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學平｜代理的一起行政訴訟案件實現二審逆轉勝

這些年，除了主要代理刑事案件以外，我也會偶爾代理一些行政訴訟案件和刑民交叉類案件。跟刑事辯護一樣，行政訴訟也是跟公權機關打對手，向來以勝訴難著稱。甚至某直轄市法治白皮書公開宣稱，該市行政機關連續十年行政訴訟零敗訴。但就在日前，我收到了一份行政訴訟的二審勝訴判決。這個結果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

一、代理經過

本案源于紹X市生態環境局認定委托人的企業排污致土壤地下水污染，并稱已委托第三方編制修復方案、組織施工修復。當然了，相關費用均由委托人方M承擔。因程序及實體均疑點重重，M于2024年12月委托我向紹X市生態環境局申請公開共七項信息，包括：修復設計方案、風險評估報告、修復工程驗收報告、施工記錄、專家咨詢會議的專家名單和會議記錄、相關內容的專家評審意見及主管部門批復材料等。

針對申請，紹X市生態環境局對全部信息均不予公開。理由包括：“信息不存在”、“屬內部信息”、“涉及第三人商業秘密且第三人不同意公開”等。我們又代理委托人向紹X市Z府提起行政復議，逐項反駁紹X市生態環境局的理由。雖然我們申請公開聽證被拒絕，但是紹X市Z府還是撤銷了紹X市生態環境局的不予公開決定并責令其重新作出答復。此后，紹X市生態環境局被迫公開了部分信息，但仍對部分信息不予公開，理由變成了“信息不存在”和“屬過程性信息”。

為此，我和我的助理施金萍律師代理委托人向紹X市越城區法院提起行政訴訟。雖然代理團隊在庭審中有理有據、論證充分，但是一審法院仍然駁回了委托人的全部訴請。迫于無奈，我又代理委托人上訴至紹X市中級人民法院，并參加了后者主持召開的問詢聽證。問詢聽證結束后，我在我的微博和微信公眾號上公布了二審代理意見，并且錄制短視頻客觀說明案情原委。經過審理，紹X市中級人民法院撤銷原一審判決，判令紹X市生態環境局于判決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內，向委托人公開包括施工記錄、專家咨詢會議的專家團成員名單等絕大部分信息。至此，案件在二審獲得逆轉勝。

二、核心觀點

行政訴訟勝訴概率越低，對律師法律論證的要求就越高。不把道理講透，不把對方逼入死角，很難有勝訴的可能。在一審和二審代理環節，我們針對紹X市生態環境局的答復理由，提出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抗辯：

其一，針對相關信息“不存在”。我們從法律規定、合同約定、常識邏輯三個維度論證相關信息應當存在。這種應然性不完全等同于實然性，但至少有力證明了相關信息客觀存在的高度蓋然性。若行政機關堅稱相關信息不存在，那么就應當向法庭說明不存在的原因，作出合理解釋，而非簡單的重復不存在的結論。

更重要的是，我們指出被告單位未能盡到充分檢索義務。包括無法證明相關信息全部錄入到了特定的信息系統。即便全部錄入，因為檢索關鍵詞設置不當（設置了太多的形容詞和限定詞），也不能因為使用特定關鍵詞檢索不出就得出信息不存在的結論。在二審問詢臨近結束時，雖然被上訴人紹X市生態環境局允諾可以變更檢索關鍵詞，但鑒于其之前的傲慢和一審法院的盲目背書，我們堅持要求法院依法裁判，拒絕了法院的調解提議。

其二，針對部分信息屬于“過程性信息”。我們援引了相關法律規定及司法判例指出，涉案信息不屬于過程性信息。即便認定部分信息屬于過程性信息，也應當加以區別進行分別處理。我當庭強調，專家名單本身就是靜態屬性，不構成任何意義上的過程性信息。更何況，過程性信息也并非一律不予公開，而只是可以不予公開。在公共利益面前，執法部門需要做仔細的利益衡量。特別是涉案執法關乎環境保護等公共利益，相關司法解釋明確賦予執法機關較高的信息公開義務。本案的執法已經結束，過程性信息已經轉化為執法依據，依法當然應當予以公開。

當然，我們也實事求是的給法院留下了必要臺階。我們主張，如果法院認為每個專家在會議中的具體發言需要給予特別保護，以免影響專家發表不同的觀點從而損及決策科學性，那么也應當做區別化處理，對不涉及個人發言內容的專家名單、會議議程以及會議結論單獨予以公開。幸運的是，律師的代理意見幾乎全部轉化為二審判決的裁判理由。

行政訴訟與刑事辯護，向來是訴訟業務中難度最高的。近年來，我代理的行政訴訟案件上至國家部委下至基層Z府的職能部門，有贏有輸，總體還是取得了不少成績。典型的案例包括：因新能源車補貼代理某汽車公司訴財政部案、因商標續展糾紛代理某自然人訴國家工商總局商標局案、因企業分立糾紛代理某企業訴某省工商局案、因交通標識設置代理某自然人訴交通行政管理部門案等。

代理此類案件特別是涉企類行政訴訟案件，不僅需要律師做好扎實的庭前準備工作，而且需要律師洞察社會并靈活運用訴訟策略。畢竟，很多案件并不一定要獲得一紙勝訴判決，而是要推動相關問題的解決、最大程度爭取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時，提起訴訟只是為了創造一個對話談判的場域，累積一方的談判博弈籌碼，從而推動相關訴求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