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娶四位妻子，四位都是命中貴人，活到97歲高齡，現在家喻戶曉

參考來源：《顧維鈞回憶錄》、《民國外交官顧維鈞傳》（楊紅林著）、《沒有不散的筵席：外交家顧維鈞夫人自述》（黃蕙蘭著）、《一百零九個春天：我的故事》（嚴幼韻口述）等資料
部分章節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請理性閱讀

1919年6月28日，巴黎凡爾賽宮，大鏡廳。

這是一戰結束后的"勝利者的聚會"。

27個戰勝國的代表齊聚于此，即將在《凡爾賽和約》上正式簽字。

大廳里燈火輝煌，酒香彌漫，列強外交官們衣冠楚楚，神情得意。

然而，在中國代表團準備入座的那兩把椅子上，這一天始終空無一人。

中國，作為此次戰爭中付出了大量傷亡的戰勝國，應當在和約上領回屬于自己的東西。

但這份和約里，列強已經私下談妥，將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益——青島港、膠濟鐵路、所有特權——悉數轉讓給日本。

不是歸還中國，而是轉讓給了另一個外來者。

那兩把椅子旁邊，留下了什么？

留下了這樣一句話，那是中國全權代表在離席前鄭重發出的聲明——

這句話在場的每一個外國外交官都聽得清楚，隨后這句話傳遍了整個歐洲，傳回了中國，在十九歲的學生和四十歲的工人心里，都激起了同樣的震蕩。

一張嘴說出了四億人的憤怒，這是近代中國外交史上第一次對列強說"不"。

而說出這句話的人，就是31歲的顧維鈞。

他活了整整97歲，娶了四位妻子，每一段婚姻都改變了他人生的走向，也各自托住了他在不同處境中的重量。

【一】父親給他找的第一個"命"——張潤娥

1888年1月29日，顧維鈞生于江蘇嘉定。

父親顧溶在官場周旋，家境在當地算是中等偏上。

顧維鈞排行第四，從小聰穎，讀書過目不忘，十歲就進了上海英華書院，英語比許多大他幾歲的同學說得還流利。

這樣一個青年才子，當然早早進入了別人的眼睛。

父親顧溶在上海的一處幕府任職，同僚里有個叫張衡山的人，精于看相，極其篤信命理。

他見過顧維鈞幾面，斷言此子必定前途無量，于是動了心思，想把自己女兒許配給他。

張衡山的女兒叫張潤娥，與顧維鈞年齡相當。

兩家父母一拍即合，就這么給孩子們訂了婚。

那年，顧維鈞12歲，張潤娥10歲。

訂婚之后，張衡山的投入遠不止于此。

他動用了極大的財力資助顧維鈞讀書——圣約翰大學的學費昂貴，每學期兩百余銀元，以當時普通勞工的年收入折算，一年的學費抵得上一個農民工作三十年。

顧維鈞后來留美七年半，從庫克學院到哥倫比亞大學讀到博士，很大一部分費用出自張家，張衡山甚至賣掉了一部分祖產，把錢給了這個女兒相中的男人。

顧維鈞1904年剪發易服、赴美留學，出發前回家辦理婚事，與張潤娥成親。

婚后，他把張潤娥帶到美國，安置在費城，自己去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讀書。

然而，張潤娥對顧維鈞來說，從來不是愛情意義上的妻子。

顧維鈞晚年在回憶錄里寫到她："一位舊時代典型的中國女孩子，克制，忍耐，而天真，對環境安之若素。"

這句話說起來平和，但字里行間，隱藏著一個舊式女子獨自在異國他鄉、等待丈夫回頭的全部境遇。

1911年，顧維鈞在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期間，與張潤娥協議離婚。

顧維鈞多年后在回憶錄里提到這段婚姻，只說了那句簡短的"主命"。

【二】總理之女帶來的貴氣——唐寶玥

1912年，顧維鈞從紐約回到北京，進入外交部，開始了仕途生涯。

那一年，他24歲，英文流利，儀表堂堂，已經擁有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博士學位。

當時的北京，像他這樣既有西學底子又有出色口才的青年外交官，鳳毛麟角。

時任外交總長唐紹儀對他青眼有加，把他留在身邊做事。

顧維鈞就是在唐紹儀府上，第一次見到了唐寶玥。

唐寶玥是唐紹儀與妾室所生的庶女，通曉英語，受過良好的西式教育，眼界開闊，和彼時大多數官宦家庭里局促于閨閣的女子截然不同。

她看到顧維鈞的第一眼，就心生好感，此后兩人頻繁來往，情愫漸深。

這段感情被張衡山——前岳父——得知，寫信向唐紹儀痛責顧維鈞。

唐紹儀隨即令顧維鈞立刻回上海完婚，了結與張潤娥的婚事。

唐紹儀甚至動用了淞滬護軍使何豐林，率百名士兵找到張衡山，強迫他立刻寫下退婚書，張衡山不久便郁郁而終。

張潤娥本人則萬念俱灰，落發為尼，此后再無記錄，連一張照片都沒有留下。

退婚手續辦完，前后不到一個月，顧維鈞與唐寶玥在北京飯店舉行了盛大婚禮。

岳父是中華民國首任國務總理，這層關系給顧維鈞的仕途帶來了實質性的推動。

婚后幾年，他升任駐美公使，成為當時華盛頓外交圈里年紀最輕的駐外使節。

唐寶玥跟著他前往華盛頓，出席各種外交場合，舉止得體，很快在圈子里贏得口碑。

夫妻二人那幾年，感情極好。

唐寶玥生下一兒一女——兒子顧德昌，女兒顧菊珍。

但命運的打擊來得猝不及防。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行將結束，一場規?？涨暗娜蛞卟⊥瑫r席卷各國，這就是后來被記錄在歷史里的"西班牙流感"。

這場疫病在全球造成了數千萬人死亡，比這場戰爭本身奪走的生命還要多。

1918年，唐寶玥在費城代替顧維鈞出席一場外交場合時，感染西班牙流感，不治而亡。

兩個孩子，一個三歲，一個出生才幾個月。

顧維鈞此前已接到任命，將作為全權代表出席即將召開的巴黎和會。

他一度想以新喪為由推辭，最終還是決定奔赴巴黎。

那一年，他31歲，剛剛失去了真正愛過的妻子，卻要只身走上國際舞臺上最兇險的談判現場。

沒有人知道，他在出發那一天的心里，裝了什么。

【三】來自南洋的糖王千金——黃蕙蘭

1919年的巴黎，是整個世界的焦點，也是顧維鈞人生最高光的舞臺。

1月28日，巴黎和會"十人會"上，顧維鈞代表中國發言，正面駁斥日本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一切權益的主張。

他用流利的英文從歷史、民族、宗教、國防等七個層次逐一陳述，發言結束，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雷孟梭紛紛起身與他握手稱賀。

這是中國外交官第一次在國際最高級別會議上以強硬的論據令列強刮目相看。

但外交的本質是實力，不是口才。

列強早已私下談妥，將山東權益讓給日本以換取日本留在和會并支持建立國際聯盟。

中國的正當要求，在大國角力中被當作籌碼舍棄。

1919年6月28日，簽約儀式在凡爾賽宮舉行。

下午3點，那兩把留給中國代表的椅子，空著。

顧維鈞代表中國代表團拒絕簽字，向全世界發出聲明：這不是公正的和約，中國不能簽。

這個消息傳回國內，五四運動隨之爆發。

拒簽之后，顧維鈞留在歐洲，繼續作為中國的代表出席各項國際事務。

就在這段時間，他在巴黎的一場晚宴上，見到了黃蕙蘭。

黃蕙蘭是何等人物。

她的父親黃仲涵，是當時"亞洲糖業大王"，南洋首屈一指的華人富商，死時留下五百萬英鎊的遺產。

黃蕙蘭從小生活在印尼、英國、法國的豪門之間，精通英、法、荷、馬來等多國語言，音樂、舞蹈、騎馬無一不通，在巴黎和倫敦的社交圈里是聞名的明星。

顧維鈞在一位友人的宴會上偶然見到她的藝術照，心生好奇，通過中間人引薦，兩人于1920年8月在巴黎的一場晚宴上正式相識。

當時的顧維鈞，剛剛在國際舞臺上一舉成名，但他是個鰥夫，帶著兩個孩子，身上穿的是法國政府提供的勞斯萊斯專車才能開來的外交官禮服——

這恰恰成了最有力的籌碼，讓見慣了豪奢的黃蕙蘭心動：一個能讓法國政府配專車的年輕外交官，比她見過的任何財主都更有另一種分量。

1920年10月10日，雙十節慶典酒會上，兩人宣布訂婚。

同年11月9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中華民國領事館結婚。

這段婚姻，對顧維鈞的外交事業產生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超出了外界所能想象的程度。

1921年華盛頓會議，顧維鈞作為中方主要談判代表，經過36次艱苦談判，終于迫使日本交出強占的山東一切權益，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拿回了1919年在巴黎失去的東西。

而在這場談判背后，黃蕙蘭不斷在社交場合經營人脈，以驚人的財力維持著外交官家庭所需的排場，讓顧維鈞能夠在談判桌外的場合與各國政要保持平等周旋的體面。

蔣宋美齡后來曾公開對來訪的中國官員說：別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

1922年至1927年間，顧維鈞先后擔任北洋政府外交總長、財政總長，代理國務總理，一度在1926年10月至1927年6月署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黃蕙蘭短暫成為了"第一夫人"。

然而，這段婚姻里，兩個人越來越清晰地意識到彼此之間缺少的那樣東西。

顧維鈞一生的重心是外交，是國家，是工作。

黃蕙蘭花父親留下的巨額遺產支撐著兩人的外交生涯，她出席宴會、周旋權貴，是當仁不讓的外交圈社交女王，但她同樣渴望一個會把她放在首位的丈夫。

顧維鈞給不了這個。

他把她當作"家中一把安樂椅"——這是黃蕙蘭多年后在回憶錄里引用托爾斯泰小說里的話來形容的比喻，聽起來平靜，實則充滿了委屈。

兩人維持了三十余年，最終在1956年離婚。

黃蕙蘭此后獨居紐約，仍自稱"顧太太"，直到1992年去世，享年103歲。

她出版了兩本英文回憶錄，書名是《沒有不散的筵席》，像是對這段婚姻最直白的注腳。

【四】那封從馬尼拉帶出的信，到底裝了什么

黃蕙蘭離婚的那一年，1956年，顧維鈞剛辭去駐美大使一職，即將出任海牙國際法院法官，開始他職業生涯的最后一個階段。

他已經68歲了。

而就在這個時候，那個他已經等待了二十多年的女人，終于可以正式走進他的生命。

這個女人，是嚴幼韻。

1905年生于天津，祖父嚴信厚是李鴻章幕僚，上海鉅富，參與創辦了中國第一家銀行——中國通商銀行。

嚴幼韻在這樣的家庭里長大，天生麗質，聰慧過人，1927年轉入復旦大學商科，成為復旦歷史上最早一批女生之一，被同學們稱為"復旦?；?——

因為她駕著印有"84"車牌的私家車上學，男生們把"84"念成上海話"愛的花"，悄悄叫她"84小姐"。

1929年，嚴幼韻嫁給了年輕的外交官楊光泩。

楊光泩是普林斯頓大學國際法博士，此后進入外交界，成了顧維鈞的下屬。

正是通過這層關系，嚴幼韻與顧維鈞相識，但那時她只是顧維鈞下屬的年輕妻子，與顧維鈞并無更多來往。

然而到了1938年，一場戰爭把所有人的命運都打亂了。

楊光泩被派往菲律賓馬尼拉，出任中國駐菲律賓公使銜總領事，主要任務是在華僑中募集抗戰捐款。

嚴幼韻帶著三個女兒隨夫赴任，在馬尼拉擔任中國婦女慰勞自衛抗戰將士會菲律賓分會名譽主席，開拓募捐渠道。

1940年至1941年兩年間，他們匯給國內的抗戰款項是此前所有年份總和的十倍。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逼近馬尼拉。

麥克阿瑟將軍曾親自勸楊光泩隨他撤往美國，楊光泩拒絕了，說留守是他的職責。

1942年1月，日軍占領馬尼拉，隨即逮捕了楊光泩和另外七名中國領事館外交官員。

日本憲兵司令要求楊光泩制定一個向華僑籌集2400萬比索的計劃。

楊光泩拒絕。

1942年4月17日，楊光泩和七名同僚，在一片稻田里，被日軍秘密槍殺。

根據《日內瓦公約》，外交官享有豁免權，不容傷害。

日軍知道這違反國際公約，所以始終秘而不宣。

嚴幼韻不知道丈夫已經死了。

她帶著三個女兒，還有另外幾位外交官的遺孀和孩子，二十多口人擠在一幢三間臥室的房子里，靠著微薄積蓄維持生活。

她把草坪開墾成菜地，養雞養豬，帶領女人們用黏土做肥皂，用芒果熬醬。

從沒有下過廚的大小姐，就這么把二十幾口人的日子撐了下去。

唯一沒有賣掉的，是那架鋼琴。每

天早晨傍晚，她會坐下來彈奏一曲。

一直到1945年，戰爭結束，她才得知丈夫遇難的消息，才拿回了楊光泩的眼鏡、手表和一綹頭發。

此后，嚴幼韻帶著三個女兒移居紐約，成為聯合國歷史上第一批女性禮賓官，用流利的英語和大方的儀態從幾百人中脫穎而出。

而顧維鈞，在這整段歲月里，一直從遠處關注著她。

顧維鈞每周從華盛頓趕到紐約，去看望嚴幼韻，幫她在聯合國謀得工作，陪她渡過那段最難的時光。

他和黃蕙蘭早已分居多年，外人看得清楚，嚴幼韻是他心里放不下的那個人。

1956年，顧維鈞與黃蕙蘭正式離婚。

三年后，1959年9月3日，顧維鈞和嚴幼韻在墨西哥城登記結婚。那一年，顧維鈞71歲，嚴幼韻54歲。

嚴幼韻從聯合國退休，隨顧維鈞赴荷蘭海牙，陪他出任國際法院法官的最后歲月，后又一同回到紐約定居。

就在這段婚姻里，發生了一件外界鮮少提及的事——顧維鈞說，如果要用一句話總結他一生的四段婚姻，那最后這一段，叫做"主愛"。

那是他第一次用"愛"這個字，來形容自己婚姻里得到的東西。

【五】兩把空椅子背后的那個男人

要真正理解顧維鈞這一生，必須回到1919年那個決定性的時刻。

那不僅僅是外交史上的一個節點，而是塑造了這個人整個后半生的出發點。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會正式開幕。

27個戰勝國聚集在凡爾賽，中國以戰勝國身份列席，但只被劃為三等國，原本的五個席位被壓縮，代表團成員需要輪流出席。

團長外交總長陸徵祥稱病，山東問題的發言任務就這樣落到了顧維鈞肩上。

他同僚王正廷、施肇基均以對山東問題不熟悉為由推給了他，那年他31歲，妻子剛剛因西班牙流感去世不久，兩個孩子一個三歲一個幾個月大。

他用了一夜準備，1月28日走上了那個發言臺。

面對美國總統威爾遜、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克雷孟梭這些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顧維鈞用英文，不急不緩，從歷史、民族、宗教、文化七個層次，將中國對山東擁有不容置疑主權的理由逐一鋪開，層層遞進，駁斥日本的每一條論據。

發言結束，臺下多國代表起立鼓掌，三國巨頭紛紛走上前與他握手。

消息傳回國內，顧維鈞一夜之間成為舉國皆知的名字。

但外交的勝負，不取決于誰的發言更精彩。

取決于誰的背后有更大的力量。

英法美在背后早已完成了交易：為了讓日本不退出和會，為了保住威爾遜苦心經營的國際聯盟，中國的正當權益被當作籌碼送了出去。

保留簽字不允，附在約后不允，約外聲明也不允——所有能夠讓中國體面接受和約的方式，被一一封死。

顧維鈞感到，已經退無可退，只有斷然拒簽。

他向團長陸徵祥匯報，陸徵祥同意。

1919年6月28日下午3點，簽字儀式在凡爾賽宮大鏡廳舉行。

中國代表團的兩把椅子，空著。

顧維鈞乘坐著汽車，行駛在巴黎的街頭。

他說，這一天必將被視為一個悲慘的日子，留在中國歷史上。

他沒有說錯。

這一天五四運動還未平息，國內的學潮、工潮、商潮接連掀起，近代中國第一次對列強的主權交涉，以這種方式畫上了一個沉重的句號。

但顧維鈞后來說，中國打破了"始爭終讓"的慣例，這是一個開始，不是一個結束。

他是對的。

1921年華盛頓會議，顧維鈞作為中方主要談判代表，與日方進行了36次艱苦磋商，最終迫使日本簽署《解決山東懸案條約》，一步步交出了強占的山東權益。

兩年前在凡爾賽失去的東西，在華盛頓討回來了。

那之后，顧維鈞在外交系統的地位無人能撼。

北洋政府幾經更迭，掌權的換了一個又一個，但無論誰上來，外交事務都少不了顧維鈞。

他任駐英公使、駐法大使，出任外交總長、財政總長，署理總理，代行大總統——他不是那種把自己綁在某一派系上的人，他只對外交政策和國家權益感興趣，政治的風浪再大，他自有一套在漩渦里站穩的方式。

1937年抗戰爆發，顧維鈞任國民政府駐法大使、駐英大使，在歐洲各國奔走，為中國的抗戰爭取國際支援。

戰爭進行到1945年，他以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的身份出席舊金山會議，參與起草《聯合國憲章》，并成為第一個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人。

1946年，他擔任駐美大使。

1956年辭職后，他被選為海牙國際法院法官，1964年升任副院長，1967年正式退休。

他的職業生涯橫跨整整44年，從北洋政府到國民政府，從國際聯盟到聯合國，他在20世紀前半葉幾乎每一個重大的國際外交場合里，都留下了中國人的身影和聲音。

這一生，他既見證了中國最屈辱的時刻，也參與了中國外交重新站立起來的過程。

而在這一切的背后，四位女性各自在不同的時候出現，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撐著他。

【六】兩把椅子之外，黃蕙蘭用三十年撐起了什么

顧維鈞擔任駐外大使的那些年，外交官的體面和排場，背后有很大一部分是黃蕙蘭在支撐。

這不是客氣話，而是有據可查的實情。

顧維鈞任駐美大使期間，美國正值二戰后格局重整，華盛頓的外交圈風云際會。

黃蕙蘭動用父親留下的巨額遺產，在華盛頓和紐約維持著頂級外交官家庭的生活規格，她精通多國語言，出席宴會時身著定制禮服，戴著卡地亞鉆石頭飾，在各國王公政要之間如魚得水。

蔣宋美齡曾當著一眾國內官員的面，指著黃蕙蘭對大家說：別忘了大使夫人也起了重要作用。這句話不是客套，是實情。

中國在那個年代能夠在歐美外交圈維持相當的能見度和體面，黃蕙蘭的貢獻無法用具體數字衡量，但離開了她，顧維鈞的外交工作會難得多。

然而，婚姻是另一回事。

黃蕙蘭晚年出版的回憶錄里，說得直白：她希望丈夫把她當人，顧維鈞卻把她當做家里一把"安樂椅"。

用她的話說，顧維鈞對她的期待是：出席場合得體，少干預具體事務，別花太多錢。

而黃蕙蘭本人有主見，愛表達，不喜歡被當成裝飾品。

兩個人就這樣在客客氣氣中，把三十余年磨成了摩擦，最終收場。

1956年離婚后，黃蕙蘭一個人在紐約過完余生，始終不承認離婚的合法性，仍以"顧太太"自稱。

子女逢年過節只向她磕頭。

她活到1992年，享年103歲，看著顧維鈞先她而去，又獨自走了七年。

顧維鈞晚年在回憶錄中談到這段婚姻，用了兩個字："主富。"

他說第二段婚姻主貴，第三段主富，言語之間，沒有愧疚，也沒有譴責，只是陳述。這種冷靜，讓人不知道該說他坦蕩還是薄情。

從某種意義上說，黃蕙蘭的三十余年，成全了顧維鈞的外交事業，也成就了她自己在近代史上獨一無二的位置。

她活成了中國近代外交史上最耀眼的配角之一——只是，她本人大概從不想做一個配角。

【七】最后26年——那個把他"多留了20年"的女人

1959年，顧維鈞71歲，嚴幼韻54歲，兩人在墨西哥城登記結婚。

這是顧維鈞第四段婚姻。

他晚年在總結一生四段婚姻時，將前三段分別概括為"主命""主貴""主富"，唯獨第四段，他用了兩個字：主愛。

從這兩個字，大約可以知道此前三十年，他得到了什么，又缺少什么。

婚后，嚴幼韻跟著顧維鈞去了海牙，陪他做完國際法院副院長任期的最后幾年，1967年退休后，兩人回到紐約定居。

生活里，嚴幼韻把顧維鈞照顧得無微不至。

顧維鈞有晚睡晚起的習慣，嚴幼韻擔心他從晚餐到次日早餐中間十多個小時不吃東西，每晚在他的臥室里放一杯阿華田和一些餅干，并留著走廊燈光——

凌晨三四點，顧維鈞醒來工作，看見燈光，會記得要吃點東西，邊吃邊看書，大約一小時后關燈。

她為他安排牌局，準備英文報紙，籌辦生日派對，負責他生活里所有他自己不在意、卻又離不開的那些事。

就是在這段婚姻里，顧維鈞完成了那部長達11000頁、500萬字的口述歷史，由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部整理記錄，留給了后世研究近代中國外交最完整的一手史料。

顧維鈞的大兒子顧德昌后來說：如果沒有幼韻，父親的壽命恐怕要縮短二十年。

顧維鈞晚年被人問起長壽秘訣，他說了三條：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的照顧。

1985年11月14日，這一天的日記里，顧維鈞寫下了這樣一句話："這是平靜的一天。"

那天晚上，他和嚴幼韻坐在一起閑聊，討論第二天請哪幾個朋友來打麻將。

隨后，他去洗澡。

嚴幼韻在外間等著，問了一個問題，沒有聽見回答，走進浴室，發現他蜷縮在浴墊上，宛如熟睡。

顧維鈞就這樣走了，享年97歲，無病無痛，安靜得像是睡著了。

嚴幼韻活到2017年，去世時111歲。

她一生經歷了兩段婚姻，送走了兩任丈夫，也送走了小女兒，親歷了整個民國到二十一世紀的風云變幻，她的秘訣只有一條："不糾結往事，永遠朝前看。"

1990年，嚴幼韻向顧維鈞的故鄉上海嘉定博物館捐獻了顧維鈞的155件珍貴遺物，并為建立顧維鈞生平陳列室捐助十萬美元。

這個女人，用自己的方式，替那個1919年在巴黎為中國人說話的男人，留了個念想。

顧維鈞的一生，是近代中國外交史的一個截面。

他見過最屈辱的時刻：1919年在巴黎，兩把空椅子，幾十年后被拍成電影，讓億萬中國人看哭。

他也見過最揚眉吐氣的時刻：1921年山東問題談判成功，1945年在舊金山，他第一個代表中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

四位女性里，張潤娥用家產鋪了他的起路，最后落發為尼；

唐寶玥用父親的政治背書托舉了他的仕途，卻在三十歲死于疫病；

黃蕙蘭用巨額財力支撐了他的外交生涯三十年，最后獨自走完了余生；

嚴幼韻用無聲無形的陪伴，讓他最后那26年活得有滋有味，讓他把該說的話都說完，把該記下的東西都記下來。

顧維鈞在晚年說過一段話，說他一生中最不平凡的時刻，是那些站在談判桌前為國家據理力爭的時刻，因為那是他能做的、別人替代不了的事。

但他也承認，那些時刻能夠撐下來，背后的底氣不只來自外交技術，也來自那些在不同時候守在他身邊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