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葛振林重返狼牙山，救命恩人45年后問：還記得我嗎？

那幾天，他幾乎沒睡過一個安穩覺。白天要在鄉村里動員青年，組織宣傳隊、運輸隊，晚上還要去參加縣里的緊急會議。誰都知道，日軍正在向晉察冀根據地壓過來，狼牙山方向成了焦點。會議上有人低聲說：“要是讓敵人從山口插進來，后面這一大片村莊都得遭殃。”余藥夫在一旁聽著，心里明白，這些話不是危言聳聽。

有意思的是，當時在易縣的干部和戰士們并不知道，幾天之后，狼牙山上那場著名的阻擊戰，會被寫進史書；更不知道，山崖下隱蔽處的一次偶遇，會把幾個人的命運牢牢系在一起，一系就是幾十年。

一、晉察冀根據地與狼牙山的險局

1941年秋，晉察冀根據地面臨的局勢非常嚴峻。日軍實行“掃蕩”“圍剿”，試圖切斷根據地同外界的聯系，摧毀八路軍的地盤。易縣、淶源一帶山高路險，既是屏障，也是要沖。狼牙山所在的地帶，就是一塊關鍵區域。

狼牙山區的群眾，大多已經習慣了山里忽遠忽近的槍聲。八路軍在這里建立了抗日政權，組織民兵，修路運糧，打游擊戰。部隊與百姓之間的關系緊密，很多村莊里，戰士和群眾一起吃飯、一起勞動，家家戶戶都有人在參戰、支前。

在晉察冀軍區一分區第1團里，有一個第7連。這個連隊的第6班，班長叫馬寶玉，副班長叫葛振林，班里還有宋學義、胡德林、胡福才，都是硬骨頭。1941年9月25日，他們接到命令，掩護部隊和附近群眾向后方轉移，掩護方向就是狼牙山一線。

那天一早，山谷里霧氣還沒散完，隊伍已經開始往后撤。第6班留在山坡上，做好戰斗準備。簡單說，很直接：主力撤退，他們堵口。明知道危險，卻沒人退縮。這種作戰方式，在根據地并不罕見，但后來能被記住的，是他們這一天在狼牙山上發生的事。

戰斗打響后，敵人的兵力明顯占優，火力也重。第6班依托山地，打了一個又一個火力點，不停變換位置。半天時間，他們把山路上的敵人拖得死死的。彈藥一點點見底，人一個個負傷，但撤退的部隊和后面的群眾，終于有了騰挪的時間和空間。

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戰史中，像這樣的阻擊戰不止一例。不同的是，這一戰的結局，后來廣為人知：當彈藥耗盡，敵人逼近，他們做出了跳崖的選擇。

二、五壯士跳崖與兩人的生死一線

關于狼牙山五壯士的事跡，很多人早已熟悉。1941年9月25日下午，戰斗進入最后階段，第6班的五個人已經彈盡糧絕。敵人一步步壓上來，山坡上的掩體被炮火掀開，樹被打斷，石塊滾落。繼續固守，意味幾乎必死，可就算如此，他們仍然沒有退路可選。

經短暫商議，第6班決定把最后一個陣地打成空彈，然后集體轉移到崖頂。面對著敵人的追擊和山下的深谷，五人高喊著口號，縱身一躍。這一刻的決意，后來被概括為“寧死不屈”。

崖下并不是平地，而是亂石嶙峋的山坡和荊棘。馬寶玉、胡德林、胡福才在跳下后壯烈犧牲。葛振林和宋學義則在跌落過程中意外掛在山腰的樹杈上，雖然重傷，卻保住了一線生機。

這種“掛樹杈”的細節，聽上去有些戲劇化，但在山地戰中，類似狀況并非沒有發生過。兩人從昏迷中醒來時，頭昏眼花，全身疼痛，手腳都帶著血跡。對他們來說，戰斗已經結束，新的考驗卻剛剛開始——如何在敵人搜山的情況下，從山崖下活著走出去。

試想一下，當天色開始暗下來，山谷里逐漸安靜，只有偶爾的喊聲和槍響傳來，兩名帶傷的戰士在山坳間摸索著出路，身邊沒有戰友，也沒有明確的方向。右邊是陡坡，左邊是亂石，身后的崖頂還有敵人，他們只能憑借多年的山地經驗，朝著認為可能有我軍活動的區域慢慢挪動。

葛振林的頭部受傷嚴重，后來留下了醒目的疤痕。宋學義也帶著多處傷，行走困難。兩人一步一停，彼此攙扶。過程中，他們必須避免在山道上留下明顯痕跡，以免引來敵人追擊。這種情況下，任何一個意外，都會讓剛剛從崖下撿回來的性命，再次懸于細線之上。

在狼牙山區，戰士們通常知道附近可能存在聯絡點或隱蔽場所，比如小廟、道觀、山洞等等。對于葛振林來說，能堅持走下去的動力，是希望盡快與部隊或地方干部取得聯系。誰也沒想到，他們在黑夜里等來的，是一個同樣在山間摸索、帶傷行動的人——余藥夫。

三、山中偶遇：青年救國會主任的另一場戰斗

當天夜里，易縣青年救國會主任余藥夫，也在狼牙山區經歷著生死考驗。白天，他去參加縣里的重要會議，傳達上級關于應對“掃蕩”的指示。會議結束后，為了不被敵人發現行蹤，他選擇了較為隱蔽的山路回區里。

山路崎嶇，夜色深重，敵人的火力不時壓向山間。行進途中，他被山上的絆線或石塊絆倒，跌落山坡，造成傷勢。所幸他及時隱蔽，沒有被搜山的敵人發現。就在這種驚魂未定的狀態下，他在山谷中遇到了兩名衣衫破爛、滿身血污的八路軍戰士。

“同志，你是哪一部隊的？”夜風里，一個沙啞的聲音問。

“晉察冀一分區1團7連6班……我們是掩護部隊撤退的。”其中一人艱難回答。

余藥夫仔細打量，雖然光線差，但憑借經驗，他判斷這是真正的八路軍戰士，而不是偽裝的敵人。在戰時，各類情報人員、特務活動，必須多留一份警覺。但在這片山谷中，三個人很快形成了基本信任。簡單交流后，他們確認敵情很緊，必須盡快找地方躲藏，恢復體力。

“你們跟著我走，前面有個道觀，應該能找到些東西。”余藥夫咬著牙，做出了決定。

有人勸他：“你自己也受了傷，何必多管？”對于一個地方干部而言，保護自己以隨時參加工作，確實是現實考慮。但他只答了一句：“現在不是講這個的時候。”

幾個人相互攙扶，在山中艱難前行。敵人的搜山槍聲時遠時近，照明彈偶爾劃過夜空，白光瞬間照亮山壁，三人不得不貼著石塊靜止不動。等光線退去，他們才繼續慢慢挪動。

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干部帶路”的場景，在抗戰時期并不罕見。青年救國會作為群眾組織，既負責動員青年參加抗戰工作，也在情報傳遞、傷員掩護、物資運輸等方面起到輔助作用。很多地方干部，沒有正式軍銜，卻常常身在前線，承受同樣的危險。這一次，余藥夫充當的不只是一個聯絡員，更是兩名重傷戰士的“向導”和救護人。

四、棋盤坨道觀的燈火與軍民互助的細節

幾經周折，三人終于在夜里摸到了棋盤坨附近的一處道觀。這本來是山中香火寥落的小廟，卻因為八路軍早先的安排，而成為臨時的隱蔽點。推門而入，屋里沒有僧眾的聲響，只有淡淡的糧食氣味。

在昏暗的環境里，他們發現了用大鍋燜好的飯菜，是部隊之前留下準備的儲備糧。對剛從戰場、山谷中拼命闖出來的人來說，這就是雪中送炭。三人簡單清理傷口，分食這些來之不易的食物。后來有細節提到，余藥夫巧手炒了韭菜飯，既充饑又能快速補充體力，這些生活化的描寫，很能說明當時的緊張中仍不失樸素的溫暖。

葛振林抬手摸了摸還在流血的頭，在簡單回答后，眾人的情緒并未放松，因為此時刀口并未遠去。敵人隨時可能再度搜山，道觀的安全也只是暫時。夜深時，有人因為過度疲勞而說起夢話，嚇得其他人以為敵人已經摸到門口，一度緊張得握緊武器，準備再拼一場。這類細節，在不少回憶中都有類似記載，說明戰時人們的精神高度緊繃，稍有風吹草動就會產生極大的心理壓力。

道觀的主持李元忠，也在此時與幾人接觸。他知道不久前這附近發生了激戰，也聽說有戰士從崖頂縱身躍下。他用簡短的話說明了山上剛剛發生的事：五人齊跳，三人不見蹤影，后來在山腰才有人發現有痕跡。這些零碎的信息，逐步拼成了完整的戰斗拼圖。

在棋盤坨這個隱蔽處，軍人和地方干部共同度過了一個緊張而重要的夜晚。食物、庇護、信息，在這一刻集中體現出“軍民一體”的真實含義。很多英雄故事里，戰斗場景往往被強調，而像這樣軍民互助的細節，則容易被忽略。不得不說，這些看似不起眼的事情，實質上支撐起了抗戰的整個底層結構。

第二天，等敵人的行動略有松動，幾人按照安排，分批向附近的我軍聯絡點轉移。這次轉移行動，使葛振林和宋學義得以脫離孤立狀態，重新回到部隊系統里，后續接受治療和組織上的安排。

五、戰爭結束后的長久失聯與艱難尋人

抗戰勝利后，隨著全國形勢的迅速變化，晉察冀根據地的部隊和干部組織發生了大規模調動與重組。許多戰士被編入新的部隊序列，奔赴不同戰區；地方干部則被調往各地，從事政權建設和教育工作。就這樣，在某一個節點，1941年狼牙山下道觀里那幾個人的生活軌跡，出現了分岔。

解放戰爭時期以及新中國成立初期，通信條件遠不如后來。信件往來受制于交通、組織安排甚至工作保密等因素。對于很多在不同崗位上忙碌的人來說，曾經戰場上的相識，往往只能留在記憶深處，難以主動延伸成日常聯系。

余藥夫后來被調到河北，從事教育工作，先后參與師范教育事業，最終擔任河北師范大學的副校長。他的工作重心，轉到課堂、教材以及學校管理上，但他始終沒有忘記在狼牙山下那次救援，也沒有忘記那個頭部帶傷的副班長。

關于葛振林，在戰后隨部隊的調動，他的生活軌跡也遠離了狼牙山所在的河北山區，多次轉戰，最后在南方地區工作、生活。身份在變，地域在變，人也在一天天老去，唯有那段經歷，在心里固定不動。

1964年，余藥夫在廣西貴港工作，一次看到有關部隊活動的報道，報道中提到一位參加過“狼牙山五壯士”戰斗的老戰士。他仔細對照時間、地點、人物信息，敏銳地意識到，這很可能就是當年在山谷中被他扶著走到棋盤坨道觀的那個人。

“要不寫信試試？”身邊的同事提醒。

“人都過了這么多年了，不知道還能不能聯系上。”話雖這么說，余藥夫還是動了心。

在當時的條件下，僅憑一則報道中的姓名和模糊地址，要找到一個在全國范圍內多次調動的軍人，并不容易。組織部門的工作安排、部隊番號的變更、個人家庭情況的變化，都會讓尋人變得復雜。再加上工作繁忙，這次萌生的聯系念頭，并未立刻實現。

1971年，宋學義因病去世，使那次山谷中的三人組合少了一人。如果說狼牙山戰斗是一次戰術阻擊，那么戰后的這些散落命運，則體現出戰爭對人的長遠影響——并不是所有故人都能在和平時期相聚。

直到1981年前后，隨著媒體報道逐漸增多，英烈事跡在各地相對集中地被整理與宣傳，余藥夫終于再次在報紙上看到“葛振林”這幾個字。報紙不僅寫到他的戰斗經歷，還有生活所在城市的線索。這一次，他沒有猶豫，拿起筆，在報紙上公布的聯系地址所對應的城市，寫了一封長信。

信中，他簡單回憶了1941年狼牙山下的情景，說明自己當年是易縣青年救國會的干部，并著重提到了棋盤坨道觀、那鍋燜飯、夜里夢話驚醒的細微片段。這樣的細節，如果真的是親身經歷的人，就不會認錯。

不久之后，回信到了。權衡時間、地點及細節，兩人都確定：彼此正是對方記憶中的那個人。這種確認，并非簡單一句“我就是”，而是通過許多關鍵現場的共同記憶，層層對照，最終建立起信任。

這段長久失聯又終于穿透時空的聯系過程，反映出一個現實：在信息尚不發達的年代，戰時結下的情誼，要想在和平時期重新找到出口，并非易事。很多人等了一輩子，也不一定能找到曾經在生死關頭出現過的那個身影。

六、1986年重返狼牙山：一句問話背后的分量

時間來到1986年，狼牙山五壯士的紀念碑在山腳下逐步建成。從1941年到這一年，整整過去了45年。曾經的青年戰士、青年干部，如今已是滿頭華發。那年的9月25日，相關部門組織紀念活動，邀請當年的幸存者和相關人員參加。

在眾多受邀者中，有一個名字特別醒目——葛振林。這位曾在狼牙山崖頂縱身而下的副班長，現在再次踏上曾經的戰場舊地。同行者里，有地方干部、有部隊代表，還有很多關心這段歷史的人。他在山路上慢慢往上走，每一步都帶著回憶。

站在狼牙山附近的山道上，他再次看到了棋盤坨方向的山谷。那片曾經令他痛苦又感激的地方，如今已經沒有槍聲，沒有敵人，只有紀念碑和茂密的樹林。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在人群里靜靜地看著他，那人的目光，不是普通參觀者的好奇，而是一種久別重逢前的凝視。

兩人走近，停下。沉默片刻后，那位已經步入耄耋之年的老人先開口了。

“還記得我嗎？”余藥夫的聲音不高，卻足夠清晰。

葛振林愣了一下，下意識地摸了摸頭上的疤痕，隨后看向他，眼神變得篤定：“棋盤坨道觀，燜飯……怎么會不記得？”

這一問一答，看似簡單，其分量卻很重。45年的時間，把很多細節磨淡了，把很多名字埋在檔案和記憶里，但有些瞬間，是在槍火和血泊中烙下的，不會被抹去。那一句“還記得我嗎”，不是普通客套，而是對戰時共同經歷的確認。

紀念活動中，兩人一起在碑前駐足。有人提議合影，有人請他們簽名留念。他們沒有過多的激動言辭，只是在有限的時間里，把當年的經歷又對了一遍：山谷、跌落、相遇、道觀、轉移。幾段簡短的對話，就足夠構成一個完整的故事骨架。

“要不是你那天在山里把我們領到道觀，我和老宋只怕不一定出得來。”葛振林說得平靜，但邏輯很清楚。

“那天，你們也是冒著危險。換作別的人，也會這樣做。”余藥夫不把功勞攬在一人身上，而是把其看作抗戰中軍民互助的自然體現。

這種對話，反映出他們對那段歷史的看法：英雄事跡不是孤立的動作，而是在特定環境下集體意志的體現。戰士的英勇，與干部的擔當，以及群眾的支持，構成了完整的抗戰圖景。

七、余藥夫晚年的堅持與五壯士精神的傳播

重逢之后，兩人通過書信保持聯系。葛振林的工作、生活情況，余藥夫的大致近況，都在信紙上留下一筆筆記錄。對于已經走過大半生的人來說，這種聯系本身，就是對青年時期經歷的一種延續。

在出版問題上，他并沒有太多現成的資金支持。據相關回憶，他為此向親朋好友借款，請人協助排版、印刷。這種為宣傳抗戰事跡而承擔的個人經濟壓力，也說明，當時有不少英雄故事的續寫并不是自然而然完成的，而要依賴具體人物的主動投入。

在這段過程中，有醫生朋友趙景春給予了不少幫助。趙景春不僅在醫療上關照余藥夫，還協助聯系出版事宜，讓更多人能看到狼牙山五壯士背后的軍民故事。通過這些共同努力，一些圖書、資料得以問世，豐富了人們對那場戰斗和相關人物的認識。

在書中，余藥夫不僅寫到崖頂戰斗，還詳細記錄了棋盤坨道觀中的情景，說明地方組織和干部在大戰背景下所承擔的工作。通過他的筆墨，一個原本容易被忽略的角色——青年救國會主任——得以在更大范圍的敘述中出現，補充了抗戰史上的一個拼圖。

1990年10月1日，他專程赴洛陽拜訪宋學義的遺孀李桂榮。在簡短交談中，他向李桂榮說明當年在山谷相遇、一起走到道觀的經過，讓這位犧牲戰士的家屬對丈夫生前最后一段經歷有了更具體的了解。這樣的拜訪，對家屬來說，是一種心理上的交代，對歷史記載來說，也是一次實地補證。

2004年2月20日，余藥夫因病在河北石家莊去世，享年82歲。他的遺體按其意愿捐獻給河北醫科大學，用于醫學研究。這一選擇，與他在戰時所表現出的“個人服從整體”的思路是一致的——生命服務于更大需求。

在狼牙山的紀念碑前，人們往往會想到五壯士本身。但若把視線稍微往外推一點，就能看到更多人的身影：掩護撤退的無名戰士，在山村運糧的民兵，在槍聲中堅持開會的縣區干部，在道觀里留下燜飯的炊事員，夜里為傷員燒水的主持人，以及多年后仍在講述這些事的老教師。葛振林與余藥夫之間那句“還記得我嗎”，正是這些身影之間關聯的一種凝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