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將陳友諒的妃子賜給朱標那晚此女對朱標說：妾身有一信相贈

文｜老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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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俗話說，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自媒體上一直瘋傳著一個故事：陳友諒的遺孀被賜給太子朱標的那天夜里，遞上了一封足以顛覆大明江山的密信。這種又香艷又權謀的橋段，滿足了很多人對宮廷秘聞的幻想。

可真實的歷史里，東宮壓根就沒躺過這么一封密信。如果非要說有，那這封信其實正以一種非常荒誕的方式，裝訂成冊、頒行天下，端端正正擺在洪武年間每一個普通百姓的案頭和灶頭上。它就是大明帝國至高的法典，《御制大誥》。

一個開國皇帝，干嗎非要把自己搶奪戰敗政敵妻妾這點后宮隱私，寫進全國人手一本的普法書里？這封攤開給天下人看的坦白，到底是他的坦蕩，還是他一輩子甩不掉的夢魘？

今天老達子就來跟大家聊聊，這封寫進大誥的信背后，朱元璋到底在糾結什么～

東宮驚變

自媒體文章最愛描繪的場景，是深夜東宮里搖曳的燭光。陳友諒那位風華絕代的妾室，含情脈脈又滿懷深意地望著皇太子朱標，遞上一封寫滿復仇計劃或身世之謎的密信。

在明代的宗法禮制里，朱標的身份非常特殊。他是朱元璋傾盡心血培養的接班人，由宋濂這些儒學大師一手教大，一言一行都得照著儒家圣人的標準來。朱元璋要是把戰敗對手的妾室賜給自己的嫡長子，在政治上無異于自殺。這既違背了明朝的倫理綱常，在法理上也根本說不通。

大明開國之初，就立下了非常嚴苛的后宮與婚姻規矩。根據《大明律·戶律·婚姻》里妻妾失序一條的規定：

“其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

大明律連普通百姓納妾都管得這么死，皇室的表率作用更不用說。它的本意就是要用嚴苛的禮法，把天下人的私德都框進規矩里。朱標是儲君，娶妻納妾有一整套繁瑣禮儀，宗人府層層把關，連最后蓋個章的程序都馬虎不得。

朱標要真在東宮收下這么個特殊女子，等他的就是文官集團鋪天蓋地的口誅筆伐，弄不好儲君之位都保不住。更要命的是，在朱元璋那套嚴厲的家庭秩序里，長幼尊卑一絲一毫都不能逾越。所以所謂的東宮送信，不過是后世文人為了迎合市井口味編出來的拙劣謊話。

帝王自白

朱標壓根沒見過這位女子，那她最后去了哪兒？真相其實更值得玩味。朱元璋攻破武昌、徹底打垮陳友諒之后，真正把陳友諒的妾抱上龍床的人，不是別人，正是這位開國皇帝自己。

這里得多說一句。正史《明史·后妃傳》只寫了達定妃生下齊王朱榑、潭王朱梓，壓根沒提她的出身。至于這位達定妃就是陳友諒的妾室，以及她叫阇氏還是達蘭這些名字，全都出自《罪惟錄》《名山藏》一類明末清初的野史筆記，屬于后人的推斷，不是正史定論。連朱元璋自己寫的《御制大誥》里也只提了句伊妾，沒寫姓氏。不過，這個推斷史學界基本認了。

朱元璋納她為妃，本來是封建帝王身上稀松平常的事。可朱元璋偏偏是個非常特殊、有點神經質的皇帝。他一邊沒管住自己的欲望，一邊又有非常強烈的道德潔癖。

于是在他親自撰寫、頒行天下的《御制大誥·初編·諭官無作非為》里，我們看到了這位開國皇帝讓人瞠目結舌的自我解剖。他寫道：

“朕當未定之時，攻城略地，與群雄并驅十有四年余，軍中未嘗妄將一婦人女子。惟親下武昌，怒陳友諒擅以兵入境，既破武昌，故有伊妾而歸。朕忽然自疑：于斯之為，果色乎？豪乎？智者監之。”

這段話翻成大白話，就是朱元璋在向全國臣民交底：我在群雄爭霸的十四年里，軍中從沒亂碰過一個女人。唯獨攻下武昌那回，因為恨陳友諒擅自帶兵入境，破城后就把他的妾室帶回來了。后來我自己犯起嘀咕，我這么做，到底是好色呢，還是逞英雄呢？明白人自己掂量吧。

一個皇帝，在全民普法的讀物里主動抖摟這種私事，把自己那點糾結寫進全國強制人手一本的法典里，這種事在整個中國帝王史上都非常罕見。

這既是朱元璋在自我標榜、給自己洗白，想用這種看似坦蕩的交底，把搶占對手妾室的污點抹平。可他萬萬沒想到，這番掏心窩子的話，反倒給后世野史留下了最權威、最豐富的素材，讓文人們有了無限遐想的空間。

一個戰敗國女子的低調求活

自媒體筆下，這位陳友諒的遺孀被寫成了一個身懷遺腹子、忍辱負重、在深宮里密謀復仇的女人。

真實的達定妃，在洪武后宮里到底過得怎么樣？

據《明史》記載，達定妃先后生下齊王朱榑和潭王朱梓，兩人都是洪武三年封的王，說明她在后宮待了相當長一段時間。可從朱元璋在《大誥》里流露的那點自我懷疑來看，這段關系從一開始就壓著一層抹不掉的道德陰影。

在那個動不動就剝皮揎草、株連九族的洪武朝，一個戰敗國的未亡人，能活下來還能生兒育女，本身就需要莫大的智慧。明廷對待戰敗者的家屬，其實有一套冷酷卻管用的安置辦法。根據《明史·陳友諒傳》的記載：

“友諒死，張定邊等迎其子理還武昌，立之，改元德壽。……理出降。理至應天，太祖曰：'童子何罪。'府庫財物恣理取，旋應天，授爵歸德侯。”

陳友諒敗亡后，他兒子陳理投降，朱元璋對他說童子何罪，不光讓他隨便拿府庫里的財物，還封他做了歸德侯。但沒過多久，為了把隱患徹底掐死，朱元璋還是把陳理遠遠送去了高麗。

在這么個高壓環境里，作為陳理庶母的達定妃，最聰明的做法就是讓自己盡量低調。不顯山露水，不爭寵，不記恨，什么后宮風波都不沾。

在兇險莫測的明初后宮，閉嘴裝低調是她保命的唯一法子。那些所謂的復仇計劃，對她來說不只是不現實，而是要滿門抄斬的滅頂之災。

烈火焦土

可民間的獵奇心是沒有盡頭的。既然達定妃在后宮活了下來，野史就非得給她安一個復仇的結局。于是民間傳說，達定妃進宮時已經懷了陳友諒的遺腹子，這個孩子就是后來的第八子潭王朱梓。據說朱梓長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舉兵替生父陳友諒報仇，失敗后在藩邸自焚。

真實的記載卻跟復仇八竿子打不著，是一場由朱元璋晚年瘋狂清洗逼出來的徹底絕望。

根據《明史·諸王傳》記載：

“潭王梓，太祖第八子。洪武三年封。十八年就籓長沙。梓英敏好學，善屬文。……妃于氏，都督顯女也。顯子琥，初為寧夏指揮。二十三年坐胡惟庸黨，顯與琥俱坐誅。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諭，且召入見。梓大懼，與妃俱焚死。無子，除其封。”

潭王朱梓英敏好學、善寫文章，洪武十八年就藩長沙。他的王妃于氏，是都督于顯的女兒。倒霉的是，洪武二十三年，于顯的兒子于琥卷進了那場著名的胡惟庸黨案被處死，于家滿門受到牽連。

遠在長沙的潭王朱梓嚇壞了。朱元璋聽說后，派使者去安撫，還召他進京面圣。可那個動不動就滅門、百官上朝前要先跟家人訣別的年頭，朱元璋這一安撫，落在朱梓耳朵里無異于閻王爺的催命符。朱梓極度恐懼，最后拉著王妃于氏，在王府的大火里一起燒死了。

長沙城那場大火，根本不是什么前朝遺脈對朱明王朝的復仇，而是一個被父親那套鐵血手段嚇破了膽的年輕皇子，在絕望里的悲慘自毀。

野史把他的死說成替父報仇，既蓋住了朱梓作為胡惟庸案受害者的真悲劇，也粉飾了明初那場人人自危的政治風暴。

老達子說

朱元璋一輩子極度自信，也極度想攥緊一切。他用最狠的刑罰整治貪官，連百姓的私事都要拿細碎的法條管起來。最離譜的是，他連自己搶占對手妾室這種事，都要寫進全國人手一本的《大誥》，攤開給全天下看，自問一句到底是好色還是逞英雄。他本想靠這份坦蕩，立一個無可挑剔的道德形象，把那點污點抹干凈。

可他怎么也沒料到，歷史跟他開了個大玩笑。這幾句掏心窩子的話傳了幾百年，反倒被后人發酵成東宮密信、遺腹子復仇的離奇大戲。真相比任何編造都諷刺：在一個連說話都得小心翼翼、不敢議論朝政的年代，人們只能拿皇帝的后宮八卦當宣泄口，用最熱鬧的方式去戲弄那個讓他們恐懼到骨子里的至高權力。

歷史里沒有那封密信，也沒有什么忍辱負重的復仇女人。只有金陵深夜的冷風里，那個坐在龍椅上的洪武皇帝，對著自己親手寫下的《大誥》，反復咀嚼那句一輩子沒找到答案的自問：到底是好色，還是逞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