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澳門富商馬萬祺在1986年建議中央在澳門駐軍，中央對此當時到底是如何回應的？
1996年盛夏的夜里，氹仔舊區傳來斷續槍聲，巡邏的葡警匆匆而來，卻被圍觀者指指點點，不到十分鐘，又有摩托疾馳而去，留下彈殼與驚魂。
那兩年，黑幫爭地盤、賭廳欠債撕票的新聞幾乎天天見報，賭場雇員下班得結伴回家，茶樓老板干脆提前打烊。街頭盛傳一句話：“天黑別出門?！?/p>
局面并非突然惡化，早在1952年的“關閘事件”與1966年的“12·3”血案，澳門就嘗過缺乏硬性威懾的滋味。一次是邊防哨位糾紛演成交火，一次是殖民警察鎮壓示威導致數百人死傷。
葡方隨后把軍人換上憲兵服，表面說“撤軍”，實則治安仍掌握在殖民當局手里，華人社團只能自保；每逢風波，遠在廣州的家屬提心吊膽。
這種長期的不安，讓一個生于1919年的廣東南海人坐立難安。馬萬祺，既是大茶樓掌柜，也是馳名粵港澳的實業家，更是抗戰時寫下《守土》的詩人，被臧克家笑稱“寫詩的商人”。
1938年，他把運貨船改裝成救傷船，往來西江運藥品和稻米；1950年，他在廣州慰問解放軍時說：“國家要強，商人也得有擔當?！睅拙錁闼卮髮嵲挘瑓s贏得滿堂喝彩。
改革開放后，澳門經濟騰飛，博彩業如火如荼，馬萬祺看在眼里，卻更擔心“富而不安”。他常對后輩說：“家底再厚，一晚槍聲就能燒光?！?/p>
1986年6月，中葡第五輪會談在北京舉行。葡方代表挑明：主權可以交，還要堅持“澳門不駐中國軍隊”。馬萬祺得知消息，心里“咯噔”一下。
他立即飛抵北京，找到熟識已久的新華社港澳辦同志：“不能再拖了，回歸之后若無駐軍，黑白兩道都會來試探底線。”那位同志答：“此事重大，馬上呈報。”
“如果沒有子弟兵，澳門就像沒門的屋子?！彼趥渫霞又剡@一句。三天后，工作人員轉達中央領導話語：“明白你的擔憂，駐軍是必要安排，請你放心。”
1998年9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澳門特別行政區駐軍法》，條文寫得簡練卻硬氣：駐軍行使防務，不干預地方事務，必要時協助維持社會治安。
1999年12月20日凌晨，解放軍車隊穿過友誼大橋，雨衣上的水珠映著街燈。人群自發鼓掌，馬萬祺擠在人堆里，拍了拍身旁的小伙子，“你看，他們來了，天塌不下來?！?/p>
此后幾年，持槍搶劫案驟降，黑幫火并逐漸銷聲匿跡，昔日黃昏就落鎖的鋪面重新亮燈。有人統計，旅游人數翻番，賭稅收入節節高，金融機構也敢把金庫設在半島心臟地帶。
有人問馬萬祺：“當年若中央拒了你的建議，會怎樣？”他沉吟片刻：“那就得靠天祈福了，可國家從不把命運押在運氣上?！闭f罷，他舉杯，可樂代酒，敬那支始終守望的旗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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