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犧牲時年齡最小的中共一大代表，也是一大唯一的少數民族代表

犧牲的一大代表里，鄧恩銘年紀最小。三十歲，鐐銬在身，最后走到濟南緯八路侯家大院刑場。

更少有人記住另一件事：一九二一年上海那間會場里，他是唯一的少數民族代表，水族；也是唯一還在中學讀書的代表。

那一年，他二十歲。

二十歲的人，按常理還該坐在課堂里，攤開課本，準備考試。可鄧恩銘的課桌，早就被時代搬到了街頭、工廠和監獄里。

貴州荔波玉屏鎮水浦村，山路彎彎。

一九〇一年，鄧恩銘出生在這里。家境清貧，讀書全靠親友接濟。六歲入私塾，后來進荔泉書院。十六歲那年，他離開貴州，投奔在山東任職的叔父，考入濟南省立第一中學。

這一步，走得很遠。

鄧恩銘也在其中。

他被選為學生自治會負責人，組織學生罷課、游行。那時他還沒有后來那種“黨的一大代表”的身份，只有一個學生的書包，一腔不肯低頭的熱血。

可這股熱血，很快有了方向。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鄧恩銘和王盡美等人在濟南組織“勵新學會”，介紹俄國十月革命，抨擊社會現狀。第二年春天，濟南共產黨早期組織建立，鄧恩銘參與其中。

他沒有回頭。

一九二一年七月，上海。

鄧恩銘和王盡美作為濟南代表，參加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會場里有十三位代表，來自不同地方，也有不同年齡和經歷。

鄧恩銘坐在那里，身份很特別：水族青年，在校中學生，二十歲。

這三個詞放在一起，分量就重了。

很多人后來記住一大的開天辟地，卻容易忽略，會場里竟坐著這樣一個年輕人。他不是旁聽者，不是跟隨者，而是中國共產黨創建者之一。

會后，他回到山東。

濟南、青島、淄博，這幾個地名，往后反復出現在他的生命里。他參與建立中共山東支部，后來把主要精力放到工人運動上。

一九二二年一月，鄧恩銘赴莫斯科參加遠東各國共產黨及民族革命團體代表大會。回來后，他沒有把履歷收進箱子里，而是走向礦區和工廠。

淄博礦區，礦井口黑沉沉的。

工人從井下出來，身上帶著煤灰。鄧恩銘要做的，不是站在遠處講幾句漂亮話，而是走到工人中間，發展組織，發動斗爭。

一九二五年二月，膠濟鐵路工人大罷工爆發。鐵路局最后答應部分要求。

同一年，青島日商紗廠工人同盟大罷工，又在鄧恩銘、王盡美等人組織領導下展開，形成青島歷史上第一次罷工高潮。

危險也跟著來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四日，青島泰山路十三號。罷工負責人會議正在召開，警察闖入，鄧恩銘被捕。

這是第一次。

幾個月后，他被任命為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書記。十一月，濟南籌備紀念十月革命節活動時，他再次被捕入獄。黨組織營救后，他得以保外就醫。

人已帶病。

可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又秘密回到青島，主持市委工作。到一九二八年春，他任中共青島市委書記。

那幾年，山東的地下工作像在刀刃上行走。組織要恢復，工人要發動，同志要保護，叛徒和搜捕也一步步逼近。

一九二九年一月，鄧恩銘從淄博礦區返回濟南，因叛徒告密，第三次被捕。

這一次，他沒能再走出監獄。

獄中的日子很長。刑訊、病痛、封鎖，一樣一樣壓下來。鄧恩銘仍是獄中黨組織的主要負責人，領導難友絕食斗爭，爭取閱讀書報、接近探監人的權利。

他還組織越獄。

一九二九年七月二十一日晚飯后，趁放風時機，獄中同志發動越獄。部分同志沖出監獄，脫離險境。

鄧恩銘沒有走成。

他受刑過重，行動困難。機會到了眼前，身體卻跟不上。門打開了，有人沖出去，他留在了里面。

這才是真正扎人的地方。

他不是不想活。三十歲的人，家鄉還沒有再回，母親還在遠方，革命也遠沒有勝利。可他把能送出去的人，先送了出去。

一九三一年四月五日，濟南緯八路侯家大院刑場。

鄧恩銘和劉謙初等二十多名共產黨員被押赴刑場。他身負鐐銬，唱起《國際歌》。

臨刑前，他留下《訣別》：

“卅一年華轉瞬間，壯志未酬奈何天；不惜惟我身先死，后繼頻頻慰九泉。”

紙上的字，到這里就停了。

他按虛歲說“卅一年華”，按周歲算，生命定格在三十歲。中共一大代表中，后來犧牲的那些人里，他年齡最小。

一個水族少年，從荔波走到濟南，從中學課堂走到一大會場，又從工廠、礦區走到刑場。

四月五日清晨，緯八路侯家大院刑場上，鐐銬聲停下，歌聲還在往前走。

參考資料：

一、《人民日報》二〇二一年五月七日第四版：《鄧恩銘：高唱〈國際歌〉從容就義》

二、人民網黨史學習教育官網：《黨的一大唯一的少數民族代表鄧恩銘》

三、新華社貴陽二〇二一年五月六日電：《鄧恩銘：留下〈訣別〉詩鼓舞后繼 高唱〈國際歌〉從容就義》

四、中國共產黨濟南市委員會黨史資料：《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

五、共產黨員網《國家記憶》：《鄧恩銘 血薦軒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