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最大的中國企業家峰會，今年談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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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出海是一次中國生產力的遠航，是中國制造融入全球經濟的超級實驗，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到中國人經濟的一次躍升。”

文 /巴九靈（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

“今年上半年，企業實現增長的，請舉手。”

一片復雜難言的笑聲中，舉手者寥寥。

這一幕發生在第三屆出海全球峰會現場。臺上，吳老師演講開場，而接下來將陸續登臺22位演講嘉賓，從國策顧問、宏觀經濟學者，再到一線出海企業代表。臺下，坐滿1400名企業家，他們從中國、東南亞、中東還有非洲、中亞、澳洲特地飛到新加坡。

連貴賓室的志愿者都暗藏“大佬”。一位在貴賓室端茶送水的年輕人，剛從新加坡國立大學博士畢業，研究方向是鈣鈦礦。

這場峰會已經連續三年成為新加坡規模最大的中國企業家峰會，今年與會者人數再創下新高。線上，超過120萬人通過直播觀看，規模空前。主辦方華商出海產業聯盟也成為了新加坡政府從中國引入的首個國際聯盟。

今年峰會的主題叫“生而全球·為增長而出海”。在年中這個敏感的節點討論“增長”，本身隱含微妙的張力：IMF將2026年稱為“沖擊累積時代”。戰爭、通脹、能源問題交替出現，沖擊已然成為常態。吳老師則稱為“三周期疊加”：地緣格局重構、技術革命加速、國內經濟調整，企業經營進入前所未有的復雜階段。

而焦慮也似乎寫在這1400名企業家臉上：增長是否仍然存在，信心是否已經消散？然而他們的到場，又構成了一種回答：他們仍然在嘗試從外部世界重新尋找確定性。

信心，來源于先行者

首先為他們注入信心的，是同行企業家的經歷。

在非洲，楊濤的經歷幾乎是一種典型樣本。

2010年前后，彼時楊濤在華為非洲的機房工作。工作期間，他見證了移動支付在非洲土地上從無到有的過程。

隨后，他卻發現非洲人手里有了“電子錢包”，卻沒有地方花出去時。由此他迅速意識到，一個數十倍于國內增量的藍海裂開了一道縫。

辭去工作，他創辦了中非跨境電商Kilimall。

這是一場從零開始的墾荒。楊濤帶著一支毫無電商經驗的草根團隊，三名剛畢業的中國人、三名剛畢業的非洲當地人，憑著“無知者無畏”的膽氣入局非洲。

今天，Kilimall在非洲地區擁有了四個第一：中國第一家進入非洲互聯網和電商行業、第一家在非洲設立海外倉、第一個在非洲史上實現物流當日達/次日達，第一個在非洲實現100%在線支付的中國公司。

用楊濤對自己的調侃：“我的經歷在地理范圍上，是補充了全世界最后一片大陸，出海的最后一站。”

臺上楊濤分享著他的經歷，臺下的李敏頗有共鳴。李敏是HC packaging Vietnam總經理，他2004年開始在上海創業，做傳統的印刷包裝。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之后，他開始考慮在海外開辟市場。

從一人單槍匹馬到海外開拓市場，今天他在東南亞的工廠面積超過2萬平方米，員工三百余人。從“出去闖蕩”到“落地扎根”，如今他已定居越南，還將妻子和孩子也帶了過去。

當被問及給當下企業出海的建議時，他的回答簡明扼要，“一定要先出來。”

新疆人黃巍在峰會的縫隙接受了我們的采訪。這位在中亞幫中國企業找項目的創業者，在霍爾果斯創辦了一家名叫“出海通”的公司。

就像一個中亞版的“小敗局”，他把自己在中亞投資踩過的坑都搬到了線上，在當地建立了一支由“出海經紀人”團隊。每個人需要對負責的項目進行定期重新核驗。

項目是否真實、是否還在推進、有沒有發生變化，都必須持續更新。

“不能讓老板們出門前兩眼一抹黑，到了地方才發現是在給別人做旅游創匯。”

來到峰會，一是為了鏈接資源，同時也是扮演出海的先鋒哨兵：很多海外項目像海市蜃樓。看起來是真的，走近了卻是假的；今天是真的，半個月以后可能又發生了變化。

丘吉爾說，“勇氣是人類所有品質中最重要的，因為它保證了其他品質的持續。” 商業史上，許多偉大的果實，都長在未被開墾的險峰之上。在尋找增長的路上，最關鍵的往往是邁出第一步。

從非洲、到中亞、再到越南，楊濤、黃巍、李敏這樣的先行者，用各自的方式趟不同的路，同時也用勇氣給后來者提供了出發時珍貴的底氣。

先行者證明了路是通的，剩下的問題是：你要進入哪個市場、在什么節點、以什么方式進入。

“機會存在，但機會往往有時間窗口。誰先進入，誰就可能率先建立自己的位置”，華商出海產業聯盟理事長卓立說。

信心，來源于新能力

2024年，吳老師在最后一場年終秀上有一個觀點：“生而全球的浪潮與人工智能革命，是這一代中國創業者最重要的兩個百年機遇。未來我們兩只眼睛，一只盯著企業出海，一只盯著人工智能。”

吳老師強調：“今天我們討論企業出海。未來幾年，我們還會越來越多地討論AI Agent、組織創新、生產關系重構以及人工智能對企業全球化的影響。”

在實戰一線，AI、Agent等技術變革對出海企業的影響已經開始顯現。

飛書首席戰略官史志雋將其作用率先概括為三點：第一，解決人才問題；第二，復制成功經驗；第三，降低協同成本。

在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億緯鋰能經濟學與決策科學教席教授方躍的總結中，過去幾十年中國企業出海，本質上是一種能力的溢出。第一波是消費互聯網能力的溢出，中國互聯網和移動互聯網的發展推動了電商出海。

第二波是工業互聯網和產業互聯網能力的溢出，中國制造業幾十年積累下來的產業能力，形成了今天的競爭優勢。而AI時代將出現第三波能力輸出。這一次輸出的，不再只是產品，也不只是供應鏈，而是企業的智能能力。

吳老師則認為，“人工智能結合制造業能力，將會、成為本次出海的基礎之一。”

與此同時，在關于新技術革命的演進中，吳老師還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句話：“未來衡量一家企業的全球化能力，也許不僅要看它帶出去了多少員工，還要看它帶出去了多少‘硅基員工’”。

AI正在從提升效率的內部工具，逐漸演變為企業全球化競爭力的重要組成部分。

對于今天的出海企業而言，AI或許還不是決定勝負的關鍵因素，但它正在成為新的增長變量。

每一次技術變革，最終都會讓一部分企業重新獲得追趕甚至超越的能力：先行者有時間窗口的優勢，但新能力提供了彎道超車的可能。

信心，來源于抱團出海

這三年，每一年都在變化。

吳老師說：“從我第一次看到'生而全球'這個概念到今天，已經過去兩年多時間。這兩年里，中國企業出海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而我們也有幸成為這一輪企業出海浪潮中的一個參與者。”

變化之中，也有一件事被反復驗證：出海從來不是一個人的遠行，而是一群人的連接。連接市場、連接資源、連接合作伙伴。

在社會學中有一個“弱連接”的概念：信息往往不是通過強關系，比如家人、密友傳遞的，而是通過弱連接，熟人、泛泛之交擴散的。弱關系像“橋梁”，能連接不同的社交圈子，帶來新穎的信息和機會。

對于一家企業而言，增長鮮少發生在封閉系統之內。新的客戶來自新的網絡，新的機會來自新的關系，新的市場則往往來自原有經營半徑之外。

新加坡旅游局大中華區首席代表兼執行署長潘政志把增長的起點歸結為一句話：“對于企業來說，增長首先來自聯通，聯通市場、聯通資源、聯通合作伙伴。”

某種意義上，這也是華商出海產業聯盟組建的核心目標。

卓立分享說：聯盟成立初期的目標其實并不明確，因為出海產業鏈上有很多機會，從供應鏈金融、土地獲取到人才培養，各個環節都有大量需求。

但后來她想清楚了一件事：只做連接。把想出海的企業和能提供服務的企業對接起來。

“舉辦峰會和建產業聯盟，本身就是希望搭建這樣的連接平臺。”卓立說。

今年5月，華商出海產業聯盟、吳曉波頻道在杭州共同發起“華商出海”產業集群全球化中心，目前12家服務企業已入駐，目標是三季度達到50家。

而除了增長，另一層面來講，連接的意義也在于風險的提前規避。

一位現場的企業家朋友表達直白：“出海找增長，但不能還沒增長就被拍死了。”

正如吳老師所言：“今天的企業已經不再是一無所有的創業狀態。它們擁有資產、團隊和長期積累，因此每一次出海決策都需要更加謹慎。”

多了解一些市場，多研究一些案例，多認識一些同行，把風險盡可能提前識別，把經驗盡可能提前獲得。然后再理性出海、建設性出海、避險性出海。”

信心，源于趨勢

十年前，企業家談論“出海”，那還是一幅掛在天邊的航海圖，風浪未知，但寶藏隱約可見，誘惑與危險交織成一種令人血脈賁張的可能。

但2026年的今天，再談論“出海”，它很骨感，但并不性感。截至2025年底，中國在境外設立企業超過5萬家，遍布190個國家和地區，對外投資存量連續9年保持世界前三。而十年前，2015年底，這個數字是3.08萬家。

所以當出海從“勇敢者的游戲”變成一種企業集體意識，一個更現實的問題難以忽視：當所有人都涌向同一個方向，當敘事已經不再性感，對于剛剛出海或者還在猶豫的企業來說，機會還有多大？還來得及嗎？

峰會嘉賓、獨立經濟學家許思濤提供了一個獨特的觀察視角：經常項目盈余。簡單來說，這一指標反映的是一個國家儲蓄與投資的關系：當經常項目保持盈余，意味著國內儲蓄超過投資，多余的資金有能力流向海外，也就是通常所說的“輸出儲蓄”。

2025年，中國經常項目盈余占GDP的3.7%，低于日本、德國等主要出口大國。相比之下，德國在2016年盈余高達8.9%時，早已完成全球產業布局；日本在2025年經常項目盈余占GDP達4.7%，而其海外資產規模從1991年起長期位居全球前列。

對照德國、日本等主要出口大國在相近階段的經驗，這一數據意味著中國對外投資尚有充足空間，潛力遠未觸及天花板。

從國家層面的外部資本能力，到企業層面的收入結構，這種差距在微觀層面同樣成立。

當前A股上市公司海外收入占比約23%，非金融類約19%，而2024年美國、歐洲、日本上市公司分別達到40%、54%和51%。

差距本身就是空間。瑞銀預計，非金融類A股公司海外收入占比將從2025年的19%提升至2030年的25%。

這些數據對比意味著中國企業出海是一場洪流，它才剛剛開始。

結語

從功利性角度出發，企業出海往往是出于商業考量，為了營收、為了增長、為了市場。

但在兩天的峰會中，我們也看到了一些超出商業本身的東西。

楊濤的英文名叫“Tao”，他說這是“道”的意思。他的公司門口刻有一行字：共創中非美好生活。

峰會現場，他分享了幾張客戶曬單。

馬賽馬拉的一個家族部落里，有人用Kilimall買了一臺電視，引發了整個部落的沸騰。那是部落所有人第一次圍在一起看電視。

2014年楊濤創業前，當地老式32寸電視需要500美元；而依托于電商物流網絡的建設，今天32寸數字智能電視的價格是80美元。

一位烏干達偏遠地區的母親，通過Kilimall給女兒買了一件時尚現代的粉色連衣裙，照片里，小女孩笑容燦爛。

黃巍則希望，有一天自己的APP能夠關閉。在他的想法中，如果有一天所有企業都已經在海外扎根，每個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伙伴和網絡，不再需要有人替他們一遍遍驗證項目，那么自己做的這件事也就可以欣然畫上句點。

荷蘭經濟學家曼德維爾在《蜜蜂的寓言》有一個觀點：即個人的私欲和并非對社會有害，反而能推動社會經濟的繁榮和公共利益的增長。

蜜蜂采蜜的時候，并不是為了讓花朵結果。企業出海的時候，很多時候也并非為了改變世界。

但在更長的時間尺度里，新的商品、新的工廠、新的技術、新的連接，卻往往會超出企業最初的目標。

也許，這也是許多企業家在今天依然選擇出發的原因。信心不只關乎利潤，更是一種價值確認：在更大的世界里，自己的努力正在被看見、正在產生回響。

臨近尾聲，吳老師站在臺上，放慢語速，講了這樣一段話，言辭懇切：

“企業出海是一次中國生產力的遠航，是中國制造融入全球經濟的超級實驗，同時也是中國經濟到中國人經濟的一次躍升。

我們正在做一件前輩們兩三千年來從來沒有干過的一件事情。人工智能和企業出海是這代中國創業者的兩個百年機遇，讓我們奮楫其身，不辱使命。”

作者|田偉鳳|責任編輯|何夢飛

主編|何夢飛|圖源| VCG、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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