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丨拉丁之心

本文字數｜2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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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城的黑夜不是巴爾干的黑夜。

當我敲下這些文字時，雨水猛烈敲打著玻璃窗，茫茫雨幕中，城市高樓群的燈光，就像是一雙雙低垂著往下看的眼睛。無論人類修建這些龐然大物展現了多么高超的文明與工藝，它們在雷暴之中都必須低下驕傲的頭顱。

感謝所有人的幫助，在過去的兩周里，經過幾乎不可能的努力，我得到了國際足聯世界杯采訪證，并緊急出發，來到了墨西哥。在我離開歐洲的時候，堪稱近年最兇悍的一次熱浪席卷歐洲，歐洲人為是否安裝空調的問題炸開了鍋，盡管熱死人的消息從西歐各地傳來，很多人仍然首先考慮空調到底屬于左還是右的站隊。

墨西哥城的涼快出乎我的意料。海拔2200米讓這里享受獨特的氣候，上午氣溫會有上升，但下午幾乎必定有一場雨，讓整個城市熱不起來。在我到達的第一個夜晚，我就喜歡上了在林蔭道上的漫步，雨早就停了，水滴卻時不時從樹葉或者屋檐滴下來打到頭頂和臉上，讓夜的觸覺更加潤滑。

街邊有很多小販，嚴格地說，他們提供的不是小吃，而是正餐，有熱湯，也有玉米餅。讓我格外感興趣的是一個賣燉老母雞湯的攤位，竟如此讓我想起老家，包括坐在長凳上的食客們啃食雞肉的模樣。這個攤位的菜單就是雞的不同部位，最貴的是雞胸肉，然后依次是雞腿、雞翅、雞屁股、雞架、雞胗，最便宜的是雞頭，2個雞頭的價格還不如一個雞屁股。

街角還有一位老人推著一爐明火，里面的木材燒得噼里啪啦響。他打開了烤箱讓我瞧，里面是外皮烤得黑黑的香蕉，和剝掉外皮的紅薯，后者又像是童年在異國街頭對我招手。但我到了墨西哥以后一直沒有來得及換零錢，這使得所有這些美味僅僅被我的手機鏡頭消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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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和巴西一樣，是一個我初來乍到卻感覺像已經在這里待過很多年的地方。原因遠遠不止于街頭的老母雞燉湯和烤紅薯的召喚，更多是深刻的文化吸引，使我早已在視覺和聽覺上與之反復遭遇。

我不會驚訝于街頭高樓頂上巨大的廣告牌寫著：“墨西哥萬歲，雜種們！”我過去所有關于墨西哥的文章幾乎都離不開雜種這個詞。

從語言的角度來說，這并非克雷奧爾語國家第一次亮相世界杯。1974年世界杯只有16支球隊，海地隊參賽，是1/16，但那是孤例。本屆世界杯則是歷史上第一次同時有3支克雷奧爾語占主流位置的球隊站上同一屆世界杯的舞臺，依然是總參賽隊數量的1/16，分別是海地、庫拉索和佛得角。

克雷奧爾語就是雜種語，混合語，它的產生通常和殖民地、邊貿口岸、多民族混居等因素有關，例如曾在上海流行的洋涇浜英語。在世界杯的3個雜種語參賽隊里，海地使用的克雷奧爾語主干是法語，庫拉索和佛得角各自的克雷奧爾語主干是葡萄牙語。

事實上，所有的語言前身都是雜種語，就像所有的民族都是通過歷史融合而形成的，只是混雜的多與少、后期標準化整合的強與弱的區別。墨西哥的飲食、地名、植物、動物，甚至一些文化概念，很多都來自印第安語言，尤其是阿茲臺克帝國的納瓦特爾語。

很多此類印第安語言的詞匯也通過西班牙語進入了其他歐洲語言，成為國際通用詞，例如chocolate(巧克力)、tomato(番茄)、avocado(牛油果)、chili(辣椒)、cacao(可可)、coyote(郊狼)、ocelot(豹貓)等。

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加泰羅尼亞語等拉丁羅曼語言，都來自通俗拉丁語，但它們的形成過程同樣是一場克雷奧爾式的混雜——拉丁語在不同地域與當地語言接觸、滲透、改造，才逐漸生出了這些彼此相異的語言。

有時候人們會覺得奇怪，“拉丁”和今天意大利語的“拉齊奧”來自同一個詞，原發地是意大利羅馬。但是今天人們提到“拉丁”，更多想起的不是羅馬，而是拉丁美洲，拉美裔，中南美音樂，這是一種錯位嗎？

我不認為是錯位，或許這才是正解。讓拉丁成為拉丁的，是多樣性和大融合的快樂，是雜種的狂歡，拉丁從來不屬于羅馬的征服者，它的活力來自克雷奧爾，而不是統一、規范和秩序。拉美世界仍然保持了這樣的特征，比歐洲更加充滿生活的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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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雷奧爾也是巴西足球的重要概念。20世紀早期，甚至有巴西人類學家提出論證，認為種族混雜為巴西足球注入了強大的精神，盡管足球在巴西最早也是白人專屬的體育，但沒有人能夠阻止有色人種加入進來的洪流并最終改造了這種體育。

1958年巴西首次贏得世界杯冠軍，貝利是黑人，加林查是印第安人和黑人混血，舉起獎杯的隊長貝利尼是白人。從外表來說，貝利尼就是當年的卡卡，他是巴西中上階層女性眼里的三大夢中情男之一，另外兩個分別是法國影星阿蘭·德隆和巴西音樂家湯姆·裘賓。

不過，“雜種”一度被視作巴西足球的國民病。由于巴西足球始終無法登頂世界之巔，上世紀50年代，劇作家內爾松·羅德里格斯提出了“雜種狗情結”這個概念。由于他使用的詞“vira-lata”原意是指翻垃圾箱的狗，所以被中文世界普遍錯誤地翻譯為“流浪狗”。實際并不是，內爾松·羅德里格斯認為這種狗看似生存能力極強，技巧出色，但是一遇到家養的純血狗，立即就夾起尾巴退卻了，就像巴西隊遇到組織嚴密、紀律感很強的歐洲球隊一樣。

1958年世界杯奪冠改變了巴西人的文化自卑，更多的人為自己是巴西人而驕傲，以至于內爾松·羅德里格斯在一期專欄里發問，“怎么現在巴西冒出來那么多巴西人？”——不過歷史也有其輪回，在2014年1比7慘敗德國以后，“雜種狗情結”再度被談論。這可能是足球世界里最尋常的一種邏輯，勝利和失敗，決定了你到底是一個好雜種，還是壞雜種。

2014年世界杯當時在巴西，從未有過巴西人問我從哪里來，我一直被認作是本地人。在墨西哥，當地人能夠明確地感受到我的西語口音和他們完全不一樣，他們更愛問我是不是住在西班牙。

一開始，我以為這些人缺乏和阿根廷人打交道的經驗，才不像西班牙人那么容易聽出我的阿根廷口音。后來我大概想明白了，這可能是基于他們的克雷奧爾邏輯，像我一樣西語里缺少印第安詞匯，同時說話方式比較規范，在墨西哥人看來，我太正又太純了，應該是來自那個輸出了西班牙語的宗主國。

本文作者：王勤伯

本文原載于第942期《足球周刊》

部分圖片源自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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