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億青年涌入職場！世行：空前就業挑戰，亦是全球最后的人口紅利

“就業是推動自給自足經濟、減少人道主義需求和創造商品需求的最有效途徑。”
——阿賈伊·班加，世界銀行行長（2025年）

世界銀行發布的《2026全球就業挑戰研究報告》報告指出，世界正面臨一場歷史性的就業危機。2025年至2035年間，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將有約12億年輕人達到工作年齡，這可能是世界有史以來最大的青年群體。就業是減貧、促進共同繁榮、建設自給自足經濟和增強社會穩定的核心。如何為這一代人創造足夠的就業機會，將成為未來十年全球發展的決定性挑戰。

一、核心數字：12億年輕人的“人口海嘯”

這12億年輕人將是EMDEs有史以來（也是本世紀余下時間預計）最大的青年群體。

報告指出，這一青年群體的分布正在發生根本性轉移。2000年，東亞太平洋地區占EMDEs青年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到2035年，這一比例預計將降至不足四分之一。與此同時，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青年人口自2000年以來已增長一倍以上，到2035年將超過3.3億。

二、三個地區的“峰值時刻”

各地區青年人口達到峰值的時期各不相同：

東亞太平洋地區曾在1978-1988年期間有近3.5億年輕人進入勞動力市場，這一經歷為其他地區提供了重要參照——大規模青年人口可以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和發展的強大引擎。

三、工作年齡人口的長期趨勢：撒哈拉以南非洲將占全球增量的四分之三

從更長的時間維度看，EMDEs在2025年至2050年間將新增約8億工作年齡人口（15-64歲）。其中四分之三將來自撒哈拉以南非洲——這將是人類歷史上任何地區在25年期間經歷的最大規模工作年齡人口增長。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作年齡人口在1950年僅400萬，到2050年預計將增長20倍，達到8000萬。

與此同時，東亞太平洋地區的工作年齡人口預計將在同期出現下降——與過去25年的增長形成鮮明對比。

四、“脫節”的就業增長：多數國家就業創造跟不上人口增長

報告指出，在大多數預計工作年齡人口將大幅增長的國家，近年來的就業創造速度未能跟上人口增速。

關鍵發現：

•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幾乎所有國家的工作年齡人口增速都超過了2010-2019年的平均就業增速
• 中東北非地區，近四分之三的國家面臨同樣困境
• 南亞地區，半數國家存在這一問題

報告還揭示了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在青年人口占比較大的經濟體中，年輕人口中“不在就業、教育或培訓中”的比例往往呈上升趨勢。截至2025年，EMDEs中約有2.4億年輕人處于NEET狀態——其中撒哈拉以南非洲從2005年的約3500萬增至約6000萬，低收入國家則從約2000萬增至約4000萬。

五、初始條件不容樂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起點尤其艱難

報告特別強調：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起點不僅比當前其他地區弱，甚至比過去其他地區在各自青年峰值期的起點更弱。

六、三大政策支柱

報告提出了一套以三大支柱為核心的應對框架：

支柱一：基礎性基礎設施

物理基礎設施：交通、能源、清潔水——經濟活動的“骨架”和就業增長的催化劑。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基礎設施投資缺口預計高達GDP的近10%。約25%的低收入國家企業將交通視為主要制約因素，超過40%的企業將電力視為主要制約因素——這一比例遠高于其他EMDEs和發達經濟體。

人力資本：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勞動力更能適應技術變革。低收入國家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約4.3年，而其他EMDEs為8.6年，發達經濟體為12.4年。撒哈拉以南非洲近一半女性缺乏基礎教育。

數字基礎設施：低收入國家僅約四分之一的人口能夠使用互聯網，占全球數據中心容量不到0.1%，占全球ChatGPT使用量不足1%。數字基礎設施的差距將直接影響各國從人工智能等新技術中獲益的能力。

支柱二：商業友好型營商環境

宏觀經濟穩定是基礎。制度質量在EMDEs中普遍較弱且未見改善。企業面臨的主要制約因素包括政治不穩定、腐敗和稅收管理。報告指出，改革在制度質量本就較高的國家更能有效促進投資增長。

支柱三：動員私人資本

私人投資增長與就業增長呈正相關。面臨青年人口激增的EMDEs中，企業將融資難視為制約因素的概率是其他EMDEs的兩倍。約43%的發展中國家中小企業面臨未滿足的融資需求。

七、五大高潛力就業部門

世界銀行集團已識別出五個具有大規模、韌性本地就業創造潛力的部門：

1. 基礎設施（含能源）

基礎設施投資既是直接就業來源，也是私營部門擴張的催化劑。撒哈拉以南非洲近6億人缺乏電力供應，每增加1個百分點的關鍵基礎設施公共投資，可在全球直接創造約700萬個就業崗位。可再生能源解決方案可同時解決能源可及性和就業創造問題。

2. 農業與農產品加工

農業占EMDEs就業的很大份額，低收入國家高達近三分之二。約5億小農戶構成了農業的主體。從上游投入供應到下游加工、物流和零售，整條價值鏈具有巨大就業潛力。數字化農業和“小AI”技術可幫助小農戶提高生產力，促進勞動力向更高效部門轉移。

3. 旅游業

旅游業是勞動密集型、可貿易的服務業，就業溢出效應廣泛。旅游業在EMDEs中約占GDP的10%，雇傭大量青年和女性，支持從酒店、交通到創意產業的高技能和低技能崗位。許多技能可在工作中學習——為首次進入勞動力市場的人群提供了可及的切入點。

4. 醫療衛生

醫療衛生既可創造直接就業，又可提升整體勞動生產率。在經合組織國家，約九分之一的就業在醫療衛生和社會服務領域。但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僅2%的必要工作者在醫療衛生領域——是所有收入群體中比例最低的。

5. 增值制造

制造業企業的平均用工規模大于服務業。制造業的就業彈性（0.8）高于整體經濟平均（0.6）。EMDEs的制造業投資偏重低技術領域，意味著向高附加值環節升級的空間巨大。能源轉型礦產的精煉和加工可幫助各國在國內創造更多價值和技術崗位。

八、AI的影響：機遇與風險并存

報告專門分析了人工智能對就業的潛在影響：

關鍵發現：AI準備度在低收入國家中最低。低收入國家占全球數據中心容量不到0.1%，僅約四分之一人口使用互聯網。這可能加劇數字鴻溝。

報告強調，AI對生產力的影響存在高度不確定性——樂觀估計可將2020年代全球潛在增長率提升至2000年代水平（約3.6%/年），而保守估計則僅為溫和提升。

九、五個國家案例的經驗教訓

報告詳細分析了五個經歷持續就業增長的國家案例：

澳大利亞（1994-2008）：勞動市場改革、工資制定分散化、養老保險改革創造國內儲蓄池。就業增長3.4%/年（vs 非加速期2.8%），就業率提升7個百分點。

智利（1979-1992）：宏觀經濟穩定化、貿易自由化、金融深化。就業增長3.3%/年（vs 非加速期1.9%），就業率從26.6%升至33.6%。

哥倫比亞（2002-2008）：基礎設施投資、財政整頓、勞動市場改革。就業增長3.5%/年（vs 非加速期2.0%），就業率從35.9%升至41.2%。

韓國（1986-1997）：人力資本投資、創新驅動、研發支出從不足0.5%升至超2%。就業增長3.0%/年（vs 非加速期1.3%），就業率從36.9%升至46.4%。

新加坡（2004-2014）：知識經濟轉型、高等教育提升（從22%到33%）、技術移民補充。就業增長4.7%/年（vs 非加速期2.2%），就業率從53.0%升至65.6%。

十、量化就業挑戰的三種方法

報告提出三種衡量就業挑戰的方法：

1. 青年法：僅關注進入工作年齡的年輕人數量（12億）——最簡單、最直接，也是報告主要采用的方法
2. 工作年齡人口法：同時考慮進入和退出工作年齡的人口（2025-2035年凈增約4.5億）——適用于更長時間跨度的比較
3. 比率法：結合就業率/勞動參與率等假設（約需2.7億新增就業）——更精細但不確定性也更大

三種方法得出不同的具體數字，但指向一致的結論：就業挑戰最嚴峻的地區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亞和中東北非。

這場就業挑戰的核心矛盾在于：需要就業的年輕人越來越多，而創造就業的全球引擎卻在減速。

報告給出的診斷是清晰的——全球潛在增長率從2000年代的約3.6%降至2020年代的約2.2%，投資增長疲軟、貿易增長放緩、地緣政治不確定性持續高企，使得傳統出口導向型增長模式更難復制。而AI等新興技術既帶來希望也帶來風險。

但報告同樣給出了理由充分的希望。12億年輕人中大部分比上一代受過更好的教育，在那些成功應對過青年人口激增的國家（韓國、新加坡等）身上，可以找到可復制的經驗——投資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本、營造穩定的宏觀經濟和營商環境、動員私人資本，并聚焦于基礎設施、農業、旅游、醫療和增值制造等高潛力部門。

正如世界銀行行長阿賈伊·班加所言，就業是“將釘子釘入貧困棺材的最佳方式”。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更關乎12億年輕人的尊嚴、希望和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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