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導演翁子光：放輕身段、守住表達，一部一部慢慢往下拍

選題上，翁子光有自己的尺。雖然對奇案頗有興趣，但他看的從來不是案情夠不夠猛；真正要緊的，是破題的空間。香港比《爸爸》更駭人的奇案有的是，可一旦只剩下純粹的惡，沒有任何可探討的余地，他就不碰。

作者：小杜????????????????????????????????????????????????????????????????????????????????????????????????????????????????????????????????????????????????????????????????????????????????????

編輯：倪蘭???????????????????????????????????????????????????????????????????????????????????????????????????????????????????????????????????????

版式：王威

翁子光與劉青云

2010年夏天，香港荃灣發生了一樁震驚全城的慘案。一個15歲的少年拿起菜刀，結束了母親和妹妹的生命，然后打電話報警自首。消息傳開，眾說紛紜。有人說他中了邪，有人猜他信了邪教，還有人翻出他愛讀的小說，認定是書把他帶壞了。在那年的輿論里，這是一樁透著邪氣的奇案。

翁子光最早也被這種說法吸引。可當他坐下來，聽那位幸存的父親把整個家的事情講完，心里那樁奇案的輪廓慢慢散掉。父親口中沒有邪魔外道，只有一個再普通不過的家，和一個很有教養、懂禮貌的孩子。聽完之后翁子光明白過來，他想拍的不是奇案，而是疾病與親情，是一個父親如何在生活變故后繼續把日子過下去。這次會面，也成為《爸爸》漫長創作旅程的起點。

借影片在內地上映的機會，我們和導演翁子光、出品人&聯合監制孫霏，聊了聊銀幕背后的歷程。

剝去奇案外殼后的父親

談起那次會面，翁子光一直記憶猶新。那位父親坐在他對面，沒有控訴或刻意渲染，只是把家原本的樣子攤開。在那份近乎平常的語氣里，奇案的外殼被慢慢剝掉，底下那個真正的故事才露出來，一個關于病、關于親情、也關于重建的故事。

外界始終追問少年的殺人動機，翁子光的答案很干脆，動機就是病本身。思覺失調會毀掉一個人的邏輯，很多人對于這個動機總覺得“不充分”，恰恰說明公眾對這個病有多陌生。這是他最想借電影傳遞的信息，也是他眼里這部影片真正的社會意義。順著這個判斷，他認定自己手上的是一副家庭倫理片的骨架，跟奇案那一類型關系不大。

片名也幾經斟酌。他一度想叫《家變》，后來覺得這太過抓人眼球，太強調那種突如其來的驚懼感。他更希望影片是一個父親對留下來的人的復雜心意。于是落到了最樸素的兩個字——爸爸。

很多人不知道，這個劇本最早是受人委托寫的，原定由別的導演來拍。翁子光寫完，劇本卻一直被擱置。他過去有句話，當導演是為了保護自己的劇本。為了這副骨架不被別人拍成另一種樣子，他索性把版權贖回自己來。

重新拿出劇本的時候，他也動過給它加點戲劇元素的念頭，想讓它更通俗好賣一些。可到開拍前，他又一樣樣地拿掉了。這是他寫過最滿意的劇本之一，幾番取舍，他還是選擇相信它本來的樣子。

而影片結尾的設計，則是導演的溫柔筆法。開拍前他重看劇本，怎么找都找不到一場父子出獄后一起吃飯的戲。他原以為自己寫過，畫面在腦子里轉了又轉，翻出舊本子才發現，從來沒有。時過境遷，他想給這位父親一個圓滿的收束，于是臨開拍補上了這一場，殘缺的家人終于能在一個尋常的日子坐下來吃頓飯，這是他遲到的一點心愿。

至于很多人關心的原型授權問題，在香港，本就沒有“取得兇案原型授權”這一說。真要這樣，許多新聞事件都沒法拍，難道還能向兇手買版權？他得到的是父親本人的同意。在父親看來，把自己這段命運講出來，或許能讓別人從悲痛里重新站起來，也能讓更多人正視思覺失調這個常被忽略的病。

三十四天的天意與真心

如果說案頭那十年靠的是判斷，現場的三十四天，翁子光嘴里反復出現的一個詞是天意。不過在他這兒，天意從來不是撞大運。那些偶然的高光瞬間能落實到畫面，離不開他和劇組人員的默契。

選角上，少年厚明的扮演者蘇文濤，是同事朋友的兒子，此前完全沒演過戲。這是翁子光有意的選擇，科班出身的年輕演員他也試過不少，可總覺得他們想法太多，反而蓋住了角色本該有的那股生活質感。他想要一個沒有表演痕跡的人，以此把最本真的東西帶進鏡頭。試鏡那天，蘇文濤整個人是懵的，心里只惦記著快點回家寫作業。后來聽說要跟劉青云演對手戲，少年的心氣才被點起來。

真正讓翁子光意外的在后頭。戲拍到快結束，蘇文濤才告訴他，自己的哥哥正是精神病院里的治療師。那些病人的狀態和細節，少年私下里早就做足了功課。翁子光當初找他的時候，對此一無所知。

翁子光與蘇文濤

這些未經調教的生澀與真意，也融入到了表演里。蘇文濤最早拍、也最難拍的一場，是法庭上陳述殺人經過那段。一個沒演過戲的人，一上來就要平靜地、像旁觀者一樣把那一夜復述出來，難度極大，劇組為它排練了很久。等到真正拍殺人那段，通宵收工后，少年坐進回家的出租車，一雙手還在不停發抖。翁子光說，正因為他沒有用“方法”，入戲反而更深。

而片尾父子試圖和解的那場戲，拍時已接近殺青。一路演下來，兩個人的感情早已處出了真東西。臨到現場，蘇文濤即興添了一句臺詞，說自己昨晚夢見了媽媽。翁子光當下就覺得，這孩子心里的念想比誰都重。這樣的意外驚喜，他在這部戲里碰到不止一回。

天意不只落在選角上，也體現在畫面里。木棉花就是一例。拍攝正趕上香港四五月的花季，鏡頭里總不經意帶到那一樹樹紅。有一回他和劉青云一起犯嘀咕，這到底是什么花，回家一查，木棉的花語竟是“珍惜眼前人”。他當即認定這是上天給的禮物，索性讓剪輯把花語直接打在畫面上。認準的情感就直接給出來，這也是他創作里本色的一面。

可靈光是一回事，能不能在現場接住，又是另一回事。父子隔著玻璃探視那場戲，他原想拍兩人的手隔著玻璃相觸，像《E.T.外星人》里那樣，可隔著玻璃根本拍不到手。攝影師提議拍影子，于是有了那個畫面，兩個人的倒影在玻璃上疊到了一處，明明被一層透明的東西隔著，影子卻挨在了一起。

說起來，對于劉青云的到來，電影本身就等了好幾年。劇本遞過去，劉青云遲遲沒給準話，因為那兩年他反反復復地讀，據說竟是整個演員生涯里看得最多遍的一個本子。中途也有資方來問，要不要先換個人，可翁子光心里一直有個執念。一直等到疫情快收尾，劉青云果然出現了。當第一次走進那座舊樓的實景，劉青云怔了一下，說自己像在做夢——他沒想到讀劇本時想象過無數遍的家，原來就藏在一棟真實的老樓里。

這也延伸到翁子光的個人特色，他偏愛實景。別人鏡頭里的香港常是熱鬧的煙火與市井，他想拍的卻是另一面，草根而老舊的那一面。四五月的回南天，墻皮上的霉斑，時不時落下的毛毛雨，這些才是他要的底色。片中唯一回到真實現場拍的，是荃灣公園。少年當年正是在那里被警方帶走自首。一個那么家常的所在，落下那樣一筆，那種空間感，正是翁子光想要的效果。

守住表達，等木棉再開

《爸爸》從文本上一看就是文藝屬性，所以無論行業冷與熱，它的融資從來都不輕松。看過劇本的人大多折服于翁子光的才華，也很愿意合作，可話鋒一轉，常常是同一句，你還有沒有別的賣點。

轉機來自香港電影基金，出品人&聯合監制孫霏說，影片拿到了可覆蓋40%成本、接近頂格標準的扶持。剩下的缺口，靠的是一群朋友，其中不少人是頭一回把錢投進電影里。

孫霏與劉青云在金像獎現場

采訪中，孫霏也在打破一個刻板印象，文藝片并不等于“便宜”。常有人覺得這部戲場景不復雜，又多用實景，拍起來肯定省事。在她看來，這恰恰是一部急不得的戲，得給演員時間相處試戲、醞釀真實。“最奢侈”的是，為了等劉青云的胡子自然長出來、求得最真實的憔悴滄桑，在三十四個工作日之外，劇組又生生多等了一周。在主創們心里，這一筆時間賬，是最不能省的一筆開銷。

翁子光的拍法，是幫著省的。他偏愛小體量小團隊，通常一個人身兼數職，把現場盡量保持輕盈。他的班底大多是合作多年的老搭檔，翁子光用粵語里一句“有粥食粥、有飯食飯”的說法去形容他的團隊——大家對預算和手頭資源心里有數，所以執行起來相當默契。

再往大里說，翁子光對眼下這個行業有自己的看法。行業自身的變革周期疊加人工智能的沖擊，是個很特殊的節點。商業這兩個字的定義正在變得模糊，一部劇情并不強的電影也可能突然賣座，而那份賣座往往是偶然的，沒有延續性。與其在外部包裝上砸錢，他更想把籌碼往深里收一收，從內容和創意里借力，反而可能做出更好的作品。這是他給自己的答案，也是他對這個行業的一點期待。

站在出品人的位置，孫霏要面對的是另一種現實。壓力當然有。路演的時候，翁子光偶爾會冒一句，不知道自己還有沒有下一部可拍。孫霏每回都安慰他：會有的，一定拍得下去。她心里有一筆賬，一個作品別太貪心，既想要個人表達又想要票房，往往兩頭落空。能找到真心喜歡這部戲的觀眾，達成某種程度的雙向奔赴，她覺得就夠了，剩下的交給天意。

孫霏與翁子光在實景拍攝現場

而選題上，翁子光同樣有自己的尺。他雖然對奇案頗有興趣，但他看的從來不是案情夠不夠猛。真正要緊的，是有沒有一個可以探討的角度，能不能破題。香港比《爸爸》更駭人的奇案有的是，可一旦只剩下純粹的惡，沒有任何可探討的余地，他就不碰。

在最后，翁子光說了一句讓人記很久的話。這些年，連“香港電影怎么樣”這個話題都快被說煩了，他不想再多說。處境難，是真的難。可他既不回避這份難，也不打算被它困住。他愿意放輕身段，守住表達，一部一部慢慢往下拍。

困難都會過去，木棉每年還會照常開。一個父親學會了在廢墟上重新生活，一個導演和他背后的團隊，也在不算景氣的年月里，找到了自己往前走的步子。這或許是《爸爸》在影片之外的另一重價值。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