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中國銀行發現周恩來名下有筆巨款，背后緣由讓人忍不住落淚

1940年9月，倫敦東區被德軍炸成一片火海的那個夜晚，中國銀行倫敦分行的一位英國女出納員正蹲在柜臺下面，把一只鐵皮募捐箱往角落里推了推。她叫多莉，二十二歲，一個月前剛被招進這家位于倫敦金融城邊緣的銀行分行。轟炸開始之后，分行營業沒有中斷，每天都有在利物浦港和蒂爾伯里港卸完貨的中國海員來柜臺存錢匯款。他們大多來自廣東和福建沿海，跑的是戰時物資運輸線，每跑一趟船，領到的工資里總有一部分要寄回國內。多莉發現，這些人寄回去的錢，除了養家，還有一部分注明要捐給國內的抗戰募捐機構。當時通過銀行匯款的手續費不低，多莉有時候看他們猶豫，就從自己口袋里掏錢替他們把手續費墊上。

柜臺另一邊站著的是一個從中國來的年輕人，叫劉本昆，清華大學經濟系畢業，1939年考進中國銀行總行，1940年被派到倫敦分行任職。他比多莉大幾歲，戴一副圓框眼鏡，英文已經說得很流利，但跟英國同事聊天的時候還是習慣性地把雙手背在身后。他注意到多莉往柜臺底下藏募捐箱的事，第二天趁午休時間找她聊了幾句。多莉后來跟人說，那是她第一次聽一個中國人用英文解釋抗日戰爭是怎么回事。

這兩個人在一起工作了七年之后結了婚。多莉改了一個中文名字，叫劉道蕊。

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電話打到倫敦分行的時候，整個銀行陷入了一場靜悄悄的內戰。中國銀行倫敦分行的資產歸屬問題成了各方爭奪的焦點。國民黨方面試圖通過倫敦的司法渠道凍結和轉移分行資產，而分行內部的職員分成了好幾派，有主張觀望的，有主張聽命于臺灣的，也有暗中聯系北京等待指令的。劉本昆是后者的核心之一。他和另外四個同事成立了一個“起義小組”，秘密在匯豐銀行開立了一個新賬戶，把分行賬上的主要外匯資金分批次轉進去，并且在開戶協議里加了一條關鍵條款：動用賬戶內資金必須五個人共同簽名才有效。

這個操作在當時的英國法律框架下是合規的，但風險極大，一旦被國民黨方面察覺，五個人隨時可能被起訴甚至驅逐。他們把轉賬動作分散在幾個月里完成，每筆金額都不大，刻意避開了大額交易的監管紅線。全部轉完之后，劉本昆通過一個中間渠道往北京發了一封措辭極短的電報，大意是：倫敦分行主要資產已妥善保全，請指示下一步行動。

周恩來的批示很快傳了回來：暫不公開，靜候時局。這個“時局”后來等到了1950年1月，英國政府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銀行倫敦分行隨之被北京接收。劉本昆和起義小組的五個人在那之后繼續留在分行工作，一切看上去都恢復了正常運轉。他們保住的那些外匯資產，在當時新中國外匯儲備極度匱乏的背景下，分量是很重的。

1957年秋天，劉道蕊做了一件在當時算得上驚世駭俗的事：她去中國駐英代辦處申請加入中國國籍。英國移民局的官員跟她面談的時候反復確認，說你真的想好了，放棄大英帝國公民身份去拿一個剛剛成立不到十年的新政權國籍。劉道蕊沒有多說，只是把中國方面出具的接收文件攤在桌上。移民官翻了兩頁，嘆了口氣，在放棄國籍一欄蓋了章。

入籍之后，劉本昆夫婦開始申請調回國內工作。他們的申請遞上去以后，總行人事部門回復說倫敦分行這邊熟悉業務的人手不夠，暫時不宜調動。申請、駁回、再申請，這個過程反復了好幾次，一直拖了快十年。直到1967年春天，北京的電報才下來：同意劉本昆、劉道蕊調回總行國際部工作。

回國之前，夫妻倆把在倫敦積攢的全部財產清點了一遍。劉本昆在倫敦分行的薪水不算高，但劉道蕊在加入中國國籍之前在銀行是有本地員工待遇的，兩個人加起來有些積蓄。此外劉本昆在英國期間做過一些謹慎的小額股票投資，主要是買一些像帝國化學工業這種老牌藍籌股吃股息，十幾年下來本金滾大了一些。加上他們在倫敦郊區有一套不大的房子，回國前出售所得，所有資產加起來大約一萬二千英鎊。按1967年的匯率，一英鎊大約折合五點幾元人民幣，這大概是六萬多人民幣——那一年的中國，一個普通工人的月工資是三四十元。

他們把這一萬二千英鎊全部匯回了國內，收款人寫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匯款附言上寫著：懇請周總理代為處理，旅英中行職員數人。

匯款單送到周恩來辦公桌上的時間，大概是1967年6月底。周恩來看了匯款單和附言，沒有感動，也沒有表揚，而是在匯款單上批了四個字：理應退回。

周恩來隨后口頭指示了兩條：第一，國家不能收私人捐款，這是原則問題；第二，馬上查清匯款人具體是誰，盡快退還。但1967年的北京正處于特殊時期，國務院機關的正常運轉已受到很大沖擊，許多部門的日常工作停滯，周恩來本人也疲于應對各種復雜的政治局面。這項查證匯款人身份的指令，在層層轉下去之后被卡住，暫時無法落實。為了不讓這筆錢閑置在賬戶里，經手人將它以定期存款的形式存入中國銀行倫敦分行，由于匯款單上只寫了“旅英中行職員數人”而沒有真實姓名，開戶名只能暫時登記為匯款接收人——周恩來。

這張存單在銀行賬戶系統里一躺就是三十年。

1997年冬天，中國銀行總行內部審計部門對海外分行的歷史賬戶進行了一次大規模清查。一位年輕審計員在翻看倫敦分行1960年代的定期存款清單時，看到了一個讓他從椅子上站起來的名字：周恩來。金額一萬二千英鎊，開戶日期1967年7月8日。

他第一時間向審計組長匯報。組長看了以后，直接越級報給了總行分管副行長。副行長的批示只有一句話：立即徹查原委，弄清這筆錢的來龍去脈。

調查組花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翻遍了總行的歷史檔案、人事調動記錄和倫敦分行當年的所有對公對私往來賬目，逐漸拼湊出了劉本昆夫婦的信息。結合此前保存在人事檔案里的劉本昆個人履歷表——他在1940年代倫敦起義小組保產行動中扮演的角色，1957年妻子劉道蕊加入中國國籍的記錄，1967年調回國內的時間節點——各方面的線索都指向這兩個人。

調查組通過人事離退休管理處輾轉找到了劉本昆夫婦的聯系方式。他們住在北京西郊一棟老式職工宿舍樓里，是八十年代統一分配的住房，面積不大，陳設簡樸，客廳墻上掛著一幅徐悲鴻奔馬圖的復制品，旁邊貼著幾張發黃的銀行年度合影照片。

調查組一行三人帶著當年的匯款單復印件和存單明細上門，向他們說明了情況。工作人員當場宣讀了周恩來1967年在匯款單上的親筆批示，一字一句念得很清楚：理應退回。并解釋說這筆錢按照規定必須歸還。

劉本昆老人坐在沙發上聽完，沉默了很久，然后搖搖頭說了一句話，聲音不大但很穩：這筆錢三十年前就是給國家的，現在退還給我們，沒有意義了。

劉道蕊在旁邊沒有說話，只是把茶杯往調查組幾位年輕人面前推了推。

按照中國銀行的規定，這筆錢如果當事人堅決拒收，需要出具書面意見，明確表達放棄所有權的意愿。在工作人員的再三解釋下，兩位老人商量了一會兒，各自在一張普通的白紙上寫下了一行字。劉本昆寫的是：建議將此款及累積利息全部用于設立獎勵基金，以表彰為中國金融事業作出貢獻的優秀員工。

劉道蕊在旁邊加了一句話：請允許我們隱去姓名。

中國銀行總行最終采納了老人的建議。1998年，“本昆基金”正式設立，成為中國銀行內部專門用于獎勵業務技術能手和海外風險防控先進個人的專項基金。基金的名稱去掉了姓氏，只留了老人的名。

1998年冬天，劉本昆在北京病逝。臨終前他跟妻子說了一句話，語義很簡潔：別讓年輕人記住我們，把規矩記住就好。

劉道蕊在多倫多跟女兒生活了一段時間，2013年因病去世。她遺囑里特別列了一條，把自己珍藏了幾十年的一枚結婚戒指捐給中國銀行博物館。那枚戒指是1947年劉本昆在倫敦一家老牌珠寶店給她買的，戒面不大，內圈刻著一行英文字母，因為年代太久已經有些模糊了，隱約能辨認出來的是L.B.K和日期。

周恩來在1967年批那四個字的時候，想必非常清楚這筆錢一旦被退回，對這對普通銀行職員意味著什么。他一生經手過無數捐贈，這個數額并不是最大的，但他在處理方式上的嚴格和謹慎始終如一。國家的錢不能多拿一分，私人的錢也不能占一分，這條規則貫穿了他整個政治生涯。而對劉本昆和劉道蕊來說，他們的邏輯同樣簡單：國家是他們的，錢也是國家的。三十年前就把錢給出去了，三十年后自己已經老了，還能再要回來不成。

中國銀行那間博物館里，那枚戒指被放在一個玻璃展柜的角落，旁邊是一張泛黃的1967年匯款單的復印件，和一張周恩來親筆批示的文件掃描件。四個藍黑色鋼筆字，壓在那張薄薄的紙上，三十多年前寫過一次，查賬時又翻了出來，力道沒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