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的隨想：從唯吾知“足”到大足石刻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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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中國國家歷史·貳》

“吾知足”，最早呈現于古錢幣上。

漢代，一種方孔圓錢的正面有“隹五矢止”四字, 四字巧妙地共用一個“口”字，從右向上旋讀是“唯吾知足”，從上向右旋讀是“吾唯知足”。這種“借口錢”的構思寓意，今人釋讀為“知足者常樂”，反映了古人樸素的心愿、寄托和追求。明末清初，民間秘密會黨天地會首領均佩戴鑄有“唯吾知足”的圓錢，意思是告誡佩戴者要嚴守天地會秘密，凡會內秘密，只能天知、地知，“唯我知，足也”。

天地會，又名洪門 ，俗稱洪幫，以拜天為父拜地為母得名，是清代民間秘密組織之一。天地會的成員以下層窮苦人民為主，最初多為農民或由破產農民轉化而成的小手工業者、小商販 、水陸交通沿線的運輸工人, 及其他沒有固定職業的江湖流浪者，后成分日趨復雜。天地會以“ 反清復明”“ 順天行道”“劫富濟貧”等為口號，反映當時平民的民族觀念和反對階級壓迫的要求。

“足”在甲骨文中畫成其物，像由大腿小腿、腳板共同象形。《說文解字》：“足，人之足也。在下，從止、口。” 徐鍇解釋說：“從止，即為足的象形；從口，則為股脛之形。”（《說文系傳》）楊樹達也認為“口”為股脛周圍之形。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卜辭用（正）為充足之足，甲骨文（疋）乃《說文》‘人之足’本字；甲骨文乃《說文》足字篆文所本。” 據此可知，足的本字為“正”（征），后轉注分化為“足”“征”兩字。《象形字典》稱，止（囗）為“村邑”或“部落”；（止）通“趾”，即行軍的意思。足（）有“遷徙”與“征伐”的隱喻，表示軍隊“出征得勝，凱旋歸邑”。羅建平認為，“在象征層面，‘足’可看作是人類從遠古遷徙到氏族、部落征戰的歷史。”

今人使用的“足”字，既可作“足夠、充足、豐足（豐衣足食）”解，也是“腳”的別稱。從“足”的字，除了表示腳的部位，也指腳的各種動作（蹈、跨、跳、跑等）、動作的狀態（跛、蹇、踉、蹌等），以及與腳的行為有關的現象（蹤、路等）。因此，羅建平指出，在文化歷史層面，“足”的行走、“足”留下的痕跡和“足”所達到的領域，不單純是生物意義上的，而是和人類早期的生存活動密切相連的。

從新石器時期末葉開始，人類長期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或文化模式，即農耕與游牧。不同的生活方式導致了南農北牧、南富北窮的兩大文明帶之間曠日持久的文化對峙和沖突。游牧民族以暴力方式征服農耕世界，然后在漫長的和平時期里反過來為農耕世界的先進文化所征服，從而逐漸實現其自身的文明化過程。由此影響了現今世界的文化融合。

探索人類理想的歸屬地，尋找精神家園是每個民族的天然使命。馬爾克斯在小說《百年孤獨》中，描述了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帶領布恩迪亞家族尋找新的家園的歷程。何塞·阿爾卡蒂奧·布恩迪亞是一個富有幻想與冒險精神的人物，沉迷于科學與哲學，因決斗殺死了普魯鄧希奧·阿基拉爾之后，不堪其冤魂的騷擾，帶著親從和他們的家眷離開了里奧阿查，在河濱地帶建立了馬貢多。當下流行的“暴走”現象，應是對自然人性、遠古生活方式的一種回歸。暴走是一種高強度又簡單易行的戶外運動方式，是對人的意志和身體素質的挑戰，體現了人們對現代都市生活的反叛，以及對大自然的向往和不懈追求。

以身體為模型建構自然、社會，人的身體與社會機制互相重構，這種重構背后的思維，約翰? 奧尼爾稱之為“擬人論”。美國社會學家約翰? 奧尼爾認為，“人類首先是將世界和社會構想為一個巨大的身體。以此出發，他們由身體的結構組成推衍出了世界、社會以及動物的種屬類別。”維柯在《新科學》中也談到，身體、感官產生的原始詩性邏輯是理性主義重構宇宙的基礎。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說，古人造字無非是“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人體名稱象征、解構宇宙，正是古代中國“天人合一”思維方式的主要內涵。

重慶大足，是借人體名稱為地方命名的典型案例（“交趾”是另一例）。今人多以“豐足”解釋“大足”，這固然是一種美好的心愿，但認為“大足”取“大豐大足”之意，未免疏于淺顯。我個人認為，（足）字中的“口（）”應為部族守護神的物化形態（神器），這是先民聚族而居的神秘召喚。夸父追日，摩西出埃及，殷人九次遷都，人類的大遷徙大都與原始宗教信仰有關。楚人的“楚”字中有“止”，“實事求是”的“是”字里也有“止”，保留了“遷徙”的意象。國家的“國”字，不僅 “或”有內“口”“國”有外“囗（圍）”，而且按湘人的讀音，“國”有“歸”意。因而，“口”為足的歸宿，是原始生命力歷經磨難后得以升華的精神空間。“大足”作為一級地名，其中蘊含多少不為人知的玄機，如今是個謎，還有待于后人進一步挖掘。

大足，在19 世紀之前幾乎無聞于世。今天的大足，以石窟藝術史上的最后一座豐碑飲譽世界。史載，大足石刻于唐高宗永徽（650—655 年）時開山，晚唐昭宗景福（892-893 年）時大興，歷前、后蜀（五代）至兩宋達到鼎盛。元季兵燹造像中斷，明初永樂復蘇，余緒延至晚清。目前，大足地區列入文物保護名單的石窟共75 處，刻寫銘文10 萬余字，造像5 萬余身。大足石刻于1999 年列載《世界遺產名錄》。

時光回溯到70 年前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陪都重慶。那時，民國政府由南京遷都重慶，抗戰烽火燃遍華夏大地，學賢薈萃巴蜀。1945 年暮春，時值抗戰勝利前夕，一個由全國一流專家組成的考察團，登上停泊在江邊的輪船，準備前往一個神秘之地。一周后，專家們滿載而歸。從此，大足石刻引起了世人矚目。這個神秘之旅的領軍人物正是土生土長的南京人、主持“中國學典館”（原名“中國辭典館”）的楊家駱先生。楊先生力邀當代學賢馬衡、何遂、顧頡剛等15 人組成“大足石刻考察團”（史稱“乙酉考”），對北山、寶頂山石窟考論其價值，“以為可繼云岡、龍門鼎足而三”而正告國人，從而為大足石刻登上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奠基鋪路。“大足石刻”也因考察團之名而得名。

楊家駱先生篤愛大足石刻，矻矻終生，后來雖身懸孤島，歷經半個世紀仍執著弘揚大足石刻藝術而不舍！在“乙酉考”20 周年之際，先生連續刊發“楊家駱發見大足唐宋崖雕二十周年紀念之一、之二、之三”，刊載于臺北《觀光月刊》的《寶頂夢游》，即是其“紀念文字之三”。1968 年，先生又著《大足唐宋石刻之發見》，往返于馬來西亞及東南亞各地演講。1970 年，先生指導高足陳清香博士撰著《大足唐宋佛教崖雕之研究》，洋洋十萬余言。尤令人感佩的是，先生年屆八旬高齡，還立論撰寫《中國石刻史上大足崖雕之地位及其文獻》巨著，擬再度組團“重返大足求征”，真可謂是“一經傾心，終生不變”！

歷史，是人類勞動創造的積累和延續，也是一部身體敘事之 “足”的運動符號進化史。大足石刻迄今已經1365 年，是唐宋以來歷代的石刻大師與石窟主建者、保護者、維修者、研究者、宣傳者、開拓者足跡的積累和延續。大足石刻是一件偉大的藝術杰作，它印證了中國人的審美之旅，對中國石窟藝術的創新與發展有著無以復加的貢獻；大足石刻也為中國佛教密宗史增添了新的一頁，是石窟藝術生活化的典范。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