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大禮議”之爭：秩序崩解后的無效重建

尤淑君教授的名作《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重塑》時隔二十年后修繕再版，實為明史學界，尤其是政治史領域的一大幸事。該書以嘉靖朝“大禮議”為切入點，表面上是關于皇帝該“承繼何人法統”、怎樣“設置生父尊號”的禮儀之爭，深層卻是一場關于“忠”定義權的激烈博弈——即皇帝要求臣子忠誠于自己，臣子卻聲稱自己應忠誠于國家禮法。雙方各執一端，導致國家的官僚群體與秩序因此決裂。

在明代中期的政治史研究中，有一個繞不過去的重點，就是嘉靖初年爆發的“大禮議”事件，即以興獻王之子、現任興王身份入繼明朝大統的嘉靖帝，是否應當稱自己從未謀面的伯父明孝宗為父，這關系到明孝宗、武宗一脈的帝統能否繼續延續。由于興獻王一脈僅有嘉靖一位后裔，因此這也關乎著興獻王的血統能否延續。于是支持與反對者雙方互持己見，而這又是圍繞當時明朝最重要的禮儀制度而展開的討論，故稱“大禮議”。

從明代以來，學者大都認為明代“大禮議”與宋代“濮議”具有相似性甚至是延續性，均以皇帝“認父”與“繼統”的艱難抉擇，顯示古代社會圍繞最高權力展開的斗爭中，關于人性與法統的殘酷掙扎。事實上，宋代“濮議” 因為皇帝的死亡而草草收場，成為一個不完整的政治事件，而“大禮議”才展現出了整個沖突從起源到結束的完整過程。對這一事件的詳細討論，一方面可以窺探古代皇帝在人格與制度間的內在沖突；另一方面則看到皇帝在不同權力場域內的外化展現，這一內一外所形成的張力，吸引著一代又一代的學者投入其中，是非多端，爭訟不絕。

撰文｜席繆

《大禮議：嘉靖帝的禮制改革與皇權重塑》

作者: 尤淑君

版本: 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

2025年1月

舊苑荒臺楊柳新

要讓舊經典在新時代散發出生命力，勢必要引入全新的方法。尤教授這本書之所以在20年前能引起學界巨大關注，關鍵在其引入了西方政治學中的政治文化研究。所謂政治文化或者政治文化史的研究，眾說不一，多是關于群體性政治態度的研究。相比于傳統研究，尤教授將視角從人格與制度的內在沖突的基礎上，開拓出了權力場域展示的空間。

全書一共四章及兩篇附錄，前兩章依時間順序展開，從“大禮議”的全面爆發開始；以及沖突雙方進行各自理論，包括頒布《明倫大典》等。這是明朝在武力如靖難、奪門等事件之外，第一次經歷如此大規模的君臣沖突，這也代表著權力秩序的大裂變。最終，嘉靖帝以制度方式確立自己主張的絕對權威，用自己的好惡修改了大量禮儀制度，防止禮制本身對皇權的束縛。最后的第四章，則是作者審視皇帝、內閣、言官三方在“大禮議”中的作為觀點，總結其在政治文化層面的變化和差異。

《大明王朝1566》劇照。

本書前三章基本是關于歷史脈絡的敘述。追溯正德皇帝駕崩后的政局危機，內閣首輔楊廷和以《皇明祖訓》“兄終弟及”為依據頒布《武宗遺詔》，迎立興獻王世子朱厚熜“嗣皇帝位”，因其未明言朱厚熜以何身份入繼，埋下爭議伏筆。楊廷和主張朱厚熜應過繼給孝宗，稱興獻王為“皇叔父”；張璁則提出“繼統不繼嗣”，認為朱厚熜以藩王身份入繼，無須改變與生父的關系。到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不經內閣，徑自下詔，直接將生父定為“本生皇考”，引發群臣抗議，最終在楊慎帶領下的134名官員伏哭于左順門，遭廷杖懲處，16人死于杖下。為了維護這一結果，一方面驅逐內閣、將諸臣定罪；另一方面修撰從《獻皇帝實錄》到《明倫大典》等一系列著作，將私人性的孝思轉化為公共性的政治原則，使“人情論”成為不可挑戰的意識形態。在這樣成功的嘗試后，嘉靖帝拉開了更為宏大的禮制改革，逐步變易明朝原本的宗法制度乃至于整個禮法體系，塑造出了一個在“同堂異室制”下“父子同昭穆、兄弟異昭穆”的荒誕景象，以此來確立自身統治的禮法依據。這里值得說明的是，作者，或者還有許多研究明代禮制的學者，大都認同嘉靖帝在禮制改革上的貢獻。甚至作者還特別強調了“更定禮制之舉，向來是開國君主的權力”，嘉靖帝用這樣的“改革之舉”，為自己塑造了巨大的威望，是聰明的政治手腕。

但是大家讀到此處不妨想一下，為什么“更定禮制之舉，向來是開國君主的權力”？開國君主的權威，是來自禮制代表的天命？還是開國建立的大業？正確的邏輯，應該是以大業來塑造天命，而非以天命來塑造大業，才對吧？或許正是因為對天命塑造大業的信任，也或許是對自己政治手腕的沾沾自喜，嘉靖帝在即位之初積累下絕對權威后，卻一步步走向求仙問道、文嬉武恬、朝政荒廢的結局。

“忠誠的反對黨”

在“大禮議”過程中所展現的蠻橫手腕，標志著嘉靖帝揭下了“溫情脈脈的面紗”，用比明武宗更不容置疑的皇權來強制終結了全部爭議，也撕裂了明前中期以朝會和內閣制度來維系的政治共識，開始了所謂“明代君主走向前臺”的過程。這也是作者在第四章中的內容，也就是君主自我放縱的“人情論”，導致內閣代表的行政制度和言官象征的社會輿論，在公共領域與私人領域的界限逐漸變得模糊，最終各方脫離以“禮”為中心的政治文化體系，“開啟了明朝政治紛亂與社會失序的危機”。

結合胡吉勛先生的著作《 大禮議與明廷人事變局 》（2007年出版， 2021年修繕為《 威柄在御：明嘉靖初年的皇權、經世與政爭 》重印）來看，這樣的變化，并不僅在皇帝、內閣和言官，還包括了軍事、司法和翰林院等諸多方面。可以說，“ 大禮議”的影響，對于明中期整體政治氛圍而言是全面而深刻的。

原本嘉靖帝發起“大禮議”，目的是讓親生父親能夠擁有一個父親的名分，希望在內閣百官的眾口鑠金之下，這個時代能容納下自己這個“少數派”的不同意見。結果卻在自己掀翻權力的桌子后，掃除一切與自己持不同意見的官員，讓他們陷入比自己當年更無助的境地。譬如說帶頭伏哭左順門的楊慎，被嘉靖帝流放云南數十年，直到七十歲病死，都無人敢釋放。

參考西方社會的英系議會制度中，存在一個政治術語，用于稱呼執政黨或執政聯盟外的最大政治勢力，即His Majesty's Opposition——“國王陛下最忠誠的反對黨”。一個只知道反對的反對黨，固然無用，就像黨爭一樣，反對反到失心瘋。但一個社會如若容不下任何的異議，而擅自用個人好惡綁架集體，就像歷史上的法西斯一樣，一條道走到黑，直到被深淵吞噬。

回到一切的起源，也就是“大禮議”的直接導火索，即明武宗死后的帝系危機。其中隱藏著一段歷史本身的荒謬之處。原本在明武宗出生時，因其生于申時、酉日、戌月、亥年，被認為八字“貫如連珠”，極為祥瑞；同時又是明代皇帝中極少被冊封為皇太子的嫡長子，甚至還以皇太子身份登基。這些都是明朝禮制理想中的最完美形態。結果登基后正德帝造成的制度混亂就不說了，到他去世時沒有留下任何子嗣和身后安排，造成了明代繼承制度上最大的混亂。據說當時的內閣首輔楊廷和，與正德帝之母、昭圣皇太后張氏商議后，決定迎立明憲宗之孫、明孝宗之侄、興獻王之子——當時尚未成年正位的興王世子朱厚熜。

《大明王朝1566》劇照。

楊廷和在《武宗遺詔》中僅書“嗣皇帝位”，未明言朱厚熜以何種身份入繼。其實，光是在憲宗、孝宗、武宗中繼承何人之統緒，就已是禮制上的巨大缺陷，這也成為之后“大禮議”爆發的關鍵原因之一。有人認為楊廷和選擇年僅13歲的興王世子，而未選擇明孝宗時年42歲的弟弟益王，是為了玩弄幼主、鞏固權力。事實上，即使沒有所謂“皇明祖訓”中的“兄終弟及”為依據，這個選擇也符合明朝人對于嫡長子繼承制的基本看法。譬如明太祖生前遭遇太子意外后，選擇扶立皇太孫朱允炆而非其他皇子；土木堡之變后明英宗遜位，由景帝臨時即位，卻規定要以英宗之子作為皇太子。而這兩次對于所謂嫡長子制的共識，反而釀成了明前期最大的兩次高層兵禍——靖難之役與奪門之變。可以說，禮制與人性的困局，與其說是楊廷和編寫遺詔所造成的，不如說是明朝自身早已埋下的伏筆，并不斷踏入的制度陷阱。甚至到明神宗晚年，圍繞明光宗的繼承資格爆發了著名的“三大案”。隨之而來的，已是沉疴難挽的晚明時代。

可以說，“大禮議”后嘉靖帝自以為是的無效重建，也可以視作當時明代整體社會問題的縮影。在宋明理學的爭議背景之下，不斷走向近代的中國社會中，在新、舊之間，難以調和的“天理”與無法割舍的“人心”。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席繆；編輯：李永博；校對：盧茜。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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