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醫生赴新疆宣教死于傷寒，生命美酒何竟如此傾倒？

上個世紀，蘇格蘭格拉斯哥市有一個企業主生活敬虔，他養育了8個兒女，希望有5個能成為宣教士，自己樂意支持他們的費用。

結果，他有三個兒女來到中國，為這個遙遠的國家做出重要貢獻。其中有一個兒子巴富義（Emil Fischbacher）更是把生命獻給中國。

巴富義先后就讀于愛丁堡大學和格拉斯哥大學，取得英國皇家內科學院和外科學院頒發的行醫資格，隨后在曼徹斯特開業，當了一名職業醫生。

1931年5月，28歲的巴富義在宣教雜志《億萬華民》讀到一封呼吁年輕人去中國的公開信。他關閉了自己的診所，加入向中國宣教的中華內地會。

巴富義

經過幾天的海路顛簸，巴富義一行六人于1932年2月1日抵達上海。此時的上海，正炮火連天，第十九路軍奮起抵抗進攻閘北的日本侵略軍。巴富義來不及休息，便投入救治傷員的行動。

在上海停留兩周后，巴富義等人離開上海，去安慶的內地會語言學校學習漢語。兩個月的學習結束后，巴富義同來自英國、美國、澳洲的五個年輕人被差派到新疆迪化（烏魯木齊）。

動身去迪化之前，內地會特意安排巴富義回上海，與從山西趕到上海的大姐巴若蘭會面。

早在10年前，巴富義的大姐巴若蘭就已經來到中國，在山西等地宣教，對倪柝聲、楊邵唐等中國教會領袖產生過重要影響。看到弟弟的成長，巴若蘭非常高興。巴富義告訴姐姐自己即將奔赴新疆，認為這是至高者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在巴富義等人去新疆之前，內地會已經有兩位宣教士在這里工作。

最早來新疆的內地會宣教士胡進潔（George W. Hunter），蘇格蘭人，于1906年3月27日，從甘肅獨自進入新疆。1914年，英格蘭人馬爾昌（Percy Cunningham Mather）來到新疆幫助胡進潔。

去新疆最方便的路線，就是乘火車繞行西伯利亞，再從北疆的塔城進入，但蘇聯拒絕給宣教士簽證。最終，幾個宣教士決定自己開車去新疆。

為了幫助這些年輕人，老宣教士胡進潔從新疆趕來。他們在天津買了兩輛福特貨運車，于1932年9月13日啟程，自張家口穿過長城進入內蒙古。

近2000英里的行程，汽車在草原、沙漠、戈壁灘、干涸的河床上艱難行走。道路崎嶇難行，汽車也常常遭遇故障。渡過內蒙古納林河時，他們不得不把兩部汽車全部拆解，讓七只駱駝拉過河去，再重新組裝。

汽車陷進溝里

除了自然環境的艱難，還常常遇到各種武裝。在新疆及周邊地區，活動著各種部隊，有新疆維吾爾族武裝、有甘肅軍閥馬仲英的回族武裝，有白俄武裝，有蘇聯紅軍，犬牙交錯，充滿兇險。

10月17日到達哈密，正趕上白俄軍（已被迪化政府招撫）與進攻新疆的甘肅回族軍交戰，他們不得不繞路而行，直到11月9日才抵達迪化。

剛進入新疆不久，巴富義就在各族民眾之間展開義診，救治了許多百姓。然而，一度被擊潰的馬仲英回族武裝卷土重來，聯合新疆的東突厥武裝，對迪化形成合圍之勢。城內的軍隊則有迪化當地的武裝、趕來支援的東北義勇軍以及白俄歸化軍。

在新疆的哥薩克武裝

殘酷的迪化圍城戰造成雙方士兵大量死傷。宣教士緊急搭建起三座戰地醫院，對不同派系的傷員展開搶救，巴富義負責救治傷情最重的傷員。

在給大姐巴若蘭的一封信中，巴富義介紹了當時的情況：

這是一場混亂的戰局，但是主奇妙地保守我們經過。雖然在槍林彈雨中，我們一點也不害怕......在前省長的要求下，我答允做急救和動大手術 ......因為大多是刀傷和槍傷，但傷兵源源不絕......我首次進入醫院時就見到一個股骨五處裂開的傷兵，實在恐怖！試想想300多名大小傷勢的兵，有許多人尚未獲救護，整個醫院實在骯臟、氣味難聞......我自己則忙不過來，沒有儀器，甚至沒有藥物，也許要學習神跡醫治吧。

槍傷、炸傷、刀傷......手術一個連著一個，巴富義不得不夜以繼日地工作。

5月6日，巴富義在給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寫道：

在三間醫院中共有400多位傷兵。在我的特別醫院里就有125個重傷者......這些傷兵許多人二、三個月沒洗過澡，污穢不堪。他們沒有足夠的營養食物，搶救的人手少，以致全部工作都落在我們這些工作過度的外國人身上。

與巴富義同時殉道的宣教士馬爾昌

兩天后，51歲的宣教士馬爾昌發起高燒。他每天跑里跑外，給醫生和傷員準備食物，同時還擔任醫生們的翻譯。他因過度疲勞，從傷員那里傳染傷寒，臥床不起。

馬爾昌發病兩天后，巴富義也高燒不退，倒了下來。同工們雖盡力搶救照料，但兩個人還是于5月24日和27日先后離開人世，埋葬在當地的山坡上。追悼會上，迪化政府送上“舍己救人”的挽聯。

兩位宣教士的墳墓，今天依然有人獻花紀念

巴富義歷經千難萬險來到新疆，不過六個多月的時間，去世時還不滿30歲。

消息傳到英國，很多人為這個年輕的醫生感到惋惜，也有人認為他的新疆之行并不值得，是浪費生命。但巴富義的家庭并不這么看。在他去世后，他的兄弟巴輔勝又來到中國，在中國工作了15年，直到1949年才無奈離開。

面對巴富義新疆之行是否值得的質疑，《億萬華民》的主編海恩波奮筆疾書，寫了一本紀念巴富義的書，書名是《何竟如此》。

《何竟如此》扉頁上是一句來自經上的話：“何竟如此枉費香膏呢？”海恩波以那個古老的故事，透視巴福義生命的價值。

在伯大尼，有一個女人打破一瓶極其貴重的香膏，澆在Jesus的頭上。在場的幾個人不高興，說：“何竟如此枉費香膏呢？”Jesus回答他們說：“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p>

這瓶貴重的香膏就像一個人美好的生命。生命的價值不在于年齡長短，而在于是否為愛而活。為了來自至高之處的愛獻出自己的生命，就像這瓶珍貴的香膏一樣，是真正值得紀念的美事。

正如海恩波在這本書中所寫的那樣：“衡量人生價值的尺度，是‘施’而不是‘受’。不必在意飲酒若干，只需關注傾酒幾何?”

閱讀宣教史，發現很多年輕的宣教士死在中國。在天津、滄州一代治病救人的英國醫生路博施以及博施醫院的院長、英國傳教士潘爾德醫生去世時都是30歲左右；英國宣教士艾渥德師母和小聶姑娘1900年在山西殉道時，都是30歲；1929年，美國傳教士貝素貞在甘肅救濟災民時，因感染傷寒去世，不滿30歲......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祂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他們都是這個世界不配有的人。他們來過這個世界，是為了告訴人們，這個被罪污染的世界并非靈魂的歸宿，有一個更美的世界，更值得人們用生命去追求。

本文寫作參考資料：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尋訪傳教士的足跡；海恩波《何竟如此》；單傳航《新疆基督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