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香梅21歲不顧家人反對嫁53歲美軍將軍，守寡60年不后悔

1947年冬天，上海虹橋的一場婚禮辦得極安靜。新郎五十開外，美國空軍退役中將，頭發全白。新娘二十出頭，中央社的年輕記者。來的人都是熟客，沒請中方大員，沒上報紙頭版。

外頭看熱鬧的都在等這段姻緣散場，誰料后來的六十年，她自個兒把日子過成了另一副光景。

1944年秋，昆明，二十一歲的陳香梅剛從嶺南大學畢業沒多久，進了中央通訊社當記者，被派去采訪一個人——陳納德。

這名字放在那年月的中國，幾乎人人都曉得。飛虎隊的老大，駕著涂了鯊魚嘴的P-40在滇緬上空跟日軍拼命，中國老百姓給他起名"陳將軍"。當時他早不是現役，是退了役又被聘為中國空軍顧問的美國老兵，說話直，脾氣沖，一口路易斯安那鄉音，翻譯常常招架不住。

那次采訪聊了什么，正經稿子登了什么，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將軍把她的名字記下來了。

過了些日子，陳納德托人給她帶話，說下回若再有采訪任務，指名要這個"陳小姐"。這話傳到中央社，同事們打趣，說老美將軍眼光挺毒。陳香梅當時臉紅過一次，之后再見面，反倒放松了。

將軍請她吃過一次飯，在昆明的一家小館子，點了紅燒肉。他吃得香，一邊吃一邊跟她講家里的事——第一任太太走了多年，前頭留下八個孩子，最大的都比陳香梅還年長。他講這些的時候沒什么傷感，像是在報流水賬。陳香梅后來回憶，正是那頓飯讓她覺得，這個白頭發的美國人，跟她想象里的將軍不一樣。他不吹牛，不客套，甚至還有點憨。

抗戰勝利那年，陳納德在昆明搞了一場告別飛行。飛機低低地掠過市區，市民都涌到街上揮手。陳香梅站在人堆里抬頭看，眼淚出來了，她自己也說不清是為什么哭。

1946年，將軍回美國辦事，走之前塞給她一封信。信上只寫了幾行字，說往后若還想做記者，寫信到路易斯安那來，他給她推薦地方。陳香梅把信折好，收進隨身的小皮夾里。

這封信，就是所有事情的起點。

1947年，陳納德重返上海，幫忙組建民航空運隊。他找到陳香梅，說了兩句話。第一句："跟我結婚"。第二句："如果你父親不同意，我去當面跟他講"。

那年她二十出頭，他五十開外。差三十來歲，隔一整個太平洋。這事兒說出來，誰聽了都要皺眉。

陳家不是一般人家，陳香梅的父親陳應榮是老外交官，留過洋，做過駐墨西哥公使，講究門當戶對；母親廖香詞早年病逝，家里幾個姐妹從小受嚴格家教。父親那會兒在美國工作，得知消息，隔著大洋寫信回來，語氣客氣但態度明確，他不同意。

家里的姑媽、姨媽也輪番上陣。有的說年紀差得太多，將軍身子骨未必撐得住；有的說嫁個外國人，將來漂在海外，六親不認；還有的把話挑明，圖什么呢，人家在美國還有一堆兒女。

陳香梅一開始也猶豫，她自己講過，那陣子睡不好覺，抽屜里塞滿家人的信，她一封一封讀，一封一封回，回得很累。

真正讓她拿定主意的，是陳納德的一句話。當時兩人在上海的一家咖啡館坐著，將軍悶了半天，突然開口，說我剩下的年頭不多了，你若愿意陪我走一段，我保證這一段值得。他說這話的時候沒看她，眼睛盯著窗外的馬路。

陳香梅回去寫了一封長信給父親，信里沒求原諒，也沒解釋太多，只說了她要嫁給他，是因為信他。

父親最終沒到場，婚禮是1947年12月21日，上海江灣。宋美齡送了禮物，是當時不多的幾位社會名流之一。婚禮辦得簡單，將軍穿了軍禮服，她穿了一件旗袍。合影上兩人的年紀差一眼就看得出，但兩個人都在笑。

婚后沒多久，兩人搬去臺北，又輾轉去了路易斯安那的門羅小鎮。陳香梅頭一回見到公婆家的老宅，見到將軍的成群兒女，最大的比她大整整一輪。她硬著頭皮學怎么當繼母，學怎么招待美國南方的客人，學怎么在鄉下的雜貨鋪跟人打招呼。

日子過得不算安逸，將軍身體一直不好，早年在中國吸的煙、抽的雪茄，把肺熬壞了。他咳嗽起來止不住，醫生反復勸他戒煙，他嘴上答應，轉頭又點上一支。

這段婚姻從頭到尾只有十年零七個月。

1958年7月，陳納德在新奧爾良的醫院里走了，肺癌，晚期。走之前幾個月，他躺在病床上，把陳香梅叫到跟前，囑咐了幾件事。頭一件：孩子要在美國長大，別回中國吃苦。第二件：他名下的東西不多，但足夠她帶著兩個女兒過日子。第三件，他沒直接說出口，只握著她的手，說了句"你還年輕"。

葬禮辦完，媒體來采訪，有人問她今后打算，她說要去華盛頓。記者又問，為什么去華盛頓，她笑了笑，沒答。

真正讓她在華盛頓立住腳的，是她的社交本事。她這人有一樣本事，記名字，記臉，記別人跟自己說過什么。華盛頓的政治圈子看似龐大，其實說來說去就那幾百號常年活動的核心人物，她一個個交往下來，硬是把自己經營成了圈子里少數幾個能同時跟共和、民主兩邊說得上話的人。

六十年代，她進了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成了少數族裔中的高層顧問。這在當時的美國政壇，是件挺不容易的事。那年月的國會山，亞裔面孔本來就少，能坐上政治顧問位置的女性亞裔，幾乎沒有。

這話她只說過一次，后來再沒提。

進入七十年代往后，陳香梅的日子漸漸寬裕起來。她開始頻繁往返于華盛頓、臺北、香港幾地。八十年代初，中美關系正常化以后，她做了一件很多人以為她這輩子都不會做的事——回北京。

1980年冬天，她第一次以美國客人的身份走進人民大會堂，見到了鄧小平。那次會面時間不長，談的多半是老話——中美之間怎么把民間的往來做得更實在。她講，將軍當年為中國抗戰出過力，她愿意做后半段的事，把兩邊的橋搭起來。鄧小平笑了，說歡迎她常回來。

從那以后到她九十歲前后，她幾乎每年都回一趟中國。她跑過西部，去過云南，專門到了當年飛虎隊駐過的機場舊址。有一回她帶著女兒站在昆明的老跑道上，指給女兒看："你父親的飛機就是從這里起飛的。"

回中國這件事，她做了三十多年，一直做到走不動為止。

來訪者常問她后不后悔，年輕的時候沒等家里同意就嫁了，中年守寡，一個人在異國帶大兩個女兒，晚年還要為兩邊的關系奔波。她回答得挺一致，幾十年都是同一句話：不后悔。旁的話不多講。

六十年守寡這件事，別人替她算過一筆時間，比她和陳納德在一起的歲月，長出六倍。

她自己從沒這么算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