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天啟：拉美加速右轉，但“路數”并不相同

編者按：哥倫比亞、秘魯大選落幕。6月30日，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國別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員徐天啟在深圳衛視直新聞發表評論文章解讀拉美政治格局的“右轉”趨勢。他分析認為，拉美右翼三種社會建構模式構想及其背后的階層利益，直接決定了其未來對外戰略選擇與政策取向。現將全文轉發如下：（全文約4400字，預計閱讀時間12分鐘）

當地時間6月24日，擁有美國、哥倫比亞、意大利三重國籍的哥倫比亞右翼總統候選人阿韋拉多·德拉埃斯普列亞在大選中以不到1%的優勢險勝。6月29日，秘魯右翼總統候選人藤森慶子在大選中以不到0.5%的極微弱優勢勝選。至此，拉美33國政治“右轉”國家已超過大半，南美大陸上比例更高。藤森此次勝選，將進一步鞏固當前拉美政治格局的“右轉”趨勢，也勢必對當地對外政策帶來一系列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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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輪拉美“右轉”

出現三種特色迥異模式

第一種模式，是一種將寡頭經濟與強國家暴力相結合的社會建構模式。該模式的政策主張可以簡要歸納為：對國家強制與暴力能力做加法、對寡頭經濟管制與社會福利做減法。其強調充分升級國家機器的軍隊與警察等暴力機關，同時對農業、能源、金屬礦產等傳統資源私營企業實施減稅和去管制化，并大幅控制或縮減普遍型社會福利支出。這一模式在哥倫比亞、秘魯、智利、玻利維亞、厄瓜多爾等國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現。

該模式以哥倫比亞“老虎”德拉埃斯普列亞最有代表性，其競選核心議程非常明確：一是全面增強國家暴力部門能力，強化軍警力量并建造數十座“超級監獄”（Centro de Confinamiento del Terrorismo，直譯為“反恐監禁中心”）；二是全面放松對農業、資源類私營經濟管制，叫停前左翼政府的綠色轉型計劃，重啟并擴大化石能源與金屬開采，定向解除束縛傳統資源寡頭的環保政策枷鎖；三是砍掉民眾福利財政，轉而用于防務安全，并為土地所有者、能源巨頭和跨國資本提供長期的稅收減免。

秘魯藤森慶子也主張放松對寡頭經濟管制、增強國家暴力部門能力，同時提出“稅收直發民眾”（Canon Para el Pueblo）政策，擬將40%的采礦業稅收繞過傳統地方財政收支體系，直接分發給相關家庭，使底層民眾有機會分享寡頭企業的一些發展成果，不過這實際上也是對普遍型福利政策的削弱和轉移。

二人的方案看似有所差異，但依靠寡頭經濟、依托傳統建制精英家族進行社會治理與統治的政策內核是一致的。這一主流模式在實際落地中正遭遇強烈的現實挑戰。智利卡斯特政府因經濟下滑和治安不力導致支持率閃崩；玻利維亞帕斯政府因試圖削減燃油補貼引發全國暴動；厄瓜多爾諾沃亞政府則徹底陷入了與有組織犯罪曠日持久的“全面戰爭”。

第二種是激進的經濟與社會保障去政府主義社會建構模式，代表人物是阿根廷總統米萊，主張在軍警等純粹暴力部門以外，推行較為極端的“去國家化”。在經濟邏輯上，米萊試驗在本質上與20世紀80—90年代的華盛頓共識基本看齊，米萊在過去三年大規模裁撤阿根廷國家部委、大舉推行國企私有化，通過“大型投資激勵計劃”（RIGI）賦予大型私營企業極大稅收優惠、極寬松匯率管制等制度特權，同時廢除大規模勞工保障法案、減少民生補貼。不過，盡管2024至2025年阿根廷宏觀數據有所改善，但大企業利益帶來的“涓滴效應”并未惠及底層：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等機構最新調查顯示，阿根廷兒童和青少年的實際貧困率已然超過四成，普通家庭債務飆升。長期效果仍需謹慎觀察。

第三種則是將新興數智技術與強國家暴力相結合的新興“數智右翼治理”模式，也被西方與當地媒體稱作“賽博威權”（Autoritarismo Digital）模式，以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為典型代表。從形式上看，該模式既不服務于當地老牌門閥權貴或建制派家族政治精英，也不遵循西方的各式價值觀政治、身份政治，而是采取一系列先進數智技術輔助總統及其親信決策的國家治理方式。例如，在政治上，布克爾打破傳統政治“上傳下達”體系，極少召開內閣會議，高度依賴社交媒體直接發布行政命令。拋棄煩瑣的西方司法程序與“政治正確”，利用大數據、監控網絡直接鎖定黑幫軌跡實施定點抓捕；在經濟與金融上，布克爾政府讓薩爾瓦多成為世界首個將比特幣列為法定貨幣的國家，大力發展旅游產業，2025年旅游人次歷史性地突破400萬大關。在一系列打破常規的操作下，薩爾瓦多犯罪率驟降80%以上，布克爾的民調支持率長期維持在90%以上，數據在拉美政壇表現堪稱“異類”。

02

制度背后的三種人：

建制權貴VS草根平民VS技術新貴

不同當選政策主張的背后，深刻反映了各流派候選人截然不同的社會階層背景與政治資源積累路徑，也展現了德拉埃斯普列亞與藤森慶子、米萊、布克爾分別作為“制度貴族”“草根平民”與“技術新貴”代表人物的思維差異。

哥倫比亞當選總統德拉埃斯普列亞與秘魯當選總統藤森慶子代表的是典型的“建制權貴”。德拉埃斯普列亞1978年出生并成長于一個與法律、土地、商業深度綁定的頂級建制精英家庭，其父親為科爾多瓦省行政法院大法官，其母親家族在哥倫比亞北部加勒比沿海地區坐擁雄厚的農牧業土地與商業根基。他接受高端私立教育，憑借家族人脈建立頂級律所，通過為高凈值人群打官司而聲名大噪，隨之構建了龐大的餐飲、高端服飾商業帝國，還于2023年正式入籍美國。

藤森慶子是秘魯著名前總統阿爾貝托·藤森之女。出生于1975年，第四次沖擊總統寶座的她親手創立并執掌秘魯“人民力量黨”多年，深度介入了秘魯的立法、司法與強力部門的制度運轉，早已在秘魯搭建了密集的商業、政治精英人脈資源網。兩人堪稱精英建制階層與規則的頂級玩家。

事實上，傳統建制精英家族正在重新執掌拉美權力最高峰。與德拉埃斯普列亞和藤森慶子類似，厄瓜多爾總統丹尼爾·諾沃亞出身于壟斷該國經濟命脈、掌控全球最大香蕉出口的諾沃亞公司，其父阿爾瓦羅·諾沃亞亦是該國首富；玻利維亞總統羅德里戈·帕斯則來自傳統的政治世家，其父是前總統海梅·帕斯·薩莫拉；智利總統何塞·安東尼奧·卡斯特出身當地根深蒂固的德裔商業與土地精英階層——他們無一例外，全都是在當地社會土地、大宗商業或國家權力機構長年演化中形成的傳統建制權貴。

相比之下，阿根廷總統米萊則完全是“平民草根”總統。他出生于布宜諾斯艾利斯一個普通的巴士司機家庭，原生家庭充滿冷漠。18歲時親歷惡性通脹的痛苦促使他苦讀經濟學。由于缺乏家族人脈，他只能依靠電視節目和社交媒體，以“砸碎央行”“揮舞電鋸”等極具煽動性的視覺符號，將高深的經濟學主張轉化為普通民眾的憤怒宣泄，以此完成權力爭奪。

薩爾瓦多總統布克爾則既非出身拉美傳統建制精英家庭，亦非來自社會底層，而是在1981年生于一個富裕的巴勒斯坦裔工商業移民家庭。其父創辦了薩爾瓦多最大的紡織企業和制藥廠，布克爾本人長期操盤家族的廣告公關公司（Obermet）。深厚的傳媒與工商業背景，這讓他在一定程度上跳出了傳統的拉美碎片式黨爭，而是通過熟練地運用數字化、扁平化的流量思維和先進數智工具重構國家的暴力、行政與經濟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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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右翼三種模式下的

對外政策走向

拉美右翼三種社會建構模式構想及其背后的階層利益，直接決定了其未來對外戰略選擇與政策取向。此輪拉美右轉中最普遍的“寡頭經濟與強國家暴力相結合”模式政府通常走較為平衡的對外政策路線，但也最容易表現出兩種極端對外政策選擇。

一方面，該模式可能表現出一種向美國安全與經濟政策的徹底綁定。當總統及核心內閣成員與美國利益高度關聯，甚至統治家族在美國擁有龐大的離岸資產時，就很容易導致該國對美國的絕對聽從與依附。德拉埃斯普列亞勝選后第一時間表態加入美國的“美洲之盾”安全政策，并提出恢復油氣開采、叫停綠色轉型、吸納美國資本進入等舉措，與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幾乎完全對齊。由此推斷，哥倫比亞成為美國在南美洲軍事橋頭堡、安全代理人的可能性已然較大。

另一方面，該模式可能表現為一種最強烈的右翼民族主義反美傾向。歷史上，當拉美本土土地、商業、法律等權貴或軍人集團的利益與美國跨國資本發生激烈的利益分配沖突時，這種情況往往出現。20世紀中葉阿根廷的庇隆政府、20世紀70年代蓋澤爾軍政府以及20世紀70年代巴拿馬的諾列加政權，均曾全面抵制華盛頓的地緣掌控，選擇強化國家對核心自然資源控制與工業能力建設。

經濟與社會保障去政府主義的米萊模式往往會選擇表面挺美、實質多元化的實用主義外交政策。米萊本人雖然與美國政商集團并無深層經濟利益關聯，但在國內同樣缺乏傳統大地主、大商業資本等傳統精英家族支持。為了獲得外部支持，他迫切需要向特朗普高調獻上意識形態投名狀，也的確換來了美國保守派的一些實際資金與政治支持。不過，米萊也完全明白阿根廷經濟模式與美國經濟在農產品出口等方面的全球競爭關系，將與其他域外大國務實經貿合作同樣作為其對外政策的重要部分。

而布克爾的“數智右翼治理”模式則可能表現出一種特殊的對外政策傾向。一方面，他積極引入域外大國援助的國家圖書館、現代化體育館等基建來向國內選民展示多邊外交紅利；另一方面，他同樣低調與美國科技右翼彼得·蒂爾、馬克·安德森等人緊密聯絡，推動通過并簽署薩爾瓦多《創新與技術制造激勵法》，為在薩爾瓦多注冊并投資人工智能、超級算力等科技巨頭提供高達15年的稅收減免。但是，這種表面上的長袖善舞，無法掩蓋薩爾瓦多在安全與金融上全面受制于華盛頓的殘酷現實，一旦涉及美元權力、網絡安全、核心通道與港口等被視為所謂“危及美國西半球安全”的“紅線”問題，難免要配合并接受華盛頓的長臂管轄與戰略訴求。這樣的情形已經在2025—2026年在巴拿馬預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