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前總統特別顧問：韓國不應忽視中國，更不能與中國為敵

中國網：作為中國的近鄰與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重要盟友，韓國在中國的周邊外交中占據著重要位置。尹錫悅政府時期，韓國奉行“價值觀外交”，對中韓關系造成了極大的破壞。自去年6月李在明政府就任以來，韓國積極改善對華關系，中韓元首兩個月實現互訪，引領雙邊關系重回正軌。李在明總統更是將2026年稱為“韓中關系全面復蘇元年”。“全面復蘇”究竟意味著什么？李在明政府將如何平衡對華和對美關系？韓國總統出席北約峰會意欲何為？韓國是要擺脫依附于美國的安全模式，還是要更緊密地擁抱美國？為了找到問題的答案，在第十四屆世界和平論壇上，中國網專訪了韓國前總統特別顧問、延世大學名譽教授文正仁。

文正仁教授曾擔任韓國前總統文在寅的特別顧問。作為韓國進步陣營的核心智囊，他對于李在明總統執政一年的表現給出了九分（滿分十分）的高分。文正仁認同李在明政府所秉持的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實用外交"，他一直強調中國對于韓國在經濟和安全兩個領域的重要意義。“中國近且強，韓國不應忽視中國，更不應與中國為敵，這對韓國沒好處。”

以下為采訪實錄：

中國網專訪韓國前總統特別顧問、延世大學名譽教授文正仁。（攝影：汪雅雯）

·李在明政府外交成績亮眼，韓朝、韓美、韓中關系均有改善

中國網：您曾擔任多位韓國前總統顧問。到今年6月，韓國新政府執政已滿一周年，您如何評價這一屆政府的表現？滿分十分，您會打幾分？

文正仁：我認為可以打九分甚至更高。特別是和尹錫悅政府相比，李在明政府在外交方面要出色太多了。

中國網：看得出您對這一屆韓國政府的表現非常滿意。那么，能不能展開講講為什么您會給出這樣的高分？

文正仁：首先，在韓朝關系方面，尹錫悅政府時期韓朝關系極度惡化，當時韓國往朝鮮派無人機，朝鮮也予以回應，半島局勢一度緊張。現在，那種高度緊張的場面看不到了。李在明政府正在嘗試恢復與朝鮮的交流，只不過朝方目前還沒有給出正面回應，但緊張程度明顯降低了，這是非常積極的一點。換句話說，李在明政府治下，（韓朝關系）至少沒有繼續惡化。

第二，在韓美關系方面，目前總體態勢良好。盡管特朗普政府在關稅、對美直接投資以及韓美“同盟現代化”等方面對韓國施加了不少壓力，但李在明政府應對得當。他將美國對韓征收的25%對等關稅降至15%，為此韓國承諾向美投資3500億美元——其中1500億美元用于聯合造船項目，其余資金投向其他領域。需注意的是，其余的2000億美元是十年期投資規劃，即年均200億美元，十年累計2000億。我認為，在與美國的關稅談判中，韓國的表現優于日本等國。

此外，美國推動韓美“同盟現代化”，要求韓國將防務費分擔比例從目前GDP的2.68%提高到3.5%。李在明同意該要求，因為他認為韓國有必要強化自主防衛能力，而非加深對單一國家的依賴。同時，特朗普政府要求提高駐韓美軍防務分擔份額，韓方同意為駐韓美軍提供價值330億美元的一攬子支持。李在明雖然對美方訴求作出讓步，但也明確劃清底線：韓國防務主要由韓軍承擔，韓軍將作為主力部隊，美軍轉為支援角色。為此，他主張將戰時作戰指揮權從駐韓美軍司令部移交至韓方——這是一項重要轉變。

作為韓美“同盟現代化”的一部分，美國還希望韓國接受美方的“戰略靈活性”，也就是美軍可以在不與韓方事先磋商的情況下，自由調進調出兵力。但李在明政府考慮到可能由此帶來的權力真空和戰略不穩定,并未接受美方的“戰略靈活性”主張。此外，美國政府也希望韓國就出兵問題作出正式承諾，以應對臺海和南海可能發生的緊急事態。對此，韓國政府沒有給出任何肯定性回應，事實上我們并不支持這種想法。

總體而言，雙方訴求實現得更為均衡——美國拿到了它想要的，我們也守住了我們要的。但雙方又在一些議題上展現了不同立場。所以綜合上述方面來看，我認為李在明政府在處理韓美同盟關系上是很有成效的。

第三，在韓中關系上，尹錫悅政府時期，韓中關系曾嚴重惡化。但李在明總統于去年11月在慶州與習近平主席會晤，并于今年1月訪問北京，從而推動韓中關系實現了大幅改善。

與此同時，李在明總統還通過“穿梭外交”機制，重啟了與日本的首腦外交，韓日關系也因此向好。不僅如此，他近期在七國集團（G7）和二十國集團（G20）等多邊場合也非常活躍，可以說在首腦外交層面取得了顯著成果。

綜合上述表現，我會給出一個很高的評分。

·尹錫悅執政期間被破壞的中韓關系得到修復，但尚未實現“全面復蘇”

中國網：您提到了李在明總統年初對中國進行的國事訪問。當時他將2026年稱為“韓中關系全面復蘇的起點”。我們應如何理解“全面復蘇”？是回到2016年“薩德”之前，還是只能回到2023年文在寅總統執政末期的水平？

文正仁：所謂“全面復蘇”指的是什么？如果是指首腦外交的常態化,以及高層對話的定期舉行,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目前韓中已同意重啟副部級磋商機制，韓國外交部和國防部的副部長級官員已與中方對口官員舉行會晤。我也期待王毅外長能夠盡快訪問首爾。韓中高層對話的恢復以及全面交流與合作的重啟，標志著此前在尹錫悅政府時期嚴重受損的雙邊關系得到了修復。

不過，我并不認為韓中關系已經實現了“全面復蘇”。李在明政府能修復大部分此前被破壞的韓中關系，已經不容易了。至于能走多遠，還有待觀察。但我認為李在明政府正努力讓韓中關系恢復到“薩德”之前，并推動兩國戰略合作伙伴關系的鞏固。

中國網：人文交流是雙邊關系當中很重要的一個部分。但民調顯示，韓國社會中充斥著反華情緒，您認為原因是什么？

文正仁：首先，這和“認知失調”密切相關。過去韓國經濟遠優于中國，可短短數年內中國便迎頭趕上，甚至在不少領域展現出反超的趨勢，這讓許多韓國民眾產生強烈的不安感，也就是我們所說的“認知失調”，這是第一個誘因。

第二個誘因是韓國社會的深度分裂，保守派與進步派對立嚴重。進步派始終主張改善對華、對朝關系；而保守派則揪著朝鮮戰爭的歷史舊賬不放，尤其是經歷過戰爭的老一代韓國人仍將中國視為“舊敵”，再加上他們年輕時受到的反共意識形態灌輸，老一代保守派人士一直對中國充滿敵意。

第三個誘因集中在20至30歲的年輕人身上。這代人對中國本身并無特殊好惡，但他們長期受到來自美歐乃至日本的輿論浸染，再加上社會上反華情緒蔓延，他們很容易跟風附和這類負面論調，因此韓國國內的反華聲量相當龐大。保守派年輕人認為，中國情報機構通過秘密行動操縱韓國選舉。這種說法完全是無稽之談，卻廣為流傳。當前韓國社會有種怪象：只要發生不好的事，就習慣性歸咎于中國。這種反華論調和西方社會的套路如出一轍，可惜如今這種情緒正在蔓延至韓國社會,且具有很強的傳染性。

我認為習近平主席和李在明總統在該領域的相關共識非常關鍵，雙方應當大力推動人文交流，尤其是青年之間的交流。幸運的是，目前中方已對韓國公民實施免簽政策，越來越多韓國年輕人前往中國實地走訪，這能幫助他們更客觀地認識中國，對消解韓國國內的反華情緒大有裨益。

·對韓國而言，中國在經濟和安全領域都十分重要

中國網：我們在談及中韓關系時，也會不可避免地談到韓國與美國之間的關系。我還記得，去年李在明總統訪問美國時曾經表示，“安美經中”的模式已經行不通了，這一觀點引發了廣泛討論。我最近讀到您發表在美國雜志《國家利益》上的一篇文章，您提到李在明政府“不親中、不親朝、不反美”的立場。那么，您如何看待李在明政府對華、對美關系的立場？

文正仁：我并不認同李在明總統當時的那番表述。對韓國而言，中國在安全和經濟這兩個領域也同樣非常重要。當然，他那些話是在華盛頓說的，在當時的語境下是可以理解的，他需要強調美國在安全和經濟領域對韓國的重要性。但我的看法是，中國在這兩個領域同樣非常重要。如今，安全與經濟已經密不可分，無法割裂開來。想想看，如果我們把中國視為威脅、敵人，中國也會把我們當成威脅和敵人。中國體量大、距離近、實力強，與中國對抗下去我們能得到什么？所以我的基本主張——也是我在（美國）《國家利益》雜志的采訪中說過的——中國距離韓國如此之近，又如此強大，韓國不應忽視中國，更不應與中國為敵，這對韓國沒好處。我個人相信，李在明總統內心是有這份認知的。

也正因如此，在其他場合，李在明總統也反復說過，韓國沒必要和中國搞敵對關系，那是違背國家利益的，得不償失。

所以結論是：美國對于韓國在安全和經濟上很重要；同理，中國在安全和經濟上對韓國也同樣重要。

中國網：那么，您如何預判李在明政府的對華和對美政策？

文正仁：對韓國而言，這不是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二選一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可以同時與美國和中國搞好關系——美國是我們非常重要的戰略盟友，這層關系我們可以維持；而中國與我們是戰略合作伙伴關系，同樣也應該維持好。當然，這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關系。如果中美關系惡化，我們就會很難辦，被夾在中間，面臨艱難抉擇。但如果習近平主席和特朗普總統的關系處得好，那我們的回旋余地就會大很多，選邊壓力也會小很多。所以我們期待，習近平主席9月訪美期間，能夠推動中美關系向前發展，那我們回旋的余地就會大很多。

中國網專訪韓國前總統特別顧問、延世大學名譽教授文正仁。（攝影：汪雅雯）

·李在明出席北約峰會的目的是推動防務產品出口

中國網：我們知道，李在明總統近期訪問了土耳其，并出席了北約峰會。然而，韓國曾多次提到要提高戰略自主，特別是增強國防自主。那么，我們該如何理解李在明政府在國防和安全領域的戰略？韓國未來是要放棄這種依附于美國的安全模式還是要更緊密地擁抱美國？

文正仁：大家需要明白，李在明總統此次赴土耳其出席北約峰會，首要目的之一是推動韓國的防務產品的出口。他已明確表示，韓國企業希望向北約成員國出口更多武器——這才是他參會的核心動機。外界大可不必過度擔憂韓國會借此機會融入北約體系。

所謂的北約與“印太四國”（IP4，即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四國）會議機制，是北約與美國亞太盟友實現機制化對接的平臺。但本次北約峰會期間，澳大利亞、日本和新西蘭的領導人并未參會，主要是因為特朗普總統對于召開北約與“印太四國”會議并不感興趣。因此，李在明總統此行的主要目的，并不在于加強與北約及“印太四國”的相關合作。

中方擔心這可能會導致北約“亞太化”，但我不認為韓國會加入這類架構——因為我們從中難獲實利。更何況，美國過去是北約的主要主導者，如今美歐關系已然趨于緊張。

因此，把李在明此次出訪與韓國推動北約“亞太化”的努力聯系起來，這樣的判斷過于草率。其中的細微差別必須厘清。我認為，韓國總統此次參加北約峰會，主要目的是推動防務產品出口，絕非為了系統性地推動與北約的制度化合作。

中國網：但是，在很多人看來，是否出席峰會本就釋放了重要的信號。

文正仁：這種顧慮并非毫無道理。但就我個人而言，我認為所謂北約“亞太化”、在東北亞或東亞組建類北約組織的觀點是不現實的，誤導性極強。

大家可以試想一下，假設朝鮮半島爆發沖突，我們絕不愿其與歐洲大國產生聯動，否則就會升級為全球戰爭。因此在我看來，讓朝鮮半島與歐洲事務“脫鉤”才是更優選擇。我希望李在明總統和我觀點一致。眼下他參會的核心目標就是推動防務裝備出口。李在明政府始終奉行以國家利益為中心的“實用外交”，對他而言，推動防務裝備出口正是國家利益的重要組成部分。

所以，中方人士或許會產生誤解，但李在明總統此次出席北約峰會的初衷，絕非推動韓國與北約的制度化合作，而是為了維護韓國的國家利益，尤其是聚焦于防務裝備的出口。

中國網：我想您的解釋對于中國的讀者們理解此次李在明總統的土耳其之行會有很大幫助。因為我們知道，去年他沒有參加北約峰會。

文正仁：是的，去年李在明總統并未出席北約峰會，因為當時防務裝備出口并非當務之急。但今年情況有所不同，如今韓國希望向北約成員國加拿大出口潛艇，而且成為了最終競標者之一，競爭對手是德國，而德國本身就是北約成員國。再加上加拿大總理卡尼也出席了此次峰會，李在明總統借參會之機與他當面洽談、推銷韓國潛艇，完全是順理成章的事。我認為這就是他此次參會的全部緣由。

·中韓可以從監管維度加強人工智能領域的合作

中國網：我們發現，今年的世界和平論壇當中多了不少關于人工智能的討論，包括人工智能的合作、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等等。眾所周知，世界和平論壇是聚焦國際關系的論壇，如今也如此關注人工智能，足見其影響力與重要性。韓國在人工智能領域的投入與發展方面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AI帶動著韓國股市暴漲，最近韓國還宣布了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產業投資計劃，全力發展半導體與AI產業。您如何看待中韓在AI的發展與治理方面的合作空間？

文正仁：AI之所以至關重要，主要有三點原因：第一，它是經濟競爭力的核心支撐；第二，它關乎國家安全——AI能夠大幅提升武器系統的作戰效能；第三，它主導著技術標準的制定。當前所有主要國家都在不遺余力推進AI發展，世界已進入了AI時代。

AI發展有兩個核心維度：一是發展競逐維度，是指政府通過產業與科技政策，對AI產業進行系統性扶持。目前，各國政府都在推行相關的激勵性政策，旨在搶占AI領域的領先乃至主導地位。另一個維度是監管規制維度。因為AI也存在諸多負面效應：它會擠占大量就業崗位，年輕人受沖擊尤為嚴重；AI還會提升武器的破壞能力，甚至可能引發武器誤操作，極端情況下可能出現機器擅自啟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除此之外，AI技術的不均衡還會拉大技術鴻溝：掌握AI技術的國家和尚未掌握的國家之間的差距會持續擴大，這已經成為最重要的全球性議題。因此歐洲國家目前格外關注AI技術的監管規則，著力縮小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AI技術鴻溝。相比之下，美國、中國、日本、韓國則更側重發展競逐的維度。

我個人認為，韓中兩國完全可以在監管規制維度開展合作。雙方可以攜手構建AI產業的全球治理體系，也可在AI領域的一些技術攻關上開展合作。美國則很難加入這一進程——美國政壇深受AI寡頭壟斷企業的裹挾，這些科技巨頭幾乎壟斷了美國乃至全球的AI市場，擁有巨大的政治影響力。因此，美國很難出臺實質性的監管措施，“放松管制”與“產業扶持”基本上已經成為美國在AI領域的主要政策。

歐洲的情況則截然不同。歐洲缺乏這類巨型壟斷企業，政治家們因而能相對自主地探討監管議題。這也正是美國政府，尤其是特朗普政府頻頻批評歐洲國家專門針對美國AI企業設限的原因所在。

所以，我認為韓國與中國，最好再加上日本，完全可以共同探討，構建一個更加公平、公正的AI產業秩序，并在此框架下開展合作。盡管在技術層面合作難度比較大，因為各國頭部AI企業出于競爭優勢考慮，只想引資，不愿共享技術。

然而，完整的AI生態系統，需涵蓋硬件芯片、海量數據、軟件框架、AI模型、應用場景及人工智能代理。而要存儲和管理這些數據，就必須配套建設能耗巨大的數據中心，進而需要新建發電廠乃至核電站作為支撐——所有這些環節環環相扣。若試圖打造封閉單一的AI生態體系，會產生較大風險。所以，我認為目前最重要的任務是通過國際合作，對AI產業實施有效監管，從而捍衛人類共同的福祉。

中國網：但是監管通常會涉及標準的建立，如果像您所說，韓國、日本與中國共同合作建立人工智能的全球治理標準，美國會對此樂見嗎？

文正仁：是的，我堅決支持制定全球標準。但目前中美之間競爭激烈：美國長期主導技術標準，而中國正奮起直追。韓日企業被夾在中間，左右為難。因此我的核心主張是：為何我們不能共同制定一套全球標準呢？這不僅適用于網絡空間與人工智能領域，也同樣適用于太空領域。當前這些領域恰恰缺乏標準化的全球治理架構。事實上，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議，正是這方面的典范。人工智能領域亟需建立全球治理機制，而在此過程中，韓中兩國完全可以開展深入合作。

·美國對華展現出過度威懾的姿態，影響了東亞地區的力量平衡

中國網：很多研究國際關系的學者認為未來東亞地區會成為世界的中心。對此，您怎么看？您認為東亞會成為世界上最繁榮、最有希望的地區嗎？

文正仁：這種可能性確實存在。但我并不認同“東亞應當成為世界中心”的說法，因為我向來反感“中心”這一概念。為什么呢？正如我此前所說，羅馬治世、不列顛治世、美利堅治世，這些概念都暗含帝國強權的霸權統治意味。這些霸權國家不僅主導了全球治理架構的設計，更壟斷了思想觀念層面的話語體系。如今，非西方世界批判歐洲中心主義、反對歐洲的支配地位，也質疑歐洲思想家的權威，但與此同時，如果我們又自覺或不自覺地效仿西方，豈不是頗為矛盾？

因此，我的核心觀點是，我們可以共同打造各類全球公共產品，并與世界各國共享。相較“中心”，我更傾向于使用“樞紐”這一表述。東亞不可能成為排他性的中心——這里多元、開放，也充滿差異：部分地區富裕強盛，有些地區則發展遲滯。我們可以在亞洲不同地區構建眾多相互關聯的樞紐，依托互聯網、市場、制度以及人際網絡彼此聯結。而亞洲與其他地區的樞紐應實現互聯互通，無需擔心支配與奴役。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進程中，這理應成為全球與地區治理的發展模式。

如果秉持著排他性的“中心”理念，則意味著權力與財富的單向集中，這必然以其他國家的利益受損為代價，最終只會導向零和博弈，而非互利共贏。我們必須擺脫這種思維。

中國網：那么，在您看來，東亞地區能夠維持長期和平的秘訣是什么？這套邏輯在當今世界是否依然行之有效？

文正仁：就東亞地區而言，自1979年以來，東亞的確未發生過任何大規模的國家間戰爭或沖突，維持了較長時間的和平。原因何在？

其一，各方力量的平衡以及美國的威懾效力產生了作用。其二，中美關系的緩和，是核心因素。1972年尼克松總統訪華，中美發表“上海公報”，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中美關系正常化為地區穩定奠定了重要基礎。其三，各國經濟相互依存不斷加深。自20世紀70年代起，東亞各國普遍推行出口導向型增長戰略，在全球化浪潮中經濟紐帶日益緊密，且均從全球化進程中獲益頗豐。其四，發展導向的和平理念至關重要。東亞各國普遍將發展置于優先位置，安全次之。這一點尤為重要。中國明確提出“和平發展”的理念，將穩定的外部環境與可持續的發展深度綁定。最后，地區機制化建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擁有亞太經合組織（APEC）、東盟（ASEAN）、東盟地區論壇（ARF）等多邊機制，雖然其約束力遠不及歐洲的同類機制，但在推動地區國家合作、防范摩擦沖突方面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上述因素共同作用，造就了東亞的相對和平的局面。

但如今情況正在發生變化。美國將中國視為威脅，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認知誤區，地區力量平衡正在發生改變。美國對華展現出過度威懾的姿態，這令人深感憂慮。過去，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是促進地區和平最重要的因素；但如今，經濟相互依存正在被武器化。

此外，此前東亞各國都更看重和平與發展，而非安全優先，這正是東亞得以維持長期和平的原因。但現在各國都在加強國防和軍隊力量，強調“富國強兵”。這說明地區安全范式已經發生轉變，安全環境正在持續惡化。就連多邊安全合作的構想也快速被侵蝕。因為美國根本不想要這套東西。美國要的是什么？是“集體防御”，不是“集體安全”。自美國推行印太戰略、將中國定義為威脅以來，就一直在實施圍堵遏制中國的策略，所以各類安全合作設想都在不斷消解、流失，當下局勢非常不樂觀。

因此，目前的當務之急是想辦法扭轉這一趨勢，讓我們能回到之前的和平發展的軌道上來。

（本期主編：鄭海濱；采訪/翻譯/文案：白璐；攝影：汪雅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