艷說。在這個遠離城區的封閉校區，他們每天6點起來做早操、跑步，吃完早飯之后就是在太陽下站軍姿、走隊列，“常常一站就是一上午，中午吃完飯下午又是‘罰站’”。

他們不被允許攜帶紙幣及任何電子設備，“連洗衣液、洗發水也禁止使用，防止你自己吞食，以自殘的方式出去”。周輝說，他所在的校區，高峰期校內約有六七百名學員，近七成是18歲到近40歲的成年人。

機構內的部分監控畫面（封面新聞記者 喻言 攝）

機構的管控手段被學員稱作“大鍋飯”，也就是集體連坐。一人做錯或者試圖反抗，往往帶來的是對隊伍所有成員的體罰。“有人試圖向外聯系，舉報這個地方，那些舉報的人圍著操場一圈圈地跑，重慶山區上午的太陽很大，我們其他人被罰蹲在操場前面蹲軍人標準蹲姿。”這次體罰給王艷留下了深刻印象，“那些人跑不動了，就讓我們上去拖著他們跑，一直跑到下午，很多人都中暑暈倒在地上抽搐，有的手都成雞爪狀了”。

任何關于外界的討論，和逃跑、反抗之類的想法，都是不被允許的。一旦挑戰“教官”的權威，往往迎來暴力，言語侮辱更是常態。周輝回憶，“有‘刺頭’想要逃跑，或者試圖反抗得比較激烈，‘教官’就會動手，有時候還會教唆或者威脅其他學員對其群毆。”

王艷曾親眼看見一個女生被“教官”抓著頭往墻上撞，流了滿臉血，還有男生被拖到沒有監控的“小黑屋”，“只能聽到他一直在慘叫”。

每周一兩次的“心理教育課”是難得的放松，盡管被學員們稱為“洗腦課”。“不停單純地講你要感恩父母、感恩一切，總比訓練、體罰、挨打強。”但事實上，王艷從不相信這些人的話，“連最基本的信任都無法建立，我每一天在這里都要偽裝”。

學員們常把這里與坐牢相比。“坐牢還能知道自己的刑期。”周輝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很絕望，不知道在這里待多久，每個人的時間都不一樣，也不讓討論。”

“坐牢肯定比呆在那兒強，至少坐牢不會挨打。”王艷說。

“我是想讓他變好”

26歲的肖偉（化名）遭遇的不是暴力擄走，他落入溫柔的圈套。2025年11月，母親呂英（化名）以獨自出行孤單為由，反復勸說他陪同前往重慶旅游。凌晨落地重慶后，母親直接帶他走進江津區的賦苗雙寶校區大門，簽下6個月的合同，他的手機當場被收走。

合同顯示，呂英作為委托方，自愿將子女肖偉委托給重慶賦苗教育咨詢有限公司［現更名為“賦苗健康產業（重慶）有限公司”——記者注］接受6個月的“綜合素質訓練”，實行半封閉式管理、不得私自接孩子離開訓練地點。合同聲稱，將提供體能訓練、心理輔導、行為糾正教育、人格教育等，幫助孩子樹立正確、積極、樂觀、向上的健康心理。

為此，她交了5.98萬元。“我不知道當時怎么鬼使神差就上了人家的當了。”呂英說，“新冠疫情后孩子回到老家，就一直沒出去重新上班，在家打游戲當代練，我感覺他那種躺平的樣子有問題。”

呂英還一直遺憾，兒子沒當過兵，看到賦苗宣傳的軍事化訓練，“吹得天花亂墜”，她希望兒子能在那里“支棱起來”。

呂英在幼兒園和小學代過課，“其實我都知道，自己的孩子帶不好，你甩給別人，別人能給你帶好嗎？但往往當局者迷。”

賦苗給呂英拉了群，除了她一個家長，剩下的都是招生老師和“教官”，日常會把肖偉在校的情況拍一些照片發到群里。“有時候發孩子拿著乒乓球拍的照片，但是只有他一個人，”呂英起了疑心，“我讓他們發個視頻，怎么就不給發”。她還陸續在網上看到有家長控訴教官打人的留言。

2026年1月15日，呂英前往重慶探望兒子，“教官”全程陪同，不允許她亂走。她帶了一箱零食給呂偉的室友分發，“七八個人只有一個人說了聲‘阿姨好’，其他人都低著頭不說話，后來我知道他們是怕說錯話挨打”。

呂英以去孩子宿舍拿紙巾為由上樓查看。“樓梯拐角有個男生，大冬天穿得很少，光腳站著，我摸了一下他的手，冰涼。”呂英發現，學員們上廁所都要由“教官”看管，“排著隊，前后都有人守著”。她后來了解到，就在她抵達的前一天，有兩名學員翻墻逃出了賦苗。

在意識到這里和宣傳中的巨大差距后，1月16日，她將肖偉接回了家。回到家，“幾乎不能提在里面的事情，他把那里叫‘集中營’”。

2025年9月中旬，王艷也被父母從賦苗接回了家，“他們還覺得我好了，實際上出來以后，我連人都不想見，有一段時間甚至覺得每個人都心懷鬼胎，想謀害我”。

提起這件事，王艷的母親李子紅（化名）也十分后悔，“考上大學之后一段時間，女兒在家打游戲，有時候黑白顛倒，也不出門”，夫妻倆很著急，“我們當時覺得她可能是高考壓力大，需要通過游戲排解，后來她心理上有問題休了學”。

在醫院治療感覺沒有太大效果后，李子紅刷到了賦苗宣傳的“乖寶”。

在重慶賦苗諸多短視頻賬號中，出現了一個因校園霸凌萎靡不振，沉迷打游戲導致日夜顛倒、幾年不出家門的長發邋遢男生，一度臥床不起，有的還提到他“7年不說話”。

在視頻中，他被“教官”帶回基地后，經過理發、剪指甲、談心、參加體能訓練等，變成了“乖寶”，不僅身體素質變好了，還從學員轉為“助教”，主動幫助新來的學員。

“說得可好了，宣傳是經過了愛的教育，在抖音上一搜都是。我們想著這么大的平臺不會是假的，也是希望女兒變好，得到治療。”李子紅為此花了4.98萬元學費，和送女兒前往重慶的7000多元路費，“不讓我告訴孩子，說他們有辦法”。她手上拿不出那么多現金，家里還欠了債，“現在孩子受了傷害，錢也搭進去了”。

從賦苗轉達的有關女兒的信息中，李子紅一度相信女兒在變化。事實上，“表現不好的人，是不允許和父母聯系的。”王艷說，她曾試圖給父母寫過一封信，描述在這里的遭遇，回家后才知道，父母根本沒收到。

“后來我昧著良心，寫了一封我在這里很好的信，很快就被傳出去了，才允許我和家長通電話，那已經是我進來兩三個月了。”王艷回憶，通話時，她也不敢和母親說任何負面的事情，“教官”就在旁邊盯著。

張星辰也是通過表現得聽話順從，爭取到跟父母通話的機會，最終說服他們6月底將他接出賦苗。他在父母的聊天記錄中發現，“教官”只會將擺拍出來的照片發過去，“讓你在宿舍拍疊被子、打掃衛生，拍你的訓練很有精神，至于打罵、體罰這些負面的，統統不會有。”

離開賦苗時，一個女“教官”告訴王艷，“你不要當‘白眼狼’，出去瞎說”，還告訴她的父母，“如果她做得不好，我們還可以把她帶回來。”

“被機構放大的需求”

和李子紅一樣，張星辰的父母也是通過賦苗的抖音宣傳視頻才交了錢。這個30歲的男人在賦苗最無助的時候甚至想過自殺，“那時感覺父母根本不在乎我，相當于花錢讓我坐牢”。

“賦苗”機構及教官發布的“招生”短視頻

但在李子紅看來，這些父母也是被騙了，“大多數家長不想讓孩子受到這種傷害”。女兒回家后，她開始在賦苗“教官”和招生老師的短視頻賬號下留言，指出賦苗的種種毆打和體罰行為。

許多家長就此聯系上李子紅，了解到真實情況后，打消了送孩子到賦苗的想法。他們的孩子有的打游戲，有的叛逆，還有的存在心理疾病，看了賦苗的短視頻后，將這里當成了“救命稻草”。

聊天記錄顯示，今年1月底，一名來自新疆的家長已經訂好了機票，只差和賦苗簽合同交錢，在和李子紅通話后，堅定地表示，“不會讓孩子去這樣的地方，我先給家人做工作”。

“豫章書院”的曝光者、反網戒機構志愿博主溫柔（化名）告訴記者，他接觸過的很多家長，即使一部分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家長，在知道孩子在類似機構里的遭遇，第一反應都是不相信，他們不會意識到里面會有這么多監管不到的暴力。

“這些機構通過簡單粗暴的暴力和恐懼，讓孩子暫時屈服，但是對于整個家庭的關系是毀滅性的打擊。”溫柔解釋，這些受害者被送到機構之前，就算和父母關系再不和，也會存在一個基本的信任——相信父母不會害自己，“很多人一旦被送到這種機構之后，類似的信任就會蕩然無存。很多時候，孩子跟家長就變成仇人，甚至一輩子都彌合不了。”

“核心的問題還是他們存在詐騙的嫌疑，根本達不到他們宣傳的效果。”溫柔近年來接到了越來越多的求助，其中既包含未成年人，也有張星辰這樣的成年人。在他看來，直接原因是網戒機構宣傳方式的變化。

溫柔介紹，這些機構過去主要靠在搜索引擎購買排名，當家長搜索諸如“叛逆”“網癮”等，跳轉到機構的相應網站來實現引流。如今，他們主要靠短視頻平臺的各種“正能量”宣傳視頻。

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注意到，在重慶賦苗的各種“教官”短視頻賬號中，發布了大量“罵游戲”的引流視頻，有的視頻還會呈現網癮少年經歷改造后，感恩父母的鏡頭，形成一種脫胎換骨般的反差感。

重慶賦苗的學員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除了“乖寶”，還有兩個人設分別為“靚仔”“985”的出鏡學員，靠配合表演可以成為機構的助教，從而在里面獲得零食獎勵和不疊被子等“特權”。

“這些虛虛實實的內容包裝得非常正能量，幾乎不會受到平臺的限制，而我們揭露他們實情的視頻反而會被限流。”溫柔說，很多子女在這個年齡段的家長就對這類視頻感興趣，在算法的加持下，會被越推越多，“從原本家長忍無可忍，必須主動去搜索的過程，變成了平時刷視頻的時候不停被告訴可以這樣，就會心動，其實沒有那么多家長有這么強烈的需求”。

專家：父母無權讓渡子女的管教權

和被父母接出去的人不同，周輝為離開賦苗付出了更大的代價。2025年8月1日凌晨，他和另外3名學員暗中策劃出逃，偷偷用凳子撬開窗戶上的鐵柵欄，用床單擰成繩索嘗試逃跑。

由于錯估樓層高度，在下滑過程中，周輝體力不支墜落。醫療記錄顯示，他的胸椎、橈骨、骨盆多處骨折。由于他傷勢過重，機構無法繼續隱瞞，才將他送往江津區中心醫院。直至9月6日出院，周輝才徹底脫離機構管控。

如今的周輝留下后遺癥，重體力勞動、長時間站立都無法完成，應聘保安、外賣騎手等基礎工作，體檢均無法通過。他不愿意返回重慶老家，和父親徹底斷聯。

周輝認為，作為一個成年人，重慶賦苗長期對他以各種手段限制人身自由，已經構成非法拘禁。為此，他多次向江津區公安局鼎山派出所報案，2026年1月22日，該派出所決定不予立案。2月16日，江津區公安局維持了不予立案的決定。

張星辰獲得自由后，也于7月3日到鼎山派出所報案遭受非法拘禁，令他疑惑的是，派出所出具的《案（事）接報回執》顯示，他是因對賦苗公司的教育方式不滿報案，并出具不予調查處理告知書，認為“不屬于公安機關管轄范圍”。

另一名賦苗學員則表示，“接報案的民警說我被送去是父親同意的，父親也簽了合同，我愿不愿意是家庭內部事務，就不屬于‘非法拘禁’。”

北京浩淳律師事務所主任，曾長期在公安機關從事刑偵、法制等工作的潘利勇律師告訴記者，非法拘禁在我國普遍認為是結果犯，即既要限制人身自由，還要造成一定后果，往往才能立案，這些學員很難舉出相應證據。

潘利勇分析，特訓機構往往會抗辯，它的監管行為是基于家長的委托、服務合同，是民事法律關系，“一個有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和家長之間不存在監護與被監護的關系，他的人身自由是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人身權利。特訓機構所謂的管理權利來自家長的委托，但家長都沒有監護權，這個轉委托權肯定是喪失了權利基礎的。”

“但從傳統觀念看來，家長和子女的身份依附關系，并不是隨著成年就自然終止的。”潘利勇舉例，有的子女上大學，靠父母來提供經濟來源，有的畢了業沒有獨立工作的，還在家里依附父母，“這種傳統的觀念呢，不光影響到家長和子女，也會影響到司法機關，認為父母送去的就是家務事。”

潘利勇認為，這也導致這一行為究竟屬于民事法律關系還是刑事犯罪的邊界不是那么清晰，“公安機關也擔心被認為插手民事糾紛”。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未成年人事務治理與法律研究基地副主任苑寧寧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利中，包含著對子女的行為進行管教、引導的權利。但這種權利是基于監護關系延伸出來的，有著很強的帶有排他性的人身依附性，只能由監護人來行使。

苑寧寧強調，監護人不能將這項帶有人身依附性的權利委托給任何其他的第三人或機構，特別是商業機構來行使，特別是限制其人身自由和對其進行身體方面的懲戒。

“在這種情況下，只要未成年人不同意，類似機構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就涉嫌違法和犯罪，如果存在虐待和毆打等行為，肯定構成違法犯罪了。對成年人來說，父母連委托的前提都不存在，更加沒有資格和權利將其交由機構管教。”苑寧寧認為，類似情況需要公權力部門介入調查，對他們開展救濟。

與此同時，呂英也選擇了民事維權。通過向重慶12345、江津區教育部門的咨詢和投訴，呂英了解到，重慶賦苗教育咨詢有限公司是在市場監管局登記的一家普通教育咨詢公司，其經營范圍包括健康咨詢服務（不含診療服務）、殘疾康復訓練服務（非醫療）、護理機構服務（不含醫療服務）、教育咨詢服務（不含涉及許可審批的教育培訓活動）等。而據江津區教育部門提供的信息顯示，重慶賦苗從未取得辦學許可證。其涉嫌超范圍經營和無證辦學。

呂英起訴重慶賦苗要求全額返還學費。5月19日，重慶市江津區人民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為該份特定綜合素質培訓的合同有效，合同中就培訓服務內容約定不夠詳細，雙方對服務質量產生分歧而導致糾紛。結合合同簽訂情況、履行時間、被告經營主體身份等，法院酌定由被告返還原告4萬元。

呂英不服，已上訴至重慶市第五中級人民法院，并于7月2日二審開庭，目前仍在進一步審理過程中。

7月4日，張星辰曝光賦苗位于綦江區廢棄工廠的新址后，有學員看到這里有警車出現。后續離開的學員透露，還有一些學員被化整為零，被轉移至散落重慶各區的關聯機構。張星辰希望，不能只把賦苗一關了之，相關責任人應受到應有的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