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的最后一批學員

前段時間已經介紹過了曾經有改造很多國軍戰犯在功德林的故事。也簡要介紹過現實情況和文藝作品是有差別的。這其中分期分批釋放了很多曾經罪大惡極的、人民對立面的戰犯們。再后來，曾經的華國鋒同志認為還是有一些人確實罪大惡極，就說，像無期徒刑一樣，把他們關到底算了，但是毛主席覺得我們要有政治自信。當時已經不像解放初期有很多敵特和匪幫需要斗爭和鎮壓，這些人不可能掀起任何風浪，為了體現人道主義，對這個所謂罪孽深重、到最后也不愿意接受改造的一些人，不繼續關押，也不處決誰，給他們路費，讓他們來去自由。所以到最后1975年的時候，把最后一批人釋放了。那么這些人他們對于自己的去處，也是有一些打算的。

歷史上的背景就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共實行過７次特赦，分別是1959年、1960年、1961年、1963年、1964年、1966年對確認改惡從善的蔣介石集團、偽滿洲國和偽蒙疆自治政府的戰犯進行赦免，直至1975年赦免全部在押戰犯。第七次特赦是1975 年３月19日，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并予以公民權。這次特赦是沒有任何前提條件的一次赦免。有293名戰犯獲得了特赦，是這七次特赦中最多的一次。其中，國民黨戰犯290名，偽滿洲國戰犯及偽蒙疆自治政府戰犯3名。比較著名的是黃維和文強等人。這里面曾經有13名確實是不積極改造，態度也比較頑固的，就是剛才華國鋒同志說不打算釋放的，但是毛主席認為還是寬大為懷，以統戰為主，所以都釋放了。這里面也有一層意思，因為毛主席當時已經到暮年，他這樣做也是希望讓對岸能看到我們統戰的好意。他的原話就是，“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土改的時候，我們殺惡霸地主。不殺，老百姓害怕。這些人(注釋，指戰犯)老百姓都不知道，你殺他干什么!所以，一個不殺。”就像筆者上次說的那樣，有一些人在我們組織上是知道他罪孽深重，比如有些人殺害了楊虎城將軍和小蘿卜頭他們全家，這些直接負責的特務頭子確實罪惡滔天。所以處決他們肯定是不冤的。可是普通群眾不太了解這些人，就算處決完了，報道出來可能都起不到一個殺一儆百的作用。

所以在那年3月20日，中央統戰部和公安部共同下達了《關于安置特赦釋放人員的實施意見》。其中有第6條規定，凡愿意回臺灣的，報中央統戰部，公安部辦理。

當時的公安部的部長華國鋒同志也向大家公開宣布說，獲釋的人員只要愿意回臺灣的可以回臺灣，給足路費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來的，我們照樣歡迎。

這其中有大約10個人是態度堅決，鐵了心一定要赴臺的。也不光是功德林，還有比如說撫順戰犯管理所出來的，有些極個別的人是態度真的頑固，也認為自己確實當年為光頭政府賣命這么久，還像孤臣一樣惦記著他們，意思是怎么也要追尋他的舊主。有些人是因為他們的家屬子女當時就跟隨蔣政府赴臺，所以也有點兒人質在那邊的意思，既然年齡大了，也確實想跟他們團聚。

在1975年4月12日的時候，因為當時的毛主席和周總理身體都已經很不好了，所以就交給其他同志任務，在全聚德烤鴨店宴請這些被特赦的人員。另外在更早一些的3月下旬，關押過那些日偽戰犯的，撫順的戰犯管理所的俱樂部也把剩下的戰犯都特赦了，并且擺了酒席慶祝，宣布他們擁有了公民權。

組織上還按照當時的物價給他們準備好了每人100元的路費以及生活用品和其他地區的糧票，意思是南下的時候，到其他地方吃飯，那個時候是憑票供應的，他們可以用這個換飯吃。由于當時北京和臺灣省是沒有直接通行的交通路線，所以他們要轉到香港去，所以從廣州入境香港的時候，還又給了他們每人2000港元作為路費，按照當時的物價，也給了他們足夠住旅店的錢，怕他們遇到困難，折返回來，還給他們準備了有半年時效的通行證。

當時的領導同志們是煞費苦心的。根據羅青長同志的回憶說，在1975年1月的四屆人大召開之前周總理已經病得很嚴重了，基本走不了路了，但是他也是一直惦記著臺灣問題，并且一直惦記著我們，還有很多英烈犧牲在臺灣。他和毛主席之間討論工作的時候，毛主席也是提出說認為要清理一下仍然在押的一批國民黨戰犯以及曾經的美蔣特務。所以這其中有一些人就被單獨提出來評審。按照起義投誠人員對待，給予落實政策。還有一些人就是前面說過的，大家認為他們確實是態度頑固，拒不改造，確實對人民也有很大的罪行，所以有13個人不想放。但是像剛才說的那樣，毛主席認為這些人釋放了比不釋放好，他提出了他剛才的觀點，第一是已經時過境遷了，第二是這些人確實有罪行，但是在群眾當中并不出名，就算把他們處決了或者關到死，也不會起到什么太大的教育作用了，但是放了他們的話，可以起到統戰作用。

所以統戰部的副部長童小鵬同志在全聚德烤鴨店的酒席上告訴這些人，又重申了黨的來去自由的政策。并且讓他們放心說并不是讓他們回去做臥底的，不會給他們半分所謂的那種任務，就只是放他們回去和親人團聚，如果他們遇到困難了還想回來，仍然可以回來。按照一般的資料說，有10名被特赦的人員是鐵了心要去臺灣的，他們被批準了。這10個人是王秉鉞（有的記錄成為王炳樾）、陳士章、蔡省三（念反省的xing）、周養浩、王云沛、段克文、楊南邨、趙一雪、張鐵石、張海商。

這些人帶著領導的關懷和組織上的祝福，信心滿滿，踏上了回家的路。

但是在他們赴臺之前，剛剛好就在這個時間段，蔣光頭在1975年的4月5日病故了。所以當時島內的政治氣氛是非常不一樣的。有些人帶著曾經的勢力，逃到兩個燒餅那么大的地方，居然還在爭權奪利。蔣經國怕自己的勢力不夠穩定，對此抱著非常謹慎和回避的態度。因為在這些天里面，新聞上放出來這些事情，國際上全看到了。所以輿論的壓力就在他們身上了。

由于很多網上資料經常相互摘抄，所以他們并不一定準確。這里只參考官方正規出版物以及組織上的歷史材料。

所以一般來說被記錄的在第7次特赦當中，有10個人是一定要回去臺灣的。可以說這10個人都沒有達到他們的目的。那時蔣經國剛剛上臺。采用了三不的政策。叫做不承認，不接受，不批準。也就是說，非常冷血。這點來說確實真是親生的，有其父必有其子。因為在上一次關于功德林的介紹當中筆者說過，蔣光頭不批準杜聿明家大公子上學的學費和生活費。這些人被俘虜了之后，他們有些的家屬子女本來應該拿到一些撫恤費，或者某種補助，但是國軍那邊有的就是放出風來直接說某人已經死了，陣亡了什么的，因為敗給我軍，還想軍法處置呢。意思是你還好意思收錢？

所以他們很多人的家屬子女就處于一個生活很困窘的情況。因為在美國比較困難，開學了也交不上學費，最后這個學生居然想不開，上不成學就自盡了。所以后來杜聿明的心徹底冷了，因為他帶病堅持工作，為國軍打仗到處奔波，最后因為結核病完全站不起來，最終還是在功德林里，解放軍同志想辦法從香港買當時的鏈霉素來幫他治好的。按道理說，對待那樣的人民對立面的罪人，有些人就會說賞他顆子彈算了。但是我們沒有。我們當時是用盡千辛萬苦找非常好的醫生，更不用說在經濟條件上是完全批準，因為這種藥當時靠進口。所以就想辦法轉到香港去買，這不光是貴的問題，主要是稀缺。還有其他一些戰犯也是這樣被治好的。

他們最后這批人就算是沒有把心改造到這邊來，但是至少知道這邊對他們是好吃好喝，從來不虐待，前面說了就是吃住條件，看病的條件都比照著我們這邊同樣級別的干部，甚至要更優越一些，想留在這邊工作就安排工作，想去探親的話臨走還發路費。可以說，處處都是仁至義盡的。他們本來以為自己這么忠心，準備回去找老部隊了，國府應該說歡迎才對。結果完全沒有的。

曾經擔任過國民黨第68軍政工處上校處長的張鐵石，聽說臺灣省當局拒絕他們入境，這個時候心思就挺害怕的。這時臺灣派來了一些特務，準備誘騙和分化這些人，張鐵石就被騙了。于是離開了大家一起下榻的酒店，到了另外一個富都酒店，而且可能是長時間接觸我們這里邊比較單純友善的環境，都已經忘了國府里邊的社會多險惡了。特務把他的路費騙光了，而且在精神上對他實施了不少的壓力，這就是一種比較下作的手法。并且他在臺灣的家屬受到特務的恐嚇，不敢為他提出擔保。他在6月初因為完全絕望，留下了遺書，說不要為難他的家屬，他自尋短見與酒店方面沒有關系，說的話非常凄慘，“三十年牢獄未改志，五十三日思鄉竟斷腸……”

很難想他是用怎樣的心情寫下遺書的。發現他的時候，他是在衛生間里自縊了。

另有一位蔡省三，他在這一批人里算年輕的，曾經參與組建三青團，青年軍，是年輕的時候就跟著蔣經國混的。按道理講小蔣是不應該拋棄這種人的，既然老部下這么久還惦記著，都找到門上來了。按照人之常情，應該給他安排一個安置的地方，其實這些人都步入晚年了，他們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建樹，只不過就是放他們回家和家屬團圓。根據人之常情來說，就算一條狗跟著自己時間長了都有感情不能扔，但蔣經國對待自己的老部下就是大手一揮，我不要你了。諷刺的是，蔣經國當年聽說是給蔡省三證婚的，而蔡在離開北京的時候，專門到王府井大街買了一副很精美的刺繡，準備送給老上司蔣經國，但是人家不要他了。

蔡由于去不了臺灣，他就暫時滯留在了香港，后來一直住了下來。他會寫作，后來就跟一些報紙合作開設了專欄，并且成為了自由的作家。因為這些人在香港待了將近兩個月以后，手上的路費也吃光了，并且還有一名不幸身亡的，這些消息都是很靈通的。這邊的組織上也不會說，“你看我們讓你別去吧”，不會說幸災樂禍的話，于是就繼續聯系上他們提供幫助。

政府協助蔡省三找到了他失散多年的妻子曹云霞，協助其赴港團聚。到了1975年12月20日，身體情況已經垂危的周總理還在囑托羅青長等人，關注蔡在香港發表的文章，他當時在批語上寫了四個囑托的托字。“請羅青長、家棟對蔡省三的4篇評論的真實情況進行分析……托，托，托，托。”體現了他對臺工作的深遠的格局。

另外有幾個人呢，就是認清了臺灣當局的冷酷面目之后，這些人確實心寒得不行。他們有些人是家屬在海外。所以他們就想辦法，通過這邊的幫助以及海外親屬的擔保，輾轉前往美國。有些人主要是覺得好像再回來的話，這真是拉不下這個老臉了。所以去美國的話也好，因為那邊有他們的家屬。因為臺灣省那邊是死活不發他們的入臺的許可，總之就是大門緊閉了。他們本來以為借著老蔣總統病故的，這個時候就算是去吊唁也應該能夠赴臺的，但是人家把大門關上了，而且說實在要去就以難民身份入臺，并且要公開在報紙上發表反共的聲明，這確實是讓人很生氣的。臺灣派過來的特務也確實一直都在逼迫他們，一直在盤問他們有沒有被洗腦，逼著他們寫聲明，或者是直接準備好一些材料讓他們簽字就行。

張鐵石死后，剩下的這些人在香港繼續伸長了脖子等，最后總共滯留了140多天，期間5次延長了在港滯留時間。剩下的陳士章（原第25軍中將軍長）、周養浩（原軍統少將，殺害楊虎城等的兇手）、段克文（原第15軍少將副軍長，但是他的少將軍銜來源很存疑，好像是通過一種手段給自己求來的）、還有王秉鉞(曾經是51軍的中將軍長)，這幾個人通過了海外親戚的擔保，費了很大勁終于去了美國。

(在接受香港記者采訪時，王秉鉞動情地談到他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里的生活。“我們的食住都得到了優待，共產黨做到不殺不辱。我們雖是戰犯，但所居住的管理所跟普通民居差不多,吃的糧食和共產黨干部一樣。在60年代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共產黨干部吃的比我們還少。我長期患胃病,在扣押時曾多次復發,每次都手腫腳腫,但每次都能得到及時的治療,曾有兩次送北京及沈陽醫院治療。政府根據我們各人的情況批準回臺灣,政府沒有對我們有什么要求,也沒有任務。我的妻子、兒女都在臺灣,我懷念他們,我想盡早與他們相聚。”)

著名特務周養浩雖然在政治上可能沒有被改造過去，但是至少他心里知道不能寫這種歪曲事實的材料，他在美國出版了叫做《黑獄血淚》的書，是主要回憶軍統的內幕事情的，成為研究軍統歷史在民國那段時間的重要史料。段克文就不太好，屬于白眼狼那類型的，瞎寫材料，一通亂咬。就是在那種冷戰環境下，對方最愿意抹黑的東西給出思路，他就照著寫。陳士章后來就基本沒做什么，正常過他的晚年生活。

另外幾個人王云沛（原國民黨少將）、楊南邨（楊蘭頓）、趙一雪、張海商屬于在海外基本是無親無故的，原先在國軍內部可能也不太受重用的，一看像對著小蔣鞍前馬后的那種人，都被人當破抹布給扔掉了，他們發現臺灣拒絕接收，香港無法久留，國外又去不了，他們就決定再返回大陸生活。組織上展現出極大的寬容，妥善安排了他們的生活，給他們安排了一些像文史專員這樣的不太累的搞文化研究的工作，他們也可以參與社會建設，很有滿足感。當時中央是得知這些人的困境，馬上就聯系他們說只要愿意回到大陸，大陸歡迎回來工作……

所以我們看到這10個最后的鐵了心要去臺灣的特赦戰犯，他們所謂的返臺風波，可以看得出來。資產階級買辦的政府和人民政府對待人不一樣。

臺灣省的兩蔣一脈相承，薄情寡義，喪失人心。這些人曾經為國民黨政府努力賣命，他們被俘之后坐完牢都想回去效忠以前的領導，可是卻被自己效忠了一生的政權，看作是間諜和被拋棄的棋子。所以他們內心的絕望和悲涼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上吊真的不奇怪。

而我們這方面釋放他們給路費，被臺方拒絕后，重新接納養老，絕對是不計前嫌，這種做法，不僅展現了我們的政治自信和人道主義精神，也徹底戳破了臺灣當局當時編造的各種謊言，讓國際上看到我們的大國風范，也為后來的兩岸和平和統戰工作奠定了深遠的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