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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底,一個大熱天的下午兩點,84歲的克里斯托夫·德·梅尼爾已經來到長島的水磨坊中心,忙著布置一場展覽。
這是當地一年一度的藝術慈善晚會,已經舉辦了快30年了,克里斯托夫幾乎一場沒落。因為操辦這個地方的,是先鋒戲劇導演羅伯特·威爾遜,她這輩子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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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特·威爾遜)
1975年,克里斯托夫在百老匯觀看了一場威爾遜的實驗戲劇《致維多利亞女王的信》后,便開始資助他的事業。她寄給他一張2.5萬美元的支票,并附上了一張紙條,上面寫著:
“感謝您創作了這部精彩的作品,一個無名氏。”
到了1992年,威爾遜在長島的水磨坊開設了他的藝術空間,克里斯托夫是他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她每年都會回來捐款,并幫助威爾遜布置會場。
到了傍晚,晚會開始了。克里斯托夫換上一身自己設計的薄紗長裙,上面點綴著樹葉一樣的鏤空剪影,這是她最喜歡的圖案,身上的首飾也都采用了這樣的造型。
在白色的大帳篷底下,她挽著伴侶阿麗娜·莫里尼的胳膊,一桌一桌地招呼客人。天快黑的時候,攝影師給她拍了一張照片。照片里她微笑著,神情恬靜,她那一頭白發在一眾名媛中分外扎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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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挽著莫里尼)
這是她最后一次出現在公開場合,看上去還是那樣高貴,自信。
直到8年后的2025年,這場晚會第一次在沒有威爾遜,也沒有克里斯托夫的情況下辦起來。威爾遜在7月31日去世,享年83歲;不到一個星期,她也走了,92歲。
她最后那幾年到底是怎么過的,藝術圈里議論了很久。那個曾經活躍在人們眼中的女子,在女兒塔雅和外孫麥克斯的照顧下,臨終之前卻變成了一個沒人能見到的隱居者。
她離自己一輩子用心結交的朋友很遠很遠,身邊卻圍著一群用她朋友的話來說,“她根本不需要的陌生人”。
從2021年起,莫里尼更是開始一份一份地往法院遞材料,指控塔雅把自己的母親困在了曼哈頓東81街那套公寓里,屋里有放壞的食物,照護的人也不上心。
塔雅反擊稱莫里尼是個騙子,可克里斯托夫的朋友們,都在法庭上站在了莫里尼這邊。還有些老朋友干脆把話捅給了小報。威爾遜在2021年對一家媒體說:
“我很擔心她。克里斯托夫是我最長久、最親密的朋友之一,我試著聯系她一年多了,一直沒有回音。非常讓人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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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被囚禁在81街的公寓里)
要弄明白克里斯托夫是怎么走到這一步的,得先回到她還是個小女孩的時候。
1933年,克里斯托夫出生在巴黎。她的母親是石油公司斯倫貝謝的繼承人之一,這家公司的技術據說一度應用在了全球七成的油井上。
1941年,這家人為了躲避納粹逃出了法國,最后落腳在斯倫貝謝美國總部所在的休斯頓,同行的還有克里斯托夫的弟弟和妹妹。
這家人和當地那些“石油暴發戶”不太合得來:他們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帶著口音,品味也高。當別人還搶著住金碧輝煌的大宅門時,他們卻請來建筑大師設計了一棟極簡的平層住宅。
他們還有收集藝術品的愛好。沒過多久,房子里的藏品越來越多,這棟房子也成了“梅尼爾美術館”——這是全美最大的私人現代藝術博物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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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的老宅已經變成了著名的美術館)
總而言之,對藝術,這對父母是真上心,但對孩子就未必了。
剛到休斯頓不久,克里斯托夫的父親就要去委內瑞拉打理南美的生意,孩子們則被一股腦地丟給了親戚,而且一待就是兩年半。
作為長女,克里斯托夫后來說,比起養孩子,父母更熱衷于工作和收藏。
有一次,父親正在清點剛買回來的藏品,年紀尚小的她額頭上貼了一張貼紙走進了辦公室。“看看我,”她對父親說。“我也是一件藝術品。”
母親那邊也是一樣,甚至連她自己都承認了。“我對待孩子的方式是一種罪。”——這句話后來被作家記進了克里斯托夫父母的傳記當中。
不過有一件事克里斯托夫始終感謝父母:是他們把她和弟弟妹妹領進了藝術的大門。克里斯托夫很有鑒賞天賦,十幾歲時,她去法國參觀藝術家的工作室,回來之后她逢人便夸一個當時還沒什么名望的畫家。
這人叫亨利?馬蒂斯,是法國畫家、雕塑家及版畫家,野獸派的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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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馬蒂斯)
20歲時,她已經結識了超現實主義畫家雷內·馬格利特,瑞士雕塑家阿爾貝托·賈科梅蒂,德國畫家馬克斯·恩斯特等許多藝術家。
當她第一次在社交場上亮相時,穿的更是天才設計師查爾斯·詹姆斯所設計的四葉草禮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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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穿著四葉草禮服)
后來她進了巴納德學院,沒讀多久就退了學,一頭扎進了紐約的波西米亞圈子。
在這個圈子里,她遇到了一個古怪的、十八歲的哈佛學生。二十六歲那年,兩人結了婚,很快就生下了他們唯一的孩子,塔雅。
可變故也很快到來了。
一天夜里,克里斯托夫正在給塔雅換尿布,車庫里傳來一聲尖叫。她跑過去,發現丈夫在換輪胎時,把自己的左眼弄瞎了。
這是一場飛來橫禍,卻意外把這個男人送上了另一條道路。他突然覺得,這種整天喝著香檳,對著墻上的名畫發呆的日子不適合他,他要去土耳其和印度尋找自我。
于是在1961年,兩個人離了婚,他也再也沒回來看過塔雅。
對了,多說一句,這個前夫后來又結婚了,還生了個女兒叫做烏瑪·瑟曼——就是《殺死比爾》的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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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瑪·瑟曼是塔雅同父異母的姐妹)
一個人帶著女兒之后,克里斯托夫把自己越來越深地埋進藝術里。她的家幾乎成了當地方興未艾的藝術圈的據點,一群難以捉摸的藝術家們趁著午夜在她家里點著火把開“偶發藝術”派對。
美國藝術家安迪·沃霍爾曾是克里斯托夫的座上賓。他在日記里寫道:“她看上去美極了,像一幅老式版畫。頭發盤著,身材小小的。”
仿佛像個循環一樣, 克里斯托夫在這邊忙著藝術,塔雅又被丟給了助手和保姆照顧。事實上,克里斯托夫并不是不在乎女兒,恰恰相反,她是太害怕自己變成當年那個母親了。
一個給她當過助手的人回憶說:“她真的很過意不去,覺得沒能給女兒一個穩定的父親。她覺得自己的母親嚴厲又疏遠,她害怕自己在女兒眼里也變成那樣,所以才躲得遠遠的。她真心希望塔雅過得比她小時候好。”
她的辦法,就是給女兒全部的自由和花不完的錢。
一個親戚說,塔雅生來就有花不完的財富。家里除了規矩什么都有,塔雅喜歡粉色,喜歡游泳池,克里斯托夫就買下一棟三層房子,改造成一個帶著泳池和粉色燈光的房子。
一年夏天,母女倆來到東漢普頓海邊度假,塔雅在那迷上了騎馬。
后來當地一個馬展快辦不下去了,克里斯托夫就出手把它接了過來,做成了如今很有名的漢普頓馬術大賽。為了女兒,她可以做到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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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在漢普頓馬術大賽上)
就這樣,塔雅一邊長大,一邊看著母親一頭扎進室內設計、珠寶、時裝的領域。當時克里斯托夫已經穩穩坐上了紐約藝術圈舉足輕重的位置。
而在那幾年,塔雅也在玩。她是個聰明,有靈氣的姑娘,一頭金色直發,藍眼睛,人們常在俱樂部里看到她。
某一天夜里,有人給塔雅介紹了一位四處漂泊、玩搖滾的浪子。1981年,二十歲的塔雅嫁給了他。頭一個孩子達什很快出生,隔一年是女兒卡羅琳,1984年又添了小兒子麥克斯。
后來這段婚姻以離婚收場,幾個孩子跟著塔雅,在中央公園西邊的公寓里長大。
當上外婆的克里斯托夫高興壞了。“她把日子過得特別好玩,有點魔法的意思,”外孫女卡羅琳說。“她絕對不是那種普通外婆。她會罵人,愛講別人壞話。”
孩子們管她叫“普羅塞克”,因為她天天喝這種氣泡酒。她在東漢普頓海邊有一棟莊園,帶六十英尺的泳池和一片私人沙灘。有一次,她用綠色玻璃紙剪出來小魚,把按摩浴缸布置成了海底的樣子。
“她總會給我們弄點稀奇古怪的東西出來,”卡羅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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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和女兒塔雅的合影)
克里斯托夫很愛這幾個孩子,可裂痕也是從他們開始的。
達什14歲的那年特別難管,老是離家出走。塔雅那時候已經再婚了,她覺得這個野小子該去上個嚴厲的寄宿學校,就把他轉學到了佐治亞州一所以“管教”出名、如今已經倒閉的學校。
“就是那種‘有錢人把孩子扔掉’的營地,”達什的一個朋友這么形容它。
多年以后,這個學校因為虐待學生上了國會聽證。“那兒的大多數孩子都是法院強制送來的,”達什說。“可我媽,是花錢把我送進去的。”
因為這件事,他一輩子沒原諒她。
在學校待了兩年后,達什給外婆寫信訴苦。克里斯托夫二話沒說,寄給達什一筆錢,讓他坐火車逃回紐約。
塔雅氣壞了,覺得母親在插手自己管教孩子,于是轉頭就去申請了限制令,不許克里斯托夫再見外孫。克里斯托夫也沒多說話,轉手就把自己東81街新公寓的鑰匙塞進了達什手里。
在塔雅看來,這就是背叛,讓母女之間的關系產生了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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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什和母親塔雅的合影)
或許是家族血脈作祟,達什混跡在紐約街頭,成了一名涂鴉藝術家。他沒事就在街頭嗑藥,或者在墻上噴字。困了累了,就回到外婆給準備的高級公寓里睡覺。
達什認識了不少“街頭藝術家”,他經常把這些人一起帶到公寓里。有攝影師,有藝術家,有時候連他在路上噴漆時碰到的搭便車的陌生人,也一起帶回來。
達什的前妻說:“他把這些亂七八糟的人帶回來,克里斯托夫卻從來都不介意。達什的朋友就是她的朋友。”
每次達什出門去涂鴉之前,克里斯托夫都會讓助手給這群小伙子們發啤酒。第二天早上,她還會關心一句:“昨晚出去涂鴉得怎么樣啊,小伙子們?”
達什的一個朋友說,他們有時候看到克里斯托夫從某個晚宴上回來,一身正裝禮服,戴著一堆首飾,跟小亮片似的。
“我們本以為有錢人都跟大富翁棋盤上那個老頭一個樣,但她特別開放、熱情,一點沒把我們當外人……她永遠是那個白頭發的克里斯托夫。我以為她會永遠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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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
在達什第一次結婚的八年里,這家人的感情總是很緊繃。達什沒見過塔雅幾面,塔雅也沒見過克里斯托夫幾次。
“每一次見面都是災難,”達什的前妻說。當時這對夫婦住在克里斯托夫的家里,她給他們做飯。“她有個白菜湯的菜譜,用意大利番茄煮的,五天能讓你瘦十斤,”外孫媳婦說。“可惜她沒趕上TikTok的時代,她可太會過日子了。”
而莫里尼也是在這段時間來到了克里斯托夫的身邊。
1990年代末,達什經常泡在一家餐館里,他的前妻就是那的服務員,莫里尼則是餐廳經理。“達什看著就像街上的耶穌一樣,”莫里尼說起她對達什的第一印象。
也是通過達什,莫里尼認識了克里斯托夫。因為她也有一半法國血統,兩個人從開始就很投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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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和莫里尼)
那段時間,達什在街頭藝術家圈子里的名氣越來越大。雖然不掙錢,但有姥姥養著他,他衣食無憂。
2007年,達什和一個朋友辦了個藝術展。倆人在畫廊里塞滿了2000本撕碎的電話簿,又請了一幫人來開派對,一連瘋了五個晚上。
據說這場展覽重現的是他們多年來嗑到失控時、在各地旅館砸出來的那些“老鼠窩”。
那段時間,達什深陷毒品當中。他變成了一個消瘦的,留著大胡子的頹廢“藝術家”。而當時的藝術圈很樂于接受他這樣一個出身名門的浪子,他們很快就把他吸毒的行為浪漫化了。
達什失控了。他沒法控制毒癮;他和前妻分了手,跟另一個女人生了個女兒;有一陣子,他父親跟他搬到了一起,倆人一起吸著海洛因。
克里斯托夫想拉他一把。她找到當初住在她家里的那些“朋友”,求他們照看達什。可時間長了,這些朋友也放棄了達什,達什像個瘋狂的兔子,一直在逃跑,他們真的沒法負責。
兩年后,達什因為吸毒過量死了,才2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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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親吻達什)
追悼會上,克里斯托夫悲痛欲絕。
達什的前妻說:“他是她一生的摯愛,這毫無疑問。沒有人能像他那樣,深深地走進她的心里。”
但克里斯托夫痛苦的也不只是達什的死,她也擔心,達什的死會讓她和女兒之間再也沒有回轉的余地了。
塔雅沒來追悼會,“作為一個母親,眼看著達什被毒癮一點點毀掉,是我這輩子最痛的經歷,”她當時在一份聲明里說。“我所做的努力,似乎只是在我們之間劃出了一道痛苦的裂痕;而這道裂痕,又加深了我對他這場毫無意義的死亡的悲傷。”
四年后,達什的父親,在達什生日那天,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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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
達什走后,克里斯托夫和曾外孫女,以及孩子的母親(達什后來的妻子)一直保持著來往。
她想參與到孩子的生活里,她會帶曾外孫女去上音樂課,去吃達什生前愛去的日料。“她對有些人可能不好相處,可一跟這孩子在一起,她就是個天使,”孩子的保姆說。
接下來的十年,她把自己交給了慈善,一次次出現在各種義賣會上,還重新拾起了擱置多年的珠寶和時裝生意。莫里尼起先來幫她打理公關,慢慢地,越來越像一個住在家里的伴侶兼助手,幫她安排各種約會和活動,也包括東81街那套公寓里的晚宴。
那幾年,她和塔雅幾乎沒什么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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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和莫里尼的合影)
直到2019年前后,母女倆終于重新有了聯系。
起因是克里斯托夫的妹妹阿德萊德的身體出了狀況,這個妹妹越來越常住到塔雅的家里了。克里斯托夫的弟弟喬治有些不放心,于是提交了一份訴狀,把塔雅和她兒子麥克斯都列了進去。
他說阿德萊德受到了影響,塔雅和麥克斯兩人改寫了她的遺囑和信托,把麥克斯定為了唯一的受益人。
兩家打了幾年官司,最終庭外和解,一位政府指定的監護人接管了阿德萊德的財務。喬治說:“謝天謝地,我們把阿德萊德從他們手里救了出來……”
也就是在這前后,克里斯托夫和塔雅之間的母女關系也起了變化。
一次談到遺產安排時,87歲的克里斯托夫同意了重立遺囑,并把自己的生活全交給塔雅和麥克斯打理。
于是,家里的晚宴停了,外面燈紅酒綠的生活到頭了。
塔雅雇了一隊專門照顧老人的看護看著克里斯托夫。又把打理探視的事交給了自己的律師。誰想見她,得先經過律師安排。
她名下的房產陸續掛牌賣掉,其中海邊那棟莊園,被時裝設計師赫爾穆特·朗以一千零二十萬美元買走。
2021年1月,塔雅辭退了莫里尼,理由是克里斯托夫和莫里尼發生了爭吵。莫里尼被趕了出去,公寓的業主委員會把她擋在了樓外。
幾個星期后,莫里尼沒打招呼,出現在公寓門口。一個護工打開門,莫里尼說,她看見了克里斯托夫,克里斯托夫喊了一聲“露露”,那是她們兩個人之間專屬的昵稱。
兩個人剛抱在一起,家里的護工就報了警,莫里尼以“擅闖”的罪名被抓走,在牢里待了三十個小時。她向紐約州最高法院遞交材料,就這次被捕索賠五百萬美元,并指控克里斯托夫被“像犯人一樣”關在自己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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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托夫寫給莫里尼的紙條,她希望莫里尼和她住在一起)
女兒“囚禁”母親,這是一個可怕的指控。可克里斯托夫的朋友們卻都站在莫里尼這一邊。
一位曾經在水磨坊工作過的人說,他在2021年3月探望了克里斯托夫,情況很不對勁:“一進公寓,我就被一股食物腐爛的酸味嗆到了,應該是放了好幾天了。屋子里很臟,克里斯托夫神情落寞。”
另一位曾經為克里斯托夫的父母寫傳記的作家表示,他為克里斯托夫姐妹的處境感到擔憂:“他們(塔雅母子)一門心思想要拿到這兩姐妹的財產,這是我見過的最令人震驚的虐待老人、背叛家人和貪婪的行為之一。”
“如果這種虐待繼續下去,我不確定這兩位幾十年來為我們付出那么多的女性還能陪我們多久。”
情真意切,但指控因為證據不足,最終被法院駁回了。
到后來,克里斯托夫的老朋友們再也見不到她了。早年間給她工作,后來成為朋友的一個人說:“以前我按個門鈴,說一句‘嘿,克里斯托夫’就行了。突然之間,就多出了這么一整套規矩。”
他得先聯系塔雅的律師,律師再去聯系護工。
“他們會說,‘她很想見你,她常提起你,可現在真的不太方便。’我心里就想,到底能有什么事,忙到不方便?這種情況經常發生。”
連外孫女卡羅琳,想見外婆也得預約。
“我會問,‘我能不能這天這個點來?’大多數時候,答案都是‘不行’,”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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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的克里斯托夫被軟禁在家里)
克里斯托夫最后一次沒人看著自己出門,是在2021年2月。那年冬天很冷,她溜了出去。護工半夜在中央公園里找到了她:一個人,神志不清,蓬頭垢面,那頭標志性的白發亂成一團。
人們再見到克里斯托夫,是快到她92歲生日的時候,也就是去年2月。
“她腦子其實還很清楚,”朋友說。“但莫里尼不在之后,我確實看到她在退化,就那么坐著,電視開著,被一堆護工圍著。我不能說那些護工在虐待她,可他們不搭理她。莫里尼會帶她去看展、看電影、吃飯。她不會讓她生銹。”
卡洛琳從19歲到25歲,斷斷續續地和外婆住在一起。她最后一次去到那套公寓,是外婆去世的半年前。
她被眼前的景象嚇了一跳。
“墻上的畫全被取走了,書架上的書也沒了。整個屋子空空蕩蕩。太不真實了。我當時就想,這是電影布景嗎?到底出什么事了?”
她更愿意記住的,是另一個畫面:她自己的畫廊開幕那天,護工讓外婆來了。“她高興壞了,”卡羅琳說,“她都不想走。那天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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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琳和克里斯托夫的合影)
最后那幾年,還能定期見到克里斯托夫的,只剩下她的曾外孫女,還有她的妹妹阿德萊德。當年逃出歐洲、以難民身份來到美國時,姐妹倆一個八歲,一個六歲。而在生命的最后幾年,她們每個周末、每個重要節日都見面,身邊通常跟著各自的護工。
就是在這樣一次探望中,阿德萊德告訴克里斯托夫,威爾遜在他位于水磨坊的家中去世了。“哦,不,”她說。然后,阿德萊德把訃告念給她聽。妹妹和護工離開的時候,克里斯托夫躺在床上,手里攥著那份報紙。
四天后,她也走了。
告別儀式辦得很小。塔雅沒有來。
ref:
https://nymag.com/intelligencer/article/christophe-de-menil-last-day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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