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發展」余永定：經濟學中的方法論

余永定：經濟學中的方法論

經濟發展

方法論，英文是methodology，跟方法不太一樣，概念要廣泛一些。哲學意義上的方法論是指人是有思維有意識的，都是在以某種方式認知他之外的客體，認識世界。認知活動事實上是一種在大腦中進行的主觀思維活動。對于這種認知活動本身，可以把它作為一種客觀過程來研究。哲學上的方法論就是對人的認知過程進行再認知，對思維進行再思維。這是人類特有的技能。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中認為，人和動物最根本的區別不在于人有思維動物沒有思維，事實上動物也有思維，但是動物不能對思維再思維，這才是人與動物之間最重要的區別。詩中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我們研究方法論就要跳出這個“廬山”，來認識人的認知過程。

是不是了解了人是怎么認識世界的就完了呢？我覺得不是的，我們不但要把人的認知過程作為一個對象來進行研究，而且要考慮到這樣一種認知過程本身是否能夠實現認知的目的。也就是我們為什么要認識世界，它的目的是什么？我們要研究的是如何改進我們的研究方式、認識方法，提高認知效率，使我們能夠真正的認知世界。所謂哲學意義上的方法論就是研究這幾個問題。至于什么是方法論，沒有明確的定義。

在經濟學上，也有經濟哲學，或者經濟學的方法論。這與哲學意義上的方法論是有區別的。它一般有兩個主要內容，一個就是以經濟研究過程作為實際范例來解釋哲學方法論的問題，研究方法論可以找出具體的實例，當然也就可以以經濟研究作為素材，來闡述方法論的一些原理，就像可以以物理學作為對象在總結和歸納一些東西來豐富哲學方法論的內容。另一方面經濟學中有許多程式化的研究方法，是一種固定的模式。如果國外的經濟學文獻看的多了，就會發現里面也有很多八股。先是一個框架，然后給出動態最優、目標函數及約束條件和解決方法，經濟學研究方法就是包括了很多這種程式化的研究方法，或者是研究的固定化的東西。

這里涉及的是廣義的抽象層次較高的經濟學方法論，基本上還是講哲學，只是它是以經濟學為例子在講哲學。經濟學發展到一定階段，也有一整套的程式化的非常固定的模式。這種模式的發展使得經濟學變的比較容易了，智商比較低的人也可以研究經濟學，這就是為什么現在有很多學生也在學經濟學。另外，它能幫助提高思維效率，少做無用功。

為什么要研究方法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方法進行研究，就是對認知、客體進行認知。自己的目標函數是一生，為了實現自身的優化，該怎么配置資源？該花多少時間直接學習知識？花多少時間學習學習知識的方法？這里面有個自由配置的問題。所以，不要急功近利。要知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敢于花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工夫去打好基礎，而基礎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方法論。

但中國的傳統思維、傳統文明和哲學不太重視方法論，不太具有思辯色彩。北京大學哲學教授張岱年就曾說，中國哲學最注重人生，然而思“知人”，便不可以不“知天”，所以亦及于宇宙。就是說他考慮知識問題也是在考慮知識問題，但他考慮的中心是人。他還講道：既求“聞道”，便亦不能不研討“聞道之法”、“致知之方”。中國哲學中有許多關于“致知”的討論，但什么是知識？在中國哲學中是不甚了然的。我的總結就是，最高層次的知識是終極真理，也就是所謂的“道”的概念。孔子說“朝聞道，夕死可矣”指的也就是終極真理。老子好像也說過“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之名曰大”，這也就是屬于終極真理，是一種知識。但很多也只是倫理學，所以現代所謂孔學的復興等是非常奇怪的。利瑪竇曾經這么講：倫理學這門科學只是中國人在理性之光的指導下所達到的一系列混亂的格言和推論。這可能會被認為有偏見，但也不盡然，里面也有一些是合乎實際的。如果有興趣，還可以去查閱明末清初的著名思想家徐光啟寫的“徐光啟計劃”，他在受到西方文明的影響之后，反思中國傳統，反應中國文化到底有什么問題。以上就是中國知識中除了“道”以外最重要的部分——“道”的倫理。中國知識其他的重要部分還包括軍事政治史、詩等。而在西方最重要的自然科學在古代的中國卻被認為是奇技淫巧，不被重視。

如何得到知識呢？這屬于方法論的重要內容。孔子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老子也說“不出于戶而知天下，不窺于牖而知天道”。王陽明則說“格物致知”，靠頓悟來發現真理。一個沒有生活的人，沒有豐富實踐的人，不勤于思考的人，不懂得各種各樣科學的人，能有什么思想？但這就是中國的認識論。利碼竇對中國的知識體系有這樣一個批評：中國人是最勤勞的人民，在他們中間大部分機械工藝都很發達，他們又天賦有經商的才能。但中國所熟習的唯一較高深的哲理科學就是道德哲學。

與此相對，到底什么是知識體系呢？愛因斯坦說，西方科學的發展是以兩個偉大為基礎的，那就是：希臘哲學家發明形式邏輯體系(在歐幾里得幾何學中)以及通過系統的實驗發現有可能找出因果關系(在文藝復興時期)。這兩個成就決定了在文明沖突中一個國家的勝和敗，這等于“工欲善而必先利其器”中的“器”。這也是為什么后來中國有各種各樣的改良運動，先是洋務運動，后來是五四運動，然后一直到現在這么一個過程。事實上也就是兩個文明在發生沖突，在沖突的過程中我們中國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一個很大的不同就是我們有很大的包容能力，我們可以吸收別人的長處。在吸收的過程中中國的國力得到發展。

知識的來歷是什么？可以這么說，在人類之前，這個世界到底是什么樣子的是無法敘述的，因為它取決于我們如何觀察如何感知這個宇宙。從這層意思上來說，知識的來源是客體。但對人來講，知識來源于對普通性的追求，這說的是人的主觀活動。我們要認知這個世界，我們也承認有個外部世界需要我們去認知。但如何能被我們認知呢？在于我們對普遍性有一種追求，這是人的一個根本特性。科學的目的就是發現普遍規律，解釋就是把所觀察的現象歸納到一個普遍的規律中去。普遍規律就是我們知識所追求的對象，一旦我們追求到了這個普遍規律，它就成了知識。為什么要追求普遍規律呢？就是它可以作為推理的根據來揭示新的事實。因為人所面對的是一個充滿了變化的世界，充滿了不確定性，人也就必須對普遍現象有所認識。

如何發現普遍規律呢？基本上就是概括、抽象和歸納。概括是非常重要的，每個人都要學會概括的藝術。它的最關鍵點就是要保留相關的必須要素，并且剔除無關要素。事物的有關方面太多了，必須把它減到最最少的程度，同時又要保留必要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經常講抽象法，但在現代經濟學中，一般不把抽象作為方法論。抽象與概念的概念比較類似。在抽象中，舍棄非本質特征，保留其本質特征。如果我們學會抽象這種方法，我們或許就能夠像馬克思那樣發現價值、剩余價值、資本及其擴充的各個概念，通過邏輯體系把經濟的發展過程復制過來。歸納是西方哲學特別是邏輯學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概念，是通過大量個別經驗的重復得出一個一般的陳述句。比如天下烏鴉一般黑的判斷。數學中有完全歸納法，但在現實中我們所有的歸納都是不完全的，我們所歸納的只是以有限的經驗得出全稱肯定判斷。知識是對一般的追求，而沒有歸納，我們是得不出一般的。但過度歸納會引起錯誤的判斷。英國哲學家羅素有一個雞的故事，說有只雞根據主人過去一打鈴就喂食的經驗，得出凡遇打鈴必喂食的結論，結果有一天主人打鈴后卻把它捉住殺了。所以羅素說：如果這只雞沒有對歸納的盲信，隨時準備逃跑，它的命可能要好一些。也就是說對歸納不要有盲信，這種盲信將對你非常不利。

康德的哲學著作涉及到所謂綜合陳述的問題，就是說，對于普遍規律，我們加以陳述時有綜合陳述和分析陳述，比如金屬加熱后會膨脹是個綜合陳述，在“金屬”和“加熱”這兩個概念中并不包括“膨脹”，后者只有通過經驗才能得知，陳述內容之后的重要部分并不自然包含在陳述句的概念之中。分析陳述和綜合陳述的根本不同在于你不需要任何經驗就可以作出陳述。比如有孩子的人必然是這孩子的父母這一陳述。分析陳述是空洞的，它不能給我們提供新的知識。而綜合陳述可以給我們新的知識，所以大家在寫論文時的命題如果想提供新的知識，就應該是綜合陳述。這跟演繹邏輯又不一樣。演繹邏輯就是結論并未為前提增加新的內容，它根據前提推論而來。

回歸到什么是知識的概念，就是知識是對普遍性的追求，知識必須具有普遍性。所觀察的現象必須可以歸結到一個普遍性的命題之中，這也是一個解釋的過程。知識必須具有可檢驗性。有了那個命題，我們就可以作出預言，這種預言在經濟學中就是預測，它能夠做預言就在于普遍是超越時間限制的。

解釋和預測有什么關系呢？可以認為解釋是對過去的預測。事情已經發生了，我們試著能不能夠用我們所掌握的規律來把過去的事實重新構造一遍，如果能夠構造，也就說明我們對過去有了一個完善的解釋，實際上是對過去已經發生的事情重新進行預測。預測也可以理解為是對未來的解釋。經濟學中經常涉及到預測率、解釋率，它們跟普遍性的關系是相互聯系。

演繹邏輯在經濟學研究中占有核心的地位。關于演繹邏輯最明顯最完善的說明就是幾何學，演繹邏輯的威力就在于所有幾何公理都能根據那五條基本公理推導出來。

經濟學方法論：理論體系與結構

知識并不是個別命題的堆積，我們所追求的不只是單獨的知識，我們要求的是一個知識體系。命題只有在體系中才能成為有效的知識。愛因斯坦在談到物理學理論的發展時指出：理論物理學的完整體系是由概念，被認為對這些概念是有效的基本原理（亦稱基本假設、基本公設、基本定律等），以及用邏輯推理得出的結論這三者所構成。這些結論必須同我們各個單獨經驗相符合，在任何理論著作中，倒出這些結論的邏輯演繹幾乎占了全部篇幅。

任何一個理論體系都是由概念、有效的基本定理以及運用邏輯推理組成的。當我們把某一個領域的知識加以總結加以綜合形成那樣一個體系之后，我們的知識就成為有效的知識，可以用來改造客觀世界的知識。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對于比較發達的比較注意形式美的部分。理論的最基本部分是那些數目上盡可能少，不能在邏輯上進一步簡化的概念和基本假設。任何一個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也是這樣的。因此在研究經濟學或者在構造經濟學體系時要遵循這樣一系列的規則。

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是各種各樣的，這里比較具體的如微觀經濟學，約束條件下效用函數的最大化。這事實上是一種體系，從這一體系出發可以構造出許多經濟學的命題來。中國現在比較遺憾的是很多經濟學家沒有任何體系，但什么問題都討論。西方經濟學是比較注重這個的，比如克萊因寫過一本《凱恩斯革命》，他用十三個方程式把凱恩斯的理論體系構造出來了。政治經濟學，特別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它的體系和構造跟西方經濟學是很不一樣的。如果研究數量關系，現實的許多技術問題，那么西方經濟學比較有效。但若想了解社會發展，描述社會關系的變化等，馬克思的體系還是非常有價值的。《資本論》就有一個非常明確的理論框架，形式上就是正題反題，構成一個思想，然后構成思想群，思想群的變動運動又構成一個系列，系列就構成體系。這是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用這樣的語言在描述他自己的體系的。如果學過《資本論》就知道價值、使用價值、商品，一般商品和資本又構成一個對立等構造出邏輯體系。需要注意的是馬克思所說的這樣一種理論體系結構是辨證邏輯而不是形式邏輯。如果不專門研究政治經濟學或者辨證邏輯，沒必要花這么多時間。形式邏輯跟辨證邏輯兩者并沒有什么矛盾。

它們是不同的思維結構，在研究不同問題時可以使用的不同方法。

以上我給大家講了幾個重要概念，一個是什么是知識、知識的來源（對普遍性的追求）、關鍵的概念就是什么是歸納法、歸納法的問題和特點、還有什么是演繹法及其特征。

我們把演繹和歸納兩個方面綜合來看，就是假設演繹法。這是經濟學研究中最重要的方法。所謂假設演繹法，就是把演繹與歸納加以結合的一種發現普遍規律的研究方法。方法的基本內容是，從觀察或經驗材料出發進行歸納，得出作為假設的某個或某些全稱肯定判斷。太陽每天都從東方升起就是個全稱肯定判斷。它必然也是個綜合判斷，然后把提出的假說翻譯成數學語言，并通過數學的各種變化把包含在其中的各種含義表達出來。

演繹不能夠給你的知識增加新的內容，也就是不能增加前提中所沒有包含的東西。但是，前提中所包含的東西不一定是看得出來或充分理解的東西。通過演繹可以把包含在前提中的東西用一種簡潔、明了的方式把它演繹出來。這樣我們看得懂，也知道它的涵義，能夠運用它。

在進行假設演繹法中的第二步就是要把假說翻譯成數學語言，然后通過數學機械演算得出一系列結論，這些結論再經過檢驗，如果通過了檢驗，整個科學研究的過程就算完成了，也就是找到了普遍性。我們把由我們觀察到的普遍性所隱含的更多的其他內容演繹出來，而這種演繹出來的結果或者說前提正確與否可以通過實驗加以檢驗。當我們完成這最后一步時，假設演繹法也就完成了。假設演繹法包括四個步驟：提出假說、翻譯成數學語言、進行數學推導、對結論進行檢驗。翻譯成數學語言非常重要，進行數學推導也非常重要，但經濟學家不是數學家，他的數學能力不一定很強，那么他至少能把假說提出，并把假說翻譯成數學語言。但數學推導過程可以分離出來由其他人來做，但其他步驟非常關鍵，必須自己能夠做。

第一步提出假說，它應該是全稱肯定判斷，這個判斷來源于已有的知識和實踐，而不是已有知識外的新提出來的東西。這個假設需要能夠被翻譯成數學模型，演繹、推理不能給前提增加任何東西，但演繹和推理所能得出的結果卻能給我們提供無法從前提中直接看出和利用的知識。把語言模型翻譯成數學模型，在假設推理中起著決定性作用。提出假說是靈感，但第二步應該是所有人都可以做到的。數學是一種高效可靠的演繹工具，數學的使用大大簡化了推理過程，使笨人也可以進行有效思維。但真正的創造在于提出正確和有益的假設。

怎樣做一個好的經濟學家

普通人研究經濟學就要特別注重把語言模型翻譯成數學模型，比如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通過一系列數理闡明了資本主義社會中社會總產品價值隨時間推演而變化的規律。

他回答了一定時期內社會總產品價值是由哪些因素決定的，以及這些因素與社會總產品價值的數量關系，并且回答了當決定社會總產品價值的諸因素隨時期推演而發生變化之后，社會總產品價值在接續期將發生何種變化。這是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的數學模型的文字表述。而他不僅有文字說明，還給了一個表。馬克思沒有通過數學工具給出了從發端期到第五年的數例。當我們有了數學工具后，有沒有試過怎么推演第六年、第七年？一個好的經濟學家就應該有一種不可抑制的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沖動。馬克思給出了兩大部類的平衡條件。第一部類的Z是不變資本，加上第一部類的新增不變資本。一百多年以來，經濟學家就在重復著這個步驟。但這一個的涵義是什么，能不能用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同樣的意思，或者用一種更直觀更清晰的更可以演繹的方式來表達這一種關系？沒有人這么做。

那張表和兩大部類平衡條件都是馬克思已經給出來的，出于對知識普遍性的追求，如果想把它推廣、把它一般化，就要把它轉化為數學。由此可以發現馬克思的數理都是差分方程，凡是差分方程都可以把它變成微分方程。根據馬克思數理中所給出的初始條件，我們可以得出非常簡單的公式。這里關鍵步驟就是演繹，它的第一步又是要把它變成數學模型。進一步也就可以得出比馬克思原有的還要清楚的公式。也就是說兩大部類的生產要是能均衡發展，不產生生產過剩或生產不足，就必須滿足這個條件。這個條件是第一部類的儲蓄率乘以第一部類的剩余價值率，除以第一部類的有機構成加1，最后得出結論。據此還可以發現馬克思在使用數理時犯了一個小的技術性的錯誤，但馬克思事實上是最早弄出經濟增長的動態模型的人。他比后來的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要復雜的多。哈羅德-多馬模型事實上包含了那個時代人們對經濟增長是否均衡的一種理解。馬克思比他們理解的要復雜的多、深入的多。

在上述例子中，我們使用數學方法，就把包含在馬克思再生產理論前提中的許多潛藏的內容給演繹出來了，而且非常清楚，可以直接去應用。

最后一步就是要檢驗。檢驗的意義是什么呢？所謂檢驗，就是檢驗這種方式是跟西方的哲學觀念密切相關。知識的一個重要來源就是歸納，但歸納又往往是不完全的歸納。比如說天下烏鴉一般黑，但我們沒見過所有的烏鴉，怎么知道它就是一般黑呢？只是因為我們見的多了，到目前為止還沒發現過反例，所以我們敢于斷言。對于西方經驗主義哲學方法來講，沒有正確或者錯誤之說。沒有經歷過所有的東西，怎么可以做全稱肯定判斷呢？這樣一種東西是一種盲信。馬克思說過理性具有最高的神性。而理性的一個最核心的東西就是對一切持有懷疑態度，經過檢驗之后我才相信，而且，我的檢驗不是完全的，所以我的相信也不是徹底的。這樣人才有一種謙虛的態度，和隨時修正錯誤的準備。在經濟學中也是這樣，它不會說一種理論是對的還是錯的。當然它會說某種理論是好的或壞的，是可接受的或不可接受的。檢驗的就是是否可以接受。但這種懷疑的態度又不應該導致懷疑主義，人總是有一點冒險，假設不會那樣。怎樣通過零假設來提供一種方法呢？概率分布有相關說明，3西格碼以外發生的概率是很小的。

比如看一個人是否是好人，我們考驗了他一百次做的都很好，這樣幾乎就可以斷定他就是一個好人。盡管也存在他在一百零一次時做壞事的可能，但根據目前的經驗，我們接受他是好人的假設。零假設就是一個肯定的命題，根據現有的例子，可以接受。它是在3西格碼之內。如果認為某人是好人，可在檢驗他時發現他在偷東西，再檢驗又再偷東西，他可能是壞人，但也可能是在檢驗他的那幾次正好他神經有問題。但如果檢驗他一百次，有九十九次都在偷東西，那一般意義上來講他就是壞人，他就是小偷。檢驗到五十次在偷東西，他是壞人的可能性很大。如果是十次，可能性就還不大。假設性檢驗就是起這樣一個作用。它的哲學基礎是經驗主義，是一種理性主義，一種健康的懷疑態度。所以大家要把零檢驗的哲學背景弄清楚。

如果因為樣本而造成檢驗錯誤，就不會是好的理論，這是計量經濟學中非常重要的一個涵義。假設檢驗對于西方經濟理論來講是一個必要的環節。寫好了一個經濟學的理論，整個敘述已經完成，結論也已經有了，必須還要有假設檢驗。當然，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也只能說明已經接受了西方經濟學所提出的最基本的要求，并不意味著這個理論就是對的。好的論文應該有動態模型，有例子，應該把假設翻譯成數學語言，然后進行推導和演繹。然后經過搜集材料來進行回歸，算出每個變量之前的參數。這樣做的模型或研究結果比開篇就回歸要好的多，那種是沒有理論的測量。西方經濟學中，比如弗雷德曼的永久收入假說，有個相當嚴格的理論推導，根據這個推導，收入是跟人們的永恒收入、持久收入相關，而不是跟人們當前的收入相關，這是他從理論中推導出來的。推導出來之后，再通過例子去檢驗，檢驗通過了就是好的理論。計量經濟學已經證明，動態的過程不是一個穩定的過程，因此不可以找到很高的相關度。總而言之，必須要有理論模型，別簡單的回歸了事。

我自己在研究財政穩定時，腦子里已經有了比較明確的框架，就是我應該在這樣一種哲學理念的指導下進行研究。第一是問題的提出，1997年，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通貨緊縮的階段，97年年底通貨膨脹就已經非常低了，98年就成負的了。這是一個方面。當經濟處于通縮的階段，也就是有效需求不足的時候，我們應該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來刺激有效需求。但另一方面，當年中國各銀行的不良債券非常高，各種的統計顯示不良債券占GDP的40%甚至更多。一個國家能不能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要看這個國家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是多少。如果很高，就意味著這個國家的財政狀況非常糟，如果很糟就不應該繼續借錢，否則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會越來越高，那樣就會還不起錢。之所以能夠有赤字財政，就在于老百姓認為把錢借給政府后肯定會還的。但當老百姓看見政府負債越來越高的時候，老百姓就會懷疑政府的還債能力，這個時候若還想向老百姓借錢就需要越高的利息，因為老百姓認為存在很大的風險。而利息率提高會導致經濟進一步的衰退。

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債務占GDP的比重非常高，一般而言這個國家是不應該繼續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的。而中國當時官方列入財政預算之中的赤字并不多，如果憑借記入財政之中政府必須償還的債務和GDP的比重是不高的，以此出發，中國可以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但如果把銀行的不良債券考慮到債務中又非常高，因為銀行的不良債券最后得由政府買單的。這樣，到底政府應不應該采取擴張性的政策，這就是問題。

說不應該的理由非常明確，就是雖然占政府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例還不高，但如果把引進債務、把銀行不良債券等考慮進去，相應比例就非常高，因此不能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但財政狀況衡量的尺度是非常簡單的，就是國債余額占GDP的比重。其實這個問題應該把它換一個角度來考慮，就是比對GDP的動態路徑到底是多少。如果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會越來越高，有一天財政就會崩潰，這樣就不可以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如果這個比例雖然增長，但到了一定程度之后會穩定下來，而且穩定在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值上面，這樣就可以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所以問題就變成了國債余額占GDP的比的動態路徑究竟是怎樣的，這有三種可能性。這比例趨于某一區間值，而且可以接受。或者這比例趨于無限大，這樣就不能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最后是債務占GDP的比例處于正當狀態，因為動態路徑可以是穩態的也可以是震蕩的。

有了這些不同的情況，就需要把問題翻譯成數學語言，并且得出關系式。這個關系式之所以能得出也在于我做了一些假設。最后得出債務余額占GDP的比的動態路徑，就是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除以債務余額占GDP的比，再減去經濟增長速度。這只是一個簡單的線形微分方程。求出解后把初始條件代入，債務余額占GDP的比在當時占12%，相當低。財政赤字當時是GDP的2%，經濟增長速度當年是7%，由此可以算出初始條件，得出關系式。根據這個方程就可以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債務余額占GDP的比會不斷增加，趨于38%，也就是不會超過38%。有人考慮或然債務，也就是銀行的不良債券，這個時候政府的債務余額占GDP的比可能是50%。這個結果就可能是開始很高，但是給定了每年財政赤字占GDP的比，給定了增長速度，債務余額占GDP的比就會逐漸下降，最后也趨于穩定。這樣爭論就解決了。當年及現在或然債務占GDP的比到底有多少無所謂，這只是個初始條件，100%也好，200%也好，隨著時間的推移，只要經濟增長速度能保持在7%，只要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不超過2%，這個比重也就會越來越低，最后趨于38%。這樣債務余額就可以保持在可接受的范圍之內。事實上，還可以算出多少年之后達到38%。我們可以設計各種各樣的動態路徑來描述和模擬這個過程，通過計算可以知道，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債務余額占GDP的比的速度是逐漸緩慢的。

通過這樣的計算和模擬，我們就可以知道究竟需要一種什么樣的財政政策。因此，較高的或然債務只是微分方程的初始條件，對財政的穩定并無根本影響。第二點就是財政穩定與否的關鍵在于財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到底能保持在什么水平。結論就是中國應該采取擴張性財政政策，不必過于擔心或然債務。這在97、98年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結論。

以上事例說明，掌握了一定的方法，對研究經濟問題是非常有幫助的。我們研究經濟問題，要會正確提出問題，并且把問題變化成為數學語言，然后進行純粹的數學推導，由此就可以得出非常明確的正確結論。所謂的經濟學家就應該在政府提出各種問題之后，把這些問題納入一定的框架之中，翻譯成數學語言，然后會解，并得出非常明確的和正確的結論。

經濟學一定意義上是邏輯學，要想搞好經濟研究，必須有非常強的了邏輯分析能力。凡邏輯不清的經濟理論，都是不完善的經濟理論。好的經濟學家一定是邏輯思維嚴密的經濟學家。遵守邏輯可以減少不必要的理論錯誤，這是幾千年的歷史證明的。

經濟理論在很大程度就是發現前人的邏輯錯誤的過程。常見的邏輯錯誤有假解釋、同義反復，違背同一律的循環論證等等。

二十多年前的經濟學有很多假解釋。在現代經濟中，一個資本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這個資本在未來能夠產生收益。然后把資本折現，就可以找出資本的現值。知道資本量的前提是知道利息率，利息率就是產出對資本的倒數。話又說出來，如果不知道資本量是多少，又怎么提出利息率呢？也就陷入循環論證。薩繆爾遜和羅賓遜夫人為此爭論了二十多年，如果羅賓遜夫人是對的而薩繆爾遜是錯的，平滑的生產函數則是畫不出來的，在羅賓遜夫人那里，生產函數是鋸齒型的。

咱們是使用漢語的，漢語有它極大的優勢，也有極大的弱勢。比如它沒有明確的語法，很多句子沒有主語謂語。這種漢語的模糊性造成了我們經濟學的落后，因為這種語言使我們沒有邏輯的思維，掩蓋了思維的問題。英語的語法結構在應用方面必須合乎邏輯思維。因此語言是非常重要的，小段落大段落必須要非常分明，而不是一篇糊涂賬，那樣絕對搞不好經濟研究工作。還有就是怎么組織你的思維的問題，我們應該學會一種安排思想框架和體系。我們所學過的現有的經濟理論事實上就是提供了一種框架。

比如分析匯率問題，最現成的框架就是弗來明模型，在這種模型的框架中進行分析，在分析的過程中可能會發現這個框架是不夠的，這個框架是有缺陷的，這就需要我們去修補，如果修補不成，我們就得推翻這一框架，另設一個框架，那樣就成了一個有重要貢獻的經濟學家。當然一般情況下，是要在現有的框架下能走多少步就走多少步，不要急于去創新。經濟學一個比較有利的方面就是有許多成熟的理論。讓我們盡可能在這種理論框架下進行分析和組織我們的思想。

比如我們討論流動性過剩的問題，流動性過剩一般是由于為了維持人民幣匯率的穩定，而同時我們又有大量的貿易順差和資本相互順差，那么為了維護人民幣的穩定，央行必須買入美元，釋放人民幣，于是增加了流動性。為了解決流動性，我們就要進行對沖，也就是出售央行的票據，提高準備金率。可是經過這么多年，中國各商業銀行的超額準備金率已經降到了2%左右，已經不很高了，有些商業銀行已經感覺到沒有足夠的資金來源。也就是說從這些商業銀行的角度來講，流動性似乎并不特別大。而中央銀行對流動性對沖的力度還很大，可另一方面，我們又看到房價在不斷的上漲，股票的價格在不斷的上漲，這顯然是流動性過剩。

這流動性又是怎么回事呢？這個時候就需要有個理論框架來幫忙分析。理論框架會說明原來所說的流動性過剩也就是國際收支不平衡，為了維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央行對沖產生過剩的東西，這是從貨幣供給方面產生的流動性過剩，要解決這個問題就需要對沖就要提高準備金率。可是，流動性過剩可以理解為貨幣供給減去貨幣需求，貨幣供給大于貨幣需求。

但這一塊的大小可能來源于兩個方面：貨幣供給多了或者貨幣需求少了。但為什么不能換一個角度想想貨幣需求有什么變化呢？原來人們不再想持有這么多貨幣，沒有什么可買的東西，也沒有什么可投資的地方。是以貨幣增發了我們就持有它，變成銀行儲蓄存款。所以過去的經濟學家把它叫做“籠中的老虎”。“籠中的老虎”一呆二十年也不出來，現在有了發達的資本市場，有了各種各樣的投資機會，而由于通貨膨脹，我們的實際利息已經是負的了。作為資產的持有方式，儲蓄存款不是一種好的方式，于是人們開始把儲蓄存款提出來買股票，這事實上是我們對貨幣的需求減少。那么要解決流動性過剩，就不能僅僅從貨幣供給方面來談，也就是僅僅通過準備金率來解決問題。盡管中央銀行可能百分之百對沖了，但它依然可能有流動性過剩。那么要解決這個貨幣需求減少的問題，現成的辦法就是提高利息率，使利息率由負變正。這樣人們對持有的意愿就會提高，也就可能可以壓縮由貨幣減少造成的流動性貨幣過剩。

這又出現了一個明確的政策選擇，也就是應該不應該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但馬上又會認識到一些問題，提高利息率，賽得過股市的增值么？提高利息率之后，外資肯定要進來，而中美之間的逆差已經很小了，而且買房的人會因為利息率的提高而破產，破產就會使銀行不良債券增加，這樣中國經濟又會出現很多問題。于是這個問題就展開了。這就是有個理論框架會幫你思維，而且這種思維是對稱的，這就是我們學習理論的作用。大街上買菜的人可以談論國家大事，可以談論經濟，但他沒有受過這樣的訓練沒有這樣的思維，所以得不出這樣明確的政策結論出來。而經濟學家的任務就是有了這樣的訓練之后能夠給決策部門提出非常明確的政策建議來。我們現在就非常缺乏這樣的人。

【余永定：長安街讀書會主講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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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王驊琛；初審：邱詩懿、 許雪靖 ；復審：李雨凡、程子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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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街讀書會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勵支持下發起成立，旨在繼承總理遺志，踐行全民閱讀，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學習、養才、報國。現有千余位成員主要來自長安街附近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員、全國黨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等喜文好書之士，以及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國家高端智庫負責人、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主講專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機構的資深出版人學者等。新時代堅持“用讀書講政治”，積極傳承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專注讀書學習的特色理論陣地和為黨獻策的高端智庫平臺。

自2015年長安街讀書會微信公眾號開通至今，始終堅持“傳承紅色基因，用讀書講政治”的宗旨，關注粉絲覆蓋全國34個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特區。累計閱讀量近億次，其中朋友圈轉發量千余萬次，參與互動人數近千萬人。平臺內容質量高，針對性強，受關注度良好。在中央相關宣傳網信部門的關心支持下，相繼入駐人民日報、人民政協報、北京日報、新京報、重慶日報、央視頻、全國黨媒信息公共平臺、視界、北京時間、澎湃政務、鳳凰新聞客戶端。經報送遴選評薦，《求是》《習近平經濟思想研究》《中國紀檢監察》《黨建研究》《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學報》《時事報告（黨委中心組學習）》《中共黨史研究》 《當代中國史研究》《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解放軍理論學習》《當代世界》《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國財政》 《中國民政》《中國高等教育》《中國金融》《中國出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學報》《中國井岡山干部學院學報》《中國編輯》《中國審判》《中國科技論壇》《中國高校社會科學》《中國民族教育》《中國社會保障》《市場監督管理》《農村工作通訊》《經濟社會體制比較》《數字法治》《外交評論》《金融評論》《社會保障評論》《旅游評論》《中國鄉村振興》《百年潮》《新閱讀》《國際貿易》《環境保護》《城鄉建設》《國際經濟合作》《知識產權》《新型工業化》《清華管理評論》《文化軟實力研究》《審計觀察》《國資報告》等百余種中央級核心期刊已正式入選長安街讀書會干部學習核心來源期刊。此外，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長安街讀書會主編《學思平治——名家談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學思平治——名家談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等理論讀物，形成了系列化的長安街讀書會理論學習平臺體系。該平臺累計固定讀者超百萬，影響輻射全國各級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大中院校等受眾數億人次。

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現正面向中央和國家機關、中央企業、各省市縣（區）等所屬黨校（行政學院）、干部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新時代文明實踐中心（所、站）等單位聯合開展黨建主題閱讀學習活動。近日，經相關部門批準，全國人大常委會機關、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和國家機關工委、國家發展改革委、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財政部、住房和城鄉建設部、中國證監會、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共青團中央等定點幫扶地區的有關單位，已正式加入“長安街讀書會”黨建閱讀合作機制，并將聯合承辦“長安街讀書會”系列讀書學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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