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文｜孫玉良
從北京走到南京，再從南京返回河北，一路上聽到的“倒閉”與“下崗、失業”的聲音不絕于耳。在列車上，一個做IT的四十歲中年人跟我聊天，他說聽到下崗兩個字就瑟瑟發抖，因為擔心每月三千多元的房貸沒有著落。但在單位上班，老板對他頤氣指使的態度，又讓他很不開心，所以非常抑郁；在老家，一位64歲的老鄉也失業了，他在建筑隊上班，因為遲到了十分鐘，又跟老板拌了幾句嘴，被當場炒了魷魚。當“倒閉”與“失業”不再只是新聞里的冰冷數字，而成為朋友圈里的嘆息、鄰居家的變故，甚至鏡子里的迷茫時，我發現了一個殘酷的現實：在“唯錢是舉”的游戲規則下，人的價值正在被簡化為一串財務數據，引發全民焦慮。我想對“金錢拜物教”發起一場靈魂拷問，我希望以錢為唯一導向的社會走向終結。
在以錢為唯一導向的社會里，資源配置的邏輯極其單一：盈利就是“硬道理”，虧損再有理也不行。這種邏輯在上升期或許能激發效率，但在下行期則會顯露出冰冷的一面。當企業為了賬面好看而大規模裁員，當個人為了生存被迫放棄理想，我們看到的不是“優勝劣汰”的生物學進化，而是“價值異化”的社會學悲劇。當整個社會把“有錢”等同于“成功”，把“沒錢”等同于“失敗”時，失業就不僅僅意味著失去收入來源，更意味著被貼上“無能”的標簽。這種精神層面的碾壓，有時比物質匱乏更具破壞性。它讓人們在追逐數字的過程中，遺忘了勞動本身應有的尊嚴與創造帶來的喜悅。
我提出終結“唯錢論”，并不是要徹底否定貨幣的作用，而是要將其從“神壇”上拉回“工具”的位置。一個健康的社會，應當像一座茂密的森林，除了高大的喬木，還應容納灌木、草本與苔蘚。這意味著我們需要重新定義“成功”與“貢獻”：第一，承認非生產性勞動的價值。照料家庭、社區服務、藝術創作、知識分享——這些難以用GDP衡量的活動，也是社會韌性的基石。當經濟浪潮退去，支撐人們渡過難關的往往是這些“無用之用”；第二，重構企業評價體系。企業的社會價值不應僅看股價與利潤，還應看其在危機中保住了多少崗位，看它是否愿意與員工共渡難關。那些在困境中依然選擇不裁員、降薪不減福利的企業，或許更值得尊重。比如劉強東的京東，就是一個好榜樣；第三，探索共益經濟模式。越來越多的實踐表明，合作社、社會企業、共益公司（B Corp）等組織形式，能夠在追求利潤的同時兼顧公平與可持續。這種模式的普及，或許能提供一種不同于“血汗工廠”的生存樣本；第四，多措并舉助推高質量發展，完成中國經濟陣痛期的突圍。現在中國處于經濟轉型的陣痛期，房地產業的衰落與AI經濟的崛起，讓不適應的企業和個人無所適從。政府相關部門應起到良好的引導作用，如天津舉辦醫療人工智能研討會探討數字醫療路徑，河南淇縣躋身全國農村電商領跑縣，甘肅平涼布局低空經濟等，就做得很好。
當然，從“單一金錢崇拜”轉向“多元價值認同”，并非一蹴而就。這需要制度的托底，比如完善的社會保障網，讓失業者不必因生存恐懼而陷入絕望；也需要文化的重塑，讓媒體與教育不再只吹捧“財富神話”，而是贊美那些在平凡崗位上堅守匠心的人。經濟的周期波動終會過去，但如果我們不能從這次蕭條中學到點什么，不能意識到“以人為本”比“以錢為本”更具有長期生命力，那么即使復蘇到來，我們依然可能在下一個泡沫中重蹈覆轍。當倒閉與失業的聲音不絕于耳，或許正是我們靜下心來，聆聽內心深處對于尊嚴、歸屬與意義渴望的最佳時機。讓“錢”回歸交易媒介的本位，讓“人”成為發展的目的，這不僅是理想主義的呼喚，更是現實生存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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