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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文
2026年6月23日夜,美國參議院以50票贊成、48票反對,通過了一項要求特朗普結束對伊朗軍事行動的共同決議。加上眾議院本月初以215比208票已率先通過同一決議,這是自1973年《戰爭權力法》頒布以來,美國國會兩院首次聯手,對一位在任總統的海外戰爭行動發出"叫停令"。
值得注意的是在53名共和黨參議員中,有4名共和黨議員投出贊成票。特朗普當晚在真實社交平臺上破口大罵:"四個共和黨叛徒和一幫民主蠢貨,在我最終談判的關鍵時刻捅刀子!這是背叛!"憤怒之下,有一個細節耐人尋味:伊朗方面隨即致電詢問白宮——"這意味著什么?"這個問題,其實也是全世界想問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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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這次不一樣
參議院此前就同類決議投票達九次,每次都在共和黨的微弱多數下鎩羽而歸。第十次為何成功?著要歸功于三張賬單的疊加。
第一張是財政賬單。自今年2月28日"史詩狂怒行動"開戰以來,美以聯合軍事行動已花費接近千億美元。五角大樓于6月18日再次向國會申請800億美元補充彈藥撥款。與此同時,特朗普提出的3000億美元伊朗戰后重建基金方案,在共和黨內引發強烈反彈——不少議員認為,打完仗再掏錢幫人重建,在政治上根本沒法向選民解釋。
第二張是民生賬單。戰爭直接推高能源價格,美國5月CPI同比上漲4.2%,汽油價格較一年前飆升近30%。在付出高昂經濟代價卻未見明確戰果的情況下,厭戰情緒正在跨越黨派邊界蔓延。路透社與益普索的最新民調顯示,超過半數美國人認為這場戰爭"不值得",僅有24%支持;特朗普本人的支持率跌至34%,創第二任期以來新低。
第三張是選舉賬單。11月中期選舉將至,部分來自搖擺州的共和黨議員已經看到了危險信號。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參議員比爾·卡西迪投下贊成票后直言:"這是美國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外交政策失誤。"對他而言,與特朗普切割,與其說是政治背叛,不如說是自我保全。
不過民主黨的動機同樣值得審視。民主黨多次推動戰爭權力決議,固然有維護國會監督程序的一面,但更多是借機積累選舉資本。許多民主黨議員本身同樣接受親以色列政治捐助,也并非真正的反戰力量。這次跨黨派"合力",本質上是各方利益算計的一次短暫交匯,而絕非真正的價值共識。
一張象征性的罰單
從法律層面看,這張"叫停令"約束力極為有限。"共同決議"在程序上無需總統簽署,特朗普也無法行使否決權,因此在嚴格法律意義上不具有強制效力。白宮隨即表態:這次表決"毫無意義",《戰爭權力法》本身就違憲。這一立場并非特朗普發明——美國歷屆總統,無論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幾乎都拒絕承認《戰爭權力法》對總統戰爭權力的約束效力。
1983年,最高法院就曾裁定,國會若要通過立法行為約束行政權,必須走完標準立法程序,包括提交總統簽署。僅憑兩院共同決議,從未有過真正迫使總統改變軍事政策的先例。
但這并不意味著此次表決毫無意義。民主黨參議員蒂姆·凱恩在投票后表示,這次決議已經為特朗普提供了“臺階"——一個體面結束戰爭的政治出口。或許這才是這次表決真正的戰略價值所在。特朗普要的不是被國會打敗,而是在“體面”的退出一場消耗巨大卻戰果模糊的戰爭。
伊朗贏了么
從戰場現實來看,此次美以聯軍對伊行動的戰略成果遠未達到預期。布魯金斯學會的系列分析報告直截了當地指出:特朗普出兵的目標是顛覆伊朗政權、摧毀核計劃、展示美國威懾力,但戰爭結束后,伊朗不僅保留了彈道導彈庫存,還獲得了霍爾木茲海峽前所未有的實際控制權,并將談判條件寫進了停戰框架。美國學者、前外交官理查德·哈斯將這份停戰協議直接定性為"伊朗的大勝"——德黑蘭換到了制裁解除、重建資金,換來了美國不干涉內政的承諾,甚至保住了代理人網絡的基本結構。
霍爾木茲海峽問題尤為關鍵。戰前沒有人預料到,這條航道會成為伊朗手中最有效的戰略武器。國際危機組織伊朗項目主任阿里·瓦埃茲的評語令人印象深刻:"美國本想阻止伊朗獲得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結果卻親手送給了伊朗一件大規模破壞性武器。"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直接沖擊全球能源市場,海灣國家損失慘重,而它們在戰前曾明確勸阻美國不要開戰。
此次戰爭打出了一個對美國而言極為尷尬的結果:伊朗以更加強硬、更不信任外部世界的軍事主導型政權替代了已故最高領袖哈梅內伊,而美國的區域盟友——特別是沙特、卡塔爾、阿聯酋——正在加速推進防務多元化和對外關系的再平衡。進一步的以色列-阿拉伯國家關系正常化進程,已經幾乎停擺。
國際影響
這場戰爭的地緣政治后果,遠不止于中東。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測算顯示,僅三個月戰爭期間,俄羅斯2026年額外出口收益即可達1610億美元,財政收入增加約970億美元,超過俄羅斯2025年全年財政赤字。油價高企成為普京最意外的一份戰爭紅利,直接延長了莫斯科在烏克蘭戰場的持續能力。
而布魯金斯學會的中國研究報告更用一句話概括:"美國和以色列打了這場仗,贏的是中國。"美國軟實力受損,與盟友關系出現裂痕,全球南方國家對華親近度上升;中國則抓住機會為泰國、菲律賓等國提供能源替代供給,填補了美國留下的空缺。
霸權的內在困境
這次戰爭權力表決所揭示的,不只是特朗普政府的一次政策挫敗,而是美國全球霸權運作模式面臨的結構性困難。
美國憲法的分權設計,歷來是總統戰爭權力的制度籠子。美國憲法第一條賦予國會宣戰權,第二條賦予總統軍事指揮權,《戰爭權力法》則試圖在兩者之間劃定界限——要求未經國會批準的軍事行動在60至90天內終止。但現實是,歷屆總統在"生米做成熟飯"之后,國會能做的極為有限。
這一次,戰爭已經打完,表決更多是一種事后的政治清算,而非對總統權力的實質制衡。但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內部的裂痕正在進一步增大:86%的美國人認為戰爭對生活成本產生了負面影響,72%認為損害了國際關系,65%認為危及了國家安全。這些數字,才是真正驅動共和黨議員"倒戈"的政治燃料。特朗普面對的是一個兩難:他需要展現強硬以維持MAGA基本盤的忠誠,卻又需要在中期選舉到來之前為經濟減壓、為戰爭降溫。
這場戰爭及其引發的國內政治震蕩,帶有某種"蘇伊士時刻"的隱喻意味。1956年,英法在蘇伊士運河危機中發現自己已無力按舊帝國邏輯行事。今天的美國,軍事優勢依然無人匹敵,但將這種優勢轉化為清晰政治成果的能力,正在被國內財政壓力、選民厭戰情緒和同盟信任赤字所侵蝕。
戰爭權力之爭,折射的是美國全球戰略調整期的內在困境:它仍想維持霸權,卻越來越難以說服選民為霸權買單;它仍會使用武力,卻越來越難以承受一場沒有明確收益的戰爭。這個困境,不會隨著美伊停戰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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