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劉強東在APEC工商領導人中國論壇上講了一段話。
他說:“將來都是機器人送貨了,根本不需要快遞員,但是我并不需要我們70萬兄弟沒有飯吃、沒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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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句話很劉強東。
前半句是判斷,后半句是表態。判斷是實話,表態有人情味。
不過真正值得注意的,是中間那個“但是”——在“不需要快遞員”和“不讓兄弟們失業”之間,他用了一個叫做“涅槃計劃”的方案來填補。
他介紹,京東將與全國超過120所學校合作,把70萬藍領員工送回課堂,接受技能培訓,學習機器人維修與保養。
基本的邏輯是,機器出故障還得人處理,快遞員可以從風里來雨里去的體力勞動中走出來,轉型為技術專業人員。
用他的話說,“技術讓生活更美好、工作更有趣,而不是剝奪人類工作的權利。”
這句話,我只能信一半。
先說能信的那一半。“未來不需要快遞員”,這一半是實情。
中國工業機器人存量從2021年的100萬臺增長到2024年的202.7萬臺,三年翻了一倍。新增安裝量占全球的54%,到2025年產量達到77.3萬套。
這些機器人主要集中在四個領域:汽車零部件、3C電子、新能源和通用工業。
這四大領域的就業人口加起來超過1個億。
也就是說,已經有1億員工正在或即將感受到機器人的沖擊。
物流運輸也是一樣。
礦山里的運礦重卡已經是無人駕駛,部分城市的出租車在試點無人運營,無人機和無人配送車正在多個平臺進入試運營。
劉強東自己就是物流行業的頭部玩家,他對這個趨勢比大多數人更清楚。
快遞員的崗位不是會不會被替代的問題,是替代的速度有多快、范圍有多廣。
制造業大國對這股浪潮的體感是一致的。
最近一年,國內高校畢業典禮上,校長和院長們幾乎無一場合不談人工智能,談學生該如何應對這波浪潮。
但談了,臺下反應往往很平淡——不是學生們不關心,而是就業難已經不是這一兩年的事了,再難還能難到哪里去。
焦慮積累久了,就變成了麻木。
但這波技術替代和過去有一個微妙的差別,過去我們討論機器換人,焦點是“一個崗位被機器搶走之后,人還能去做什么”。
這個問法暗含的假設是,舊崗位會消失,新崗位會出現,人要做的就是找到新崗位。
但這一次,也許更值得追問的不是“還有什么工作留給人”,而是——人正在做的這些事里,有哪些是機器無論如何也替代不了的?
不是替代之后去哪里,而是在替代發生之前,哪些東西從一開始就不應該交給機器。
這個問題,正好可以拋回給劉強東:你所說的“學習機器人維修與保養”,是機器替代不了的嗎?這個崗位本身,在下一輪技術迭代中會不會也被替代?
這就是我不能全信的那一半。
做一個簡單的推算。
70萬快遞員集體轉型做機器人維保,意味著什么?
不是京東養不起這批人,而是維保這個崗位本身,能容納的人數有上限。
機器人的故障率不會高到需要一對一維護,一個技術員往往能覆蓋一片區域。
就算把行業增長算進去,缺口也不會大到能裝下幾十萬人。
而且,當所有人都涌向同一條賽道——從各平臺到機器人廠商都在培訓維保人員,技能就從稀缺變成了過剩。
今天的熱門工種,幾年后可能和送快遞一樣擁擠。
這個賬,劉強東不可能沒算過。
所以“涅槃計劃”更像是一個表態。
表態本身沒有惡意——他確實不想讓兄弟們沒飯吃。
但當一家企業能給出的最具體方案是“把70萬人送去學機器人維修”時,問題的分量已經超出了任何一家公司能扛住的邊界。
替代不止發生在快遞業。它是結構性的。
農業里,無人機在噴灑農藥、識別果實成熟度、把山腰上的水果成筐吊運到山腳。
制造業里,一條曾經塞滿上百人的流水線,現在只需要幾個維護人員。
服務業——醫療、教育、金融、零售、翻譯、媒體——人工智能正在一個接一個地敲門。
麥肯錫在2019年做過一個預測,到2030年全球將有8億個工作崗位被自動化替代。
那時候的AI還沒有現在這么能打,今天的實際速度大概率比當時的模型更快。
但更值得關注的不是替代的規模,是替代的性質。
歷史上每一次技術迭代,舊崗位消失了,新崗位會冒出來。
馬車被汽車取代,車夫可以學開汽車——工具換了,方向盤后面坐著的還是人。
但這一輪有個微妙的區別:自動駕駛車輛不需要駕駛員。
無人機配送不需要快遞員。AI客服不需要接線員。不是工具升級了、人換個姿勢繼續操作,而是整個操作環節里,人不再被需要。
替代是換一個人來干。消失是沒人需要干了。
這是兩件不同的事。
這就引出了一個更現實的問題:如果機器人搶走了大部分人的工作,社保怎么辦?
全國人大代表、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去年提了一個建議:討論機器人和AI對就業的影響時,要考慮企業是否應該為機器人繳納社保。
他的判斷是,機器人和AI對制造業就業的影響幅度可能超過70%。
這個主張乍一聽反經濟學常識——社保從來是對人征的,對機器征收會影響企業效益。
但鄭功成的另一個身份恰好提醒我們,他不是不懂經濟,而是在提前探測一個制度缺口。
社保的本質是現收現付:收當前打工人的錢,支付當前退休人員的養老金。
當企業大量用機器人取代人工,繳費的人變少,領錢的人變多,這套循環就轉不下去了。
再往前推一步——大量失業的人靠什么消費?
沒有消費,增值稅、個稅、契稅從哪來?這不只是社保的缺口,是整個財稅體系的底座在被撬動。
這些問題不能細想,細想起來完全頂不住。
回到劉強東那句話。“未來不需要快遞員”,這是實話,我信。
“涅槃計劃”能讓70萬兄弟一直有飯吃,這一半我不太能信。
不是他不真誠,是問題的體量已經不是一家企業能扛住的。
我們從小被教了一個故事:機器替人干苦活累活,人就能去享受生活。
現實中正在發生的是:一部分人失去了工作,剩下的人要和機器拼性價比。
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快遞員還能不能送快遞,而是當機器人能送快遞、能擰螺絲、能寫文案、能看病、能教書的時代,分配規則需不需要重寫。
讓機器人繳社保,換個說法就是讓靠技術省下人力成本、賺到更多利潤的企業多承擔一點公共責任,國家再把這些錢轉移給被替代的人,或者直接用于全民基本收入。
機器人不需要消費,但生產出來的東西沒人買就是廢品。
經濟需要消費才能循環,如果錢越來越集中在不用雇人的企業手里,普通人手里越來越空,最后失去購買力的不僅是打工人,也是整個市場本身。
再大膽一點,聊這個話題其實是在觸碰一個更本質的命題:當生產力發生質變,分配方式需不需要跟著變?
過去幾十年我們習慣了“生產萬能論”,產能擴大就能解決一切。
但現在全球需求已經飽和,繼續埋頭擴大供給解決不了消費不足的問題。
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這是初中政治課本就講過的。
道理不復雜,只是做起來難。
說到底,技術從來不是問題。
技術只是把原本藏著的矛盾推到了臺面上。
以前不到三個工人繳社保養一個老人,這個賬還算得下去。
未來機器人干了一半的活,繳社保的人少了,領養老金的人沒少,中間那個窟窿不是機器人的錯,是原來的分配規則和新的生產力已經不匹配了。
東哥說“技術讓生活更美好、工作更有趣,而不是剝奪人類工作的權利”。
這句話的后半句是關鍵。不是“技術”,是“我們”。
讓不讓技術剝奪人的工作權利,從來不是技術自己能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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